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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14-07-26 09:29:45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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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踪迹” 　　无论文本是制造的，还是从承袭的母体上取出的残肢碎片，“踪迹”在文本上面显露，但文字是通常意义上踪迹的一个代表。或者说是某类文本的提示与显现，它不是踪迹本身。这是后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提出的有关文本结构主要概念之一。用它去分析当代中国诗坛几位先锋诗人的诗，我相信除了解构之外，还能猎获一种话语技术反省的快感，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能起到一种拆除和阐释流行的符号的作用。　　当今世界除了文本，一无所有。我们在诗歌创作的发展上看到了两种趋向：一是诗人在已形成的语言结构里面按照流行已久的逻辑进行创作，即他们任由前辈诗人纷繁的创作方式和系统支配自己的创作实践活动；二是一些先锋诗人探索过往的流派的风格，各类学科的交叉纵横，信息的立体吸取，拆毁已构成的诗学雕堡，把未说出的东西（最新意义的捕捉和物质的分延）作为未说出的东西揭示出来，也就是说这些先锋诗人首先囊括，其次夺取和侵吞传统的遗产，最后踩向荆棘之路。每一个诗人身上都有前辈诗人的思想的“踪迹”，语言和话语发酵的膨胀，同时自己也留下话语开发的“踪迹”，接着把若干绵延不绝的“踪迹”丢给读者，让读者逼近“踪迹”符号所承载的空缺的意义，也就是读者利用自我的经验和锤炼的智慧进行完满性的替补。张岩松先生最近创作了一首诗《出租车》，全诗引用如下：出租车为了找回自身/空荡地行驶客人们站满了TAXI车站他们被归还了走路的天性/出租车在卖弄/停下来大众汽车/整日整夜接客/她的器官红肿/没有同情地/晨霜轻轻地降落/对她说：/你这个白痴/人们会扔掉/马路上的漂浮物/就是破旧/没有私家靓车会抢/垃圾箱里的位置/影子被新的车子填空/无天性的人捉住/它毫无目的模样这景色/会在艺术馆里/一尊雕塑上看到大众牌汽车/一直在转悠/她的呻吟声/持续地表演着/她对自己手淫/当单调、枯燥上来/排成一个长队/于是有声音传出：/我们卖啊，卖啊/我们是贱贷一个在TAXI站在汽车客人哗啦一下钻出来/软软的座垫/透明的窗子/她有足够的骚味/使两个胴体依偎一些汽车在行驶中/充满了性感一些客人把汽车占用了太久她有霓裳之美/客人用坐姿鼓掌” 　　按照文本所用言语，此诗提供了一种经验的复述，单一的理解会发生歧义性。在这里张岩松先生逮住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却复杂的概念。一个陈述总是由与其他同处一个层次上的另一事物的特殊关系所确定的，亦即涉及到属于陈述本身的任何其他事物，而不是涉及陈述的意义或成份——表层意义是指：出租车的当代出现。做为隐喻，出租实际是当代社会合法且被人们滥用的概念，或者说人们对出租的认识已经麻木，只有出租车自身处于一种惊痛之中。而同样创造和运用出租含义的人类，自愿的、毫无戒备的“排成一个长队”挥霍出租和被出租典当。但“它”始终是一尊雕塑。“踪迹”留下，占用“踪迹”、细察“踪迹”、品味“踪迹”的人，必须在经验的取舍中寻找延伸之外的意义。读者的替补在阅读该首诗时尤为重要。我们都拥有过打车的经验，都在场经历过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的过程。当我们读这一首诗时，我们回味在场的感觉，或者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体验，它并合和堆积当时的在场。问题是：当张岩松先生把他对出租车的概念的深入和解析呈献出来时，剩下的某种隐藏在诗的内部的“缺项”就需要读者去“填补”了。