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岛和诗歌节

 　　　　　　　胡格 戴甜|文

　　北岛不仅以他的诗作影响诗坛，自1978年创办《今天》杂志以来，更是诗坛的组织者与活动家。2007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学后，他创办了中国最重要的诗歌活动之一——香港国际诗歌节。从六年前第一届诗歌节开幕以来，已有几十位在国际诗歌界享有盛誉的诗人受邀参加，为中外诗人的交流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由诗人北岛主持的第三届香港国际诗歌节，11月24日晚闭幕。闭幕式也是朗诵会。会场是开放的，观众无需凭票进场。没有演艺界明星，也没有政界人物，省掉不少繁文缛节。开场前，北岛露了个脸，灯光熄灭，他便消失在黑暗中。

　　距离1979年北岛和朋友们在玉渊潭公园第一次开朗诵会已经过去了35年。那是早春，观众围成圈儿，“最外圈是警察，警服刷白。”他在一篇以《朗诵记》为题的文章中写道。同一篇文章他还回忆了1986年深秋在成都参加诗歌节的盛况：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听众照样破窗而入。他们冲上舞台索要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那时的诗歌写作讲究铿锵有力，像我的《回答》，朗朗上口。那与其说是朗诵，不如说演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当年的公园朗诵会如今搬到香港的街道。本届诗歌节的一大创新是“诗歌电车行”。组织方安排29辆在港岛运行的电车，在车内张贴中英文对照的诗歌。这些1904年便投入服务，已经在港岛行驶了一个世纪，被市民称为“叮当车”的电车，第一次迎来了操着不同语言的诗人。

　　这是64岁的北岛病愈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活动。“诗歌组合电车，是想要表达诗歌和城市的融合”，北岛说。他居留海外期间，多次参与这种集体阅读活动。“由于车厢拥挤，一旦你被卡在某个角度，那非读不可。”

　　北岛曾把诗歌和诗人引发的疯狂解释为时间差：那是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错戴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然而，正是在商业浪潮反复冲刷的香港，这种去除商业化的活动才成为可能。

　　“诗歌节和商业是分开的，也不受到权力的影响。”在香港四季酒店，北岛向财新记者勾勒了筹备过程。“2009年，第二届香港国际诗歌节主要靠利希慎基金会的赞助，这次第三届诗歌节主要得到周凯旋基金会的资助。基金会有基金会的规矩，只要认可了总体设想和具体方案，就不会干预操作。你不需要担忧某个官员、地产商或煤老板会伸出看不见的手。”他说。

　　“香港的另一优势在于，法治社会，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媒体的透明度，这是香港诗歌节关键所在的平台。最初时的总体设想，首先要建立独特的平台，我多年来汲取各种国际诗歌节积累的经验，一步步往前走。”北岛继续解释说。

　　不同于其他诗歌节，香港诗歌节特别强调诗歌作品的翻译与出版。第一届诗歌节就出版了多语种诗歌合集，进而从第二届诗歌节开始，又为每位国际诗人出版一本诗歌单行本，包括中英文及可能另有的母语，即双语或三语版本。系列袖珍本设计精美，读者可放在口袋随时携带阅读。第二届诗歌节有21本诗歌手册，第三届有18本，还制成套装，便于收藏保存。

　　北岛周围，赞弹皆有。还好，毕竟是香港。他曾在散文集《青灯》中写道：“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

　　“如果全球化是大陆，诗歌就是岛屿，全球化的时代在政治、语言、文化、宗教各个领域充满交错、差异与对抗，特别是为了突出诗歌的精神指向。” 北岛以此诠释了“岛屿或大陆”这个主题的由来。

　　在评价这一系列活动时，北岛说：诗歌应该成为一个事件。

　　属于北岛的诗歌事件已经持续了35年，希望它还能持续更久，走得更远。

　　“诗人永远年轻，可惜世界衰老了”

　　问：香港国际诗歌节已经举办了三届，哪些诗人会受到邀请？

　　答：推选国际诗人大致相当于“情报工作”。在海外多年，参加过至少几十个国际诗歌节，对国际诗歌的整体面貌相对熟悉，对具体诗人也有直观了解，同时也知道谁是好的诗歌鉴赏家。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不断扩大调查网络，再在筹委会内部反复阅读、讨论、判断、筛选。这个过程十分繁复。诗歌节两年一度，而这项工作数年间几乎一直在做。做的人还会发现，是存在某种相对公认的“标准”的。每届诗歌节各有“重心”，不同地区和语种诗人构成差异和平衡。第三届诗歌节主要以中青年诗人为主，注重小语种在国际诗歌家族中的贡献，即使对英语这样的大语种，“主流”语种，也强调多元化，例如本届英语诗人中，就包括澳大利亚诗人、加拿大诗人、华裔美国诗人和英国威尔士女诗人。

