诗歌报网站新闻中心（本站记者包打听）2008年1月10日据相关网络线报综合报道：2006年10月，肖铁主编的《思想者》(香港金陵书社出版)为纪念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推出了一辑“文革研究专辑”，该辑收录了学者章立凡、徐友渔、单正平等多篇研究文革的文章。这期《思想者》同时发表了叶匡政的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该诗发表后即在学界与诗坛引起强烈关注，有学者认为，这是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新诗对历史与政治话语最深刻的一次介入，由此表明中国新诗正在步入一个有历史观与价值观书写的年代。不久，此诗入选“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发布的“2006年度好诗榜”，由于同期推出的“庸诗榜”备受争议，一时媒体报道不断，也使“571工程”这样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语汇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随后，国内多家刊物发表了这首长诗，以表明对有历史观的诗歌书写的期待。这些刊物有中岛主编的《诗参考》2006年卷，老巢主编的《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5、6期合刊，道辉主编的《大型诗丛·诗》第12卷（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
当被问及为何会多次发表这首长诗时，叶匡政的回答很有意味：“界限是需要我们共同向前推的，你往前推一点，它就会向后退一点。新诗进入1990年代后，各种人为的界限越来越多，这种界限很多并不真的存在，而是一种‘自我恐吓’。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住进了一个侦察员，这个侦察员有时比那个界限还要严格，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发，自己吓唬自己。最后留给新诗的表达空间越来越小。这首长诗在一些公开出版物上发表，就是想提示更多的诗人或诗歌编辑者，其实新诗完全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话语空间中活动。这个空间需要我们共同拓展，因为诗人永远应该走在社会思潮的最前沿。而事实情况是，他们在今天远远地落在了很多社会学者的后面。”
这首长诗在国内刊物发表后，果然引起了很多理论家的评论。
诗评家张德明认为《“571工程”纪要样本》展示了叶匡政超凡的诗歌创作才华。善发惊人语的叶匡政，也能诗心独运，名目巧立，他在最无诗意的地方居然开采到诗的金矿。在这首诗里，叶匡政出人意料地将史料文本与文学文本嵌合在一起，在两种文本的参照和对话之中展开诗性言说，与此同时，通过使用不同的字体标示不同的内容，为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长诗中个人化的情感话语与公共化的政治话语穿插出现，象征着在遮天蔽日的政治空气中寻觅个体自由生存与独立思想空间的艰难与珍贵。在两种话语明确的对峙与冲撞之中，显示的是那个时代令人心碎胆寒的窒闷、荒谬和滑稽，在这种氛围下，独裁者、阴谋家、居心叵测者、蝇营小人，都现出了丑陋的原形。长诗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为各章标题来贯串全诗，这种充满神秘性的阐说框架，预告了文革专制政体潜在的某种无法逃避的劫数和灾祸。
吴投文的文章写道：……长诗通过黑体字和宋体字的交互使用，从僵死的历史文献中复活历史的真实与隐秘，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互为对照与对应的象征结构。在这个整体性的象征结构中，“我”是一个核心但却莫名的形象，联结着诗人非主流的历史观和诗人从自己的现实处境出发对现代人复杂内心体验的诗性呈现。因此，“我”是读者进入长诗一个非常有效的切口。那么，长诗中的“我”是谁？“我”规定着什么？“我”是作品的叙述者或所谓的“抒情主人公”，是诗人的自我形象，还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抑或审判者？似乎全是，又似乎不全是，“我”似乎是不同声音的混合体，是一个含混的代言者。含混的结果带来的是长诗的深度，使长诗中发出的声音缠绕在历史与现实的不同层面上，构成长诗歧义丛生充满矛盾的混响效果，这又形成长诗的复调结构。诗人对历史判断的含糊包含着对历史的深刻怀疑，诗中出现的大地、火、针、木头人、水、雷、电、风等核心意象，从象征意蕴上说都是宏大之物，但最终都归结为“空”。当诗人转而观察现实时，他同样陷入深刻的怀疑之中，历史的荒诞性和虚无感往往通过现实复写出来，而且被现实放大并进一步充实。在长诗虚拟的历史情境中，诗人同样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同时作为一个绝望的破坏者而存在。长诗化用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作为阐释历史和观照现实的基本框架，在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性联系中审视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精神沉沦，并试图探究其中的国民性因素和时代症候。长诗的最后两个部分大篇幅地照录《“571工程”纪要》的原文，以“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一句作为结尾，既是对历史的戏拟和嘲讽，同时也是一种破坏和消解，留下来的是一个恍惚的梦和梦的样本。