另一个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诗人伊沙，在他1991年创作的诗《车过黄河》中我同样看到了一种对“踪迹”的白描，全诗引用如下：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作眉檐/眺望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通篇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是一次旅行的经历，但所包孕的意义绝非限制在“可见性”的陈述中。它里面潜伏着更深远的沉淀的反思。我们不能就诗人白描的“踪迹”去评判一种实践的语言，而应该由“踪迹”的产出去雕刻诗人相联的其它的多层次纹理。选择黄河、陈账；选择简单、反讽的语句，选择一处最普通的场景以及一个“明显的事实”过程，繁殖出人人看得见听得到的某种现代社会管制下的对权威和制约的反判，它是时间的养育和选择意义上的反叛，是平民化的拔高和回归。至于张岩松先生、伊沙先生诗中的缺项意义的培育和接受，延异和替补将在下一小节中论述。再另举三位先锋诗人的作品以剖析“踪迹”的去留与“踪迹”本身的过滤是如何结合了诗人们有意义的剩余的。余怒写于1993年的一首诗《埋葬》，“一个女人的青春几乎是圆的/当她醒来，在泳池里丢了一只手/黑发在花园里埋了一半风一节节僵硬，感觉不出/甚至超过她的体重身后一群鳄鱼/压力来自泳姿圆坛里收藏着她说过的话/去年一年的梦，还有眼泪/她走在大街上，身上的水丁丁当当”可能是余怒先生有感于某个女人，由此推演到女性全体，从青春的“踪迹”中找到了同类的“重影”，并且解析了她们过快地成为别的某种陈旧与觉醒并列的过程，这里面有女性共生的移动，即现实生活中姿态和物体首先存在在那儿，如果拉扯出来，她们将成为埋葬自己的干巴巴的物体——一具陌生的时间捆扎、表面原封不动的躯壳，是时间摧毁的梦和眼泪。　　作为女性诗人，巫昂女士关注的是人类绝对的一半的所遇“问题“的意识的觉醒，在她的两首诗中呈献了当代女性觉醒后留下的对应于男性空间而存在的女性情感的再次分配。《凡是我所爱的人》“凡是我所爱的人/都有一双食草动物一样的眼睛/他注视我/就象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最后一朵》：“奇怪的果子/长满眼睛的果子/你吃它/它看你一眼/你亲吻它/它又看你一眼/你丢弃/它最后看你一眼。”首先我们能感觉到这两首诗在感觉上与感觉有所区别的东西：女性从历史的痕迹脱胎换骨的新的打开，一种积极主动的爆发性反抗（反抗男权还是社会定见？），一种把语境推向女性更广阔的区域里进行审视的复杂的憬悟，或者不仅仅是被动的存在，而是文化和符号的新的运动的结果。女性不再是艺术品，而是有自己的欲望、权力、知识的“秩序”，是彰显内在灵魂的镜子。但同时也遭遇到了男性社会的冷遇和规训笼罩下的忽视，正是由于此，巫昂女士在自己创作的大量诗歌里，把女性的各阶段的苦痛、麻木、感情交付和感情驯化，在性别歧视的社会语言群体，人们“创造”出来的女性信息低俗的点，以及诸如幻觉、男性压制、女性身体里的变动常项等等均作出了蜷缩和抨击性的描绘。　　叶辉先生的《遗传》：“我上班的地方/有一张五十年代的办公桌。平时/我把脚架上去/当有人来时，我就移开/让他们看/桌沿上的压痕/一道很深的/腿的压痕/人们往往会惊讶道/如此逼真/而我告诉他们/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缘故/还有其他人/它以前的主人，是/集体创造/就像楼上那个女同事/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那也同样不是她的独创，那可能是她母亲的/也可能是她祖母的/甚至有可能/是我爷爷的一个伯父的，它们一代接着/一代。”我们选择日常生活中的隐喻，其实，我们趴在一张有年代标志的桌子上时，这张桌子不是我们选择的隐喻，我们就是隐喻，桌子就是隐喻。事实上桌子的大量存在（主要是时间意识的储存）源于桌子所经历的时间性，它蕴含着一个潜在的或者潜伏的内容。这个潜在或潜伏的内容（缺项）使句子的意义在增加，形成某种“隐话语”，即真正内涵上的合理移动。在这首诗中，句子递给另一个句子，它们在陈述时间中流逝的人和物相结合的程序，它的机动性就把时间的大幅度内容压缩在对桌子独创的“踪迹”上。　　既然“踪迹”从哲学意义影响了先锋诗人的世界观，使得文本的存在超出了诗人的存在，但“踪迹”实际上反映到诗的文本上就是形象的踪影，是诗人经过一种和几种经验过滤后挫于笔端的动的影像，也是诗人在解构人生和自我。