　　与每隔一年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并行的另一个项目，是“国际诗人在香港”项目，每年分别请两位世界级诗人参加香港的一系列诗歌活动，与最优秀的译者合作，为每位诗人出版牛津版双语对照诗选。第一位来香港的谷川俊太郎，就是世界级的日本诗歌大家。1998年年底在东京，他曾和另三位日本诗人与我和芒克一同参加《今天》创刊20周年朗诵会，诗歌渊源可谓深厚。

　　“国际诗人在香港”三年内邀请了六位世界级诗人，除谷川俊太郎外，还有迈克·帕尔玛（美国）、加里·施耐德（美国），卓戈德莫申科（俄国）、阿多尼斯（叙利亚）和特朗斯特罗默（瑞典）。与世界级诗人的作品相匹配的是最优秀的译者，包括田原、黄云特、西川、刘文飞、薛庆国、万之。原文和中译对照的牛津版诗集很富挑战性。“国际诗人在香港”项目的下一位诗人将是法国最著名的诗人博纳富瓦，译者是旧居巴黎的陈力川，明年3月下旬将举办一系列诗歌活动，包括工作坊和朗诵会等。博纳富瓦已90岁了，身体还算硬朗，但愿他能来香港。

　　问：这次来的诗人似乎岁数都挺大了。是因为三四十岁的诗人群体还没有达到老诗人的境界，还是本身基数少？

　　答：大概是记者太年轻的缘故吧（笑）。这次来的18位诗人中，多数三四十岁，少数二十来岁或八十来岁，后者例如阿多尼斯。这样杰出的诗人，是超越年龄的。某种意义上，诗人永远年轻，可惜世界衰老了。

　　问：最近一期《今天》杂志有篇文章提到：当诗神清点着自己的孩子，死神也清点着同一群孩子，所以他们常常结伴而行。这是时代使然，还是说，诗人作为高度情感化的人群，生命之火燃烧得更快？

　　答：我相信这与时代有关。“二战”前和“二战”中，大批优秀诗人早夭，那是动荡年代，他们的寿命和才能往往成反比，好比陨石燃烧。和平年代，不少长寿的诗人靠内在的生命力推动自己。

　　问：中国上世纪80年代冒出来的代表诗人，比如海子、顾城、骆一禾，都是年轻时代的诗被人记住。是不是正是因为生命突然中断，这种中断反而成了价值的一部分？当然这么说不礼貌。

　　答：悖论中各有各的理由，但流行观点肯定不可靠。比如顾城的诗歌，中期和晚期比早期要重要得多。早期的诗比较甜比较幼稚，后来更复杂更富于实验性。他的悲剧永远定格在那个瞬间，这是无法假设的。假设他能活到80岁，我相信他可以写得更好。

　　问：“在宿舍里扔一个冷馒头，能砸到三个诗人。”这是80年代的笑谈。那时候政治在生活中占有的比例非常大，现在公共生活中政治的分量少了，年轻人和诗歌的关连度下降是不是也和这一环境变化有关？

　　答：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大跃进”“文革”时期，公共生活中政治的份量不是更高吗？诗歌说到底必须是美学和语言内部的革命，促成的因素复杂奥妙，不是单一的。

　　问：你现在组织的这些活动，听众、观众们的年龄分布是怎样的？是老读者归来，还是新读者追捧？

　　答：我遇到过当年的读者，有商人，有官员，他们仍然谈论诗歌。这和各自对青春的回忆有关。我也遇到年轻的读者。前不久参加中文大学的诗歌活动，叫“北岛之夜”，来了600多学生，都是年轻人，当然这和大学的环境有关。可是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是普遍的。诗歌毕竟还是和热情有关，适合正处于青春时代的年轻人。

　　诗歌的本性是小众的。诗歌是青春的机会，青春也是诗歌的机会，但谁也不拥有谁，谁也不保证不错过谁。对你的问题，我只能说，一些青春比另一些青春运气好。

　　问：在香港举行活动，是因为你人在香港，还是说本来希望在内地，只是因为被条件所限？

　　答：我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