赵金钟教授评论道：《“571工程”纪要样本》的体式是一个奇妙的创造，叶匡政以其奇妙的想象力，完成了“一个文学实验”，“把一个被人们遗忘的文本，变成一个可以阅读的诗样本”（《“571工程”纪要样本》）。《“571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谋害其政治对手的实施纲领，其中充满了诡秘、严肃、紧张、焦虑、精密筹划与冲天杀气，体现了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血腥和社会现实的荒谬。它似乎给30年后的叶匡政带来了极大的诱惑与冲动，促使他站在21世纪的时空中，重新抚摩那早已熄灭了的历史狼烟。叶匡政的高妙处在于，他没有直接用手触摸，而是首先为那段狼烟设计了一个不致烫手的“盒子”，这就是他为历史文本构置的一个载体——诗的体式。它是一种体内有体、庄谐共生的体式——内层体式是1971年的“纪要”，它体现的是庄重、严肃与紧张；外层结构是2001年的“纪要样本”（叶氏为原“纪要”文本设计的外套），它体现的是诙谐、滑稽与轻松。两种体式像两个各自转动的齿轮，它们各自的转动可以构成一个相对自足的意义文本，而自转所形成的“齿轮”互切则又构成了一个新的意义文本。在这种新的意义文本中，原“纪要”所体现的历史的严肃与凶险变得轻松、滑稽与荒诞不经。这种庄谐相戏而形成的相反相成的体式给诗歌带来了惊人的内在和谐与巨大的伸张空间。
羊霞认为：作为文化记忆的危机的表达，叶匡政的《“571工程”纪要样本》有着非常特殊的现代主义的本土含义。有人认为阅读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事件”，其意义产生于“诠释之中”一一即约定俗成的诠释策略。作为诗人的叶匡政，他的《“571工程”纪要样本》机智地运用了这一点，并把两套诠释策略，两种阅读掺和在一块，形成一个奇特的诗歌文本，在锈迹斑斓的历史牢笼中解敷那头吃人的“怪兽”，并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大吃一惊。
霍俊明在文章中评论：当中间代中的一些诗人以长诗的方式来呈现个人化的历史叙述的时候，历史的光环就不能不消退，代之而来的可能是灰烬、疼痛、质疑、反问……尽管叶匡政声明“这是一个文学实验，没有任何政治、历史或其它方面的目的，也不牵涉对任何人、任何事的重新评价”，但是就是在个人文本和隐秘的历史文本的互相打开、甚至相互龃龉中所呈现的正是一个诗人对待历史、诗歌写作乃至个性思考的态度。
王永华则认为：这首长诗倾注了诗人丰沛的创作激情，和理性的深思。那么，诗人是试图要表述什么，或者用叶匡政本人的话来讲，是要“拼贴”出什么来呢？我认为浮动在整首长诗的氛围中的，是无“人”之“物”。诗中模模糊糊走动的，是一群物化/政治化的单面 “人”，裸露在失去了天空的大地上。也许可以不无理由地将这首诗读作1970年代中国版的《荒原》——《荒原》的物化主题是资本，其结构也因此体现着无以名状的繁复；这首诗的物化主题是政治；资本与政治在世界的东西方以文明和进步的名义遥相呼应——世界物化了，生活物化了，人成了“木头人”：资本的木头人也好，政治的木头人也好，境遇各各不一，命运庶几相同。正因为是一群“物”在忙碌不安地动转，因此“剑拔弩张”的“571工程”在这首诗中彻底“崩盘”，沦为游戏。所谓“571工程”纪要放置在文本中，不过是诗人拼盘中的底料，他要藉此表达的，则远远超出了该原始文本能够承受的限度。或者说，叶匡政玩了一把无明的火，文本因此在岁月中发酵。
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叶匡政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无疑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奇特的诗文本之一。叶匡政前段时间，也多次对文学与诗歌发表言论，他认为：“我们的诗人正在成为‘温室中的诗人’，他们成了这个社会最安全、最少异议的知识分子，他们好像被关在了文学的这座监牢中。由于他们在大学、媒体、作协、政府等公共机构中的职位，他们变成了一群听话的孩子，自觉地把自己禁锢在文学这个狭小的领地。……诗人绝不是温和的文学技术员。他们要活跃、独立、激进，他们要有献身精神，不趋附任何利益、权利或权威。他们不能逃避现实，不能只满足于诗歌奖、学位或协会的荣誉，更不能成为体制中的机器人。他们要在一切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言，他们的发言可以不拘形式，重要的是激起公众对社会的思考……我认为诗人就是一种质疑的力量，是这个时代的良心，代表了大多数无法言说的民众的自由意志。”从这些作品和言论中，我们会感受到一个不同于过去时代的诗人形象正在诞生，这个形象也正在呼唤诗人们走进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来构建这个时代的诗歌与诗人形象。
200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对于刚刚走出90诞辰的中国新诗，2008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的诗人，我们的诗歌更应该做什么？这都是诗生活网站在2008年新年之初，组织讨论叶匡政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的目的。我们期望通过对这一个奇特的诗文本的讨论，开始诗人们在2008年新的诗歌征程。我们期待2008年会发生一些与过去两年完全不同的诗歌景象，我们期望它是关于诗歌文本的、关于诗人良知的、关于话语空间的，关于中国的历史与未来的……
叶匡政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目前正在诗生活等诗歌论坛作为话题讨论中。
·诗歌生活讨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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