出租车是出租概念的“踪迹”，桌子是时间的“踪迹”，泳池和圆坛是女性变化的“踪迹”，列车过黄河是历史流逝的“踪迹”，草和果子是女性觉醒的“踪迹”。问题在于哲学上的笼罩和文本上的表达，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如何密不可分，又如何拆解，利用哲学去遮蔽诗歌本身应具有的抒事性和话语自己内部的结构，这是先锋诗人必须破掉的关卡、冲闯的垒城。在黄河上撒一泡尿是当代人的“踪迹”，同时又出现了“踪迹”的覆盖，这需要先峰诗人的解构自己创造的“踪迹”。它们已经形成的松散粒子在红色出租车、陈旧的桌子、列车驰过黄河、泳池和圆坛、吃草动物的眼睛里迫使“踪迹”再现，这就是“踪迹”遮蔽以后再呈现的状态，也就是形象本身在自述，锋芒横空出世。　　　　二、缺项　　“缺项”是先锋诗人们意义的会聚点。他们在创作任何一篇诗时，从不把意义赋承直托，而是潜游在语言和句子的空白处，那儿是一种意义的“缺失”，是“失语”的空白，更是陈述依据节省甚至亏空的原则进行读者的再次分配。当然这是沉淀（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到另一种沉淀的交替，前者是吸收，后者是分配和转化。因为可见性和再现的方式在变化，陈述本身也在更换着规则。张岩松先生的《出租车》第一揭示的是出租的使用和被使用；第二是借用出租揭示当代人的物化和非人格化；第三是提出当代人心灵的焦灼即空荡的概念，在贱卖的社会、消费的社会，人成为漂浮物，人失去了重心而只是依附物；第四就是如此景观，人们乐于占有并把它趋于美化。实际上出租车通篇未提上述内容，他只在描写物体（出租车），物体的移动，姿势的移动，作用的移动。物围绕人，人围绕物，人们相互之间摆动，意义在物背后摆动。当代人那种窘迫、矛盾和顽固的驯服形象和出租没有两样，红肿且又毫无目的。这并不是说这首诗中全是对污垢被虐、全然不知的描写，抽掉了美的原素，而是寄寓了作者对物的世界已经长得和人一模一样的时候而感到的一丝撞痛，深切的关注，只是它们蛰伏在马路这个缺项中、间隙处、断层处。伊沙先生把平民意识凸显而出，《车过黄河》留给读者的是互动的状态。我们可以删除掉他在表面层次的假“俗”，而应看到言外之意：一、人类只是知识的产物，历史的不同时期产生了伪善的虚构，伪善的崇高；二、敬畏的神话和事实的神话是有距离的；三、权力压制下的人保持着规矩的心态，但一经拆解，责任的主体都在变动之中，都是时间的俘虏；四、这首诗是对神化的祭坛的挑战，它让人回到人与人相等的定位中，只是知识的尺度不同造成了人的不同（即人的权力的配置的不同），没有特权，没有崇高的模式，有的仅是路过黄河时的同一种流逝。余怒先生对语言有其独有的放开、组合的能力，他让它们建立又拆散，一个句子和下一个句子如何从媒介物中找到兴奋点，幅射信息的跳动的句子，词与词之间形成阻挡又冲破这层阻挡。《埋葬》一诗宛如光滑的符号，其一，女人在青春时的圆形动态，表抒了一种浅显的朝阳意识，朦胧且美丽；其二，苏醒过后的掩埋，这里面有女人自身的生活剥离，有时间的磨蚀（时间中所含的各种侵入的事例，情感变异的因子等等），余怒先生用形象表示出来，丢了一只手在美丽的泳池，那儿是美丽的景色烘托着的小世界，但更大的世界中（花园）埋掉了一半，亦即埋掉了岁月中既年轻又弱软的成份；其三，这一切原因来源于风，来源于他物（鳄鱼），来源于他物压制之下的主体苟存的方式；其四，当她们用时间中的记忆去剪裁自我时，圆坛里全是美丽的水和梦话。然而她们不得不走在大街上，厕身于生活之列；不得不迫使所有的隐藏的活的思想一览无余。余怒先生的语言是呈扭曲状态的，它在实践中投资建立了智力纵横的工厂。他让句子承载了指示和暗示，承载了神秘和映照，承载了表象力的运行，而且错乱的嫁接和分散，暴力的联合，倾听出符号（语词符号）结合时的“另一种意义”，也就是“缺项”意义。巫昂的“缺项”是明显的，那就是对女性的精神、肉体活动空间的拓宽，或者说，女性自身价值的重新估量。从《凡是我所爱的人》可以看出，她对男性世界的警惕，甚至蔑视。但爆破点在最后一句，“不听话的草”，这里面有觉醒过后的反操纵和反约束，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制造的明净的阳光和空气。第二首诗《最后一朵》，“缺项”内容更沉静，也更智性化，从爱护、爱到抛弃，女性毅然与男性处于同一位置（事实也应是同一位置），离开和缠绕均是客观性的。在这里，巫昂的批判正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女人应当归属于谁或女人应当就是女人）的反思。叶辉先生把时间的流逝铆在具体的物上。先锋诗人们骨子里都是一些冷暖自知的人，只是他们的感悟在时间的长河中投放了太多的审视，或者象叶辉先生这样，把感叹丢弃只剩白描化陈述。他呈献的是对物的控制和一些物对人的控制关系，而物和人的关系都有自身的影子，时间的影子。《遗传》展示的是历史的过客过程，在这首诗中，我们都无权蔑视任何物品，因为所有已经存在的东西都烙上了时间的印记。　　所以说对于每一个“缺项”来说，都存在着诗人们的“位置”，而且是变动的“位置”。然而由于不同的诗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刻、任何空间内占据这一“位置”，“缺项”的底蕴又显示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过程的影响甚至泼染）。先锋诗人的作品在抒情问题上采取的是丢弃、粉碎和瓦解的方法，他们的“缺项”里只活动着有意识的无深度化和反现实，接受“衰竭”、“零碎”、“卑琐性”，认为它们回归了真实社会的真实发生的场景和片断，以无声的“沉默”瓦解自己和现实中大量发生的经验印模。利奥塔德曾说过：“后现代即是那种在表现自身时将见不得人的卑微性也展示出来的东西。”而另一些诗人却怕丢失诗中的抒情、美感和思想，以及个人营造的戏剧，惧怕的原因是思维导向的错误，唯恐诗中的表达陷入艰涩，唯恐作品没有文化和知识的内涵，唯恐读者的接受出现横阻。这种伪饰精神和美的代言人的欲望恰恰构成了诗的苍白高大化，伪善道德化暨泛理性化。一个是有意丢失抒情，一个是惧怕抒情丢失，致使文本在“缺项”内容上的呈现出饱满和虚空，诗的立体构筑和平面摊开因而就一目了然了。　　　三、话语　　当代先锋诗人都是一些孤独的奋战者。他们在物品暴政压制下形成了自己的话语。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把看似矛盾的语句引进了话语的平台上，要么呈献松散的平民化的语句结合，要么把语言的婚媾推到了极致。他们视语言“越文学化”，污垢就越多（这是贬义上的文学语言），而这种污垢——也可以说绿锈负载着大量的伦理意义。先锋诗人们处在焦灼的探索幽洞中，呈献的话语当然就体现了否认传统诗歌的一面，同时又面临差异的个体各占一隅的一面。他们强调变革，强调从哲学上解决人的“此在”问题，从表现形式上把诸如反讽、碎片、寓言的再利用、拟象社会的沉思、戏谑、当代割碎的场景的拼贴，甚至游戏等全都用在诗歌创作中。这当然造成了差异：有一如既往保持同一种风格的诗人，有不停地构建自我思想再去表抒的诗人，有把符号进行扩散化的诗人，有关闭自我依托物而存在的诗人。他们不停地否认自己同时又产生新的合成，再不断生成新的关系新的构成。他们的视点不是固定的、静止的，而是变动的、旋转的；话语是复合的，带有戏仿和变形的意味。他们努力揭示出平常习见的事物中的不可见性，也就是在冷静的分析过程中产生支离破碎的效果。话语最终要回到一种规则中，而规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大敌。我认为当代话语就是要张扬诗人的个性，就是要体现扭曲和变异，就是要敢于冒险，将人实验成物质的东西，把无意义与生活等同起来，把工业社会的污染与人的精神的污染进行错位和交接，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因为去意义化使得当代工业社会越来越阻绝人与人之间纯朴的交往，而恰恰在这裂缝中形而下的快乐成为主调性的卑微快乐，也是先锋诗人们要揭示的假的快乐，但是作为主体的内缩，先锋诗人与当代社会的人一样回归到平民状态，只是灵魂中聚积了更多的对当代精神、灵魂的变异、信息与知识社会人的偶像化的破灭、语言的碎裂和体裁的瓦解，这些都会揽于先锋诗人的笔下。这样诗人们与整个社会群体融为一体，只是在精神上成为时代最新的感觉器，是返回到人性部落中的敲钟人，是复数的和矛盾的本质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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