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皖文化整体观构想——《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叶匡政：皖文化整体观构想

文章来源：邮件来稿作者：叶匡政发布时间：2006-07-11 13:41:38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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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凡出一行，就有这一行的祖师爷。木匠做工，拜鲁班仙师。梨园演剧，后台神龛多奉老郎神。织工祭祀张衡，书吏以仓颉为祖。就是狭邪娼家，也供着洪刚神像，长髯伟貌，眉白眼赤，俗称白眉神。新诗问世未满百年，祖师爷却是大家公认的，为安徽绩溪人胡适。侨居美国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忆，“我们安徽”是胡适先生常挂嘴边的口头禅。唐德刚说来也是中国口述史的鼻祖，撰过《李宗仁回忆录》等专著，为安徽合肥人。我在安徽生活了三十多年，当时并无心探究“我们安徽”四字的深义。离乡年头不长，对这四字倒多了一些理解，想在这里提纲挈领地说说，姑且称之“皖文化整体观构想”。既为“构想”，肯定有些观点还无人说过。

安徽，取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命名。土著源于淮河正统，属和县猿人族裔，也有说是禹的后裔。唐时，属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宋朝，置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元代，设江东建康道和淮西江北道。明初，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直隶，后改为南直隶。清初，改江南省，康熙六年，即1667年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之始。民国沿袭。建国初，分设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后合并恢复安徽省。

中国素有“南蛮北侉”之说，安徽境内最明显。中国的文化、语言以长江分野，安徽地跨长江南北；中国气候以淮河秦岭为界，安徽又横跨淮河两岸。于是，安徽被划为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地域。淮北为平原，江淮主丘陵，江南多山，河湖港汊星罗棋布。由于安徽地貌复杂，风物人情差异大，轻灵阴柔的南方文化与雄浑阳刚的北方文化冲撞融合，交汇贯通，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文化形态。所以研究地缘文化的学者，并未像对待江苏、浙江、山东那样，以吴文化、越文化、齐鲁文化一言概之。长此以往，却反使皖文化呈神秘之态，一直未得到充足彰显。

文化有多种层面，有器物的、有制度的、有行为的，但核心却是思想。一个地域在思想层面的文化特征总是最难被认知，如思维方式、价值观、潜意识等等。文化无高低之分，但有强弱之别，皖文化的强势恰在思想领域，也是最难被揭示与探究的。若整体审视皖文化的历史与演进，皖文化集中呈现了中华文化之包容、中和、求真的精髓，它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强势文化群落，所以安徽多出开风气之先者与集大成者。正如梁启超说的：“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由历史沿革与地貌特征论，当代学者一般认为皖文化形成了淮河文化、新安文化、皖江文化三大文化圈，这一观点是准确的。但研究的思路多是将以上三大文化圈并置、比较，或争论高下，或择出其中一种为主流代表皖文化，这种研究方法因使用非历史主义方法，损害了对考察对象的全面认识。这三大文化圈在空间上虽是并置的，但在时间上的传承关系构成了文化体系的内部发展逻辑，是知识的线索。一种文化的兴起必和前一种文化的衰落有关，这种兴起与衰落是以思想层面的文化为考量依据的。若放弃这个客观的脉络，即放弃客观实在，是无法全面把握皖文化的。

正因为皖文化的中心在以上三大文化圈中的转移，使它不仅受到各区域原生态文化的滋养，也同时在移动中接受到其它文化形态的刺激与影响，使皖文化一直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南北文化的交融汇合，所需要的生长期要远远超过单一文化形态的成长与完满时间，这一点即区别了吴、越、齐鲁文化的整一性。淮河文化、新安文化、皖江文化的兴起与衰落均处在文言文时代，这个阶段只完成了皖文化框架内部流变的“起”“转”“承”三个时期，所以单一地研究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我们均觉得不够完满。进入白话文时代，皖文化才开始呈现出“合”之势，它的标志性事件是皖江文化的传承者陈独秀与新安文化的传承人胡适所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它是一次重要的思想革命，但对于皖文化这一整体来说，它只是“合”之肇始。“合”的生长期也许需要二、三百年，而“五四”迄今一百年不到，所以我们今天考察皖文化，也只不过发现一些“合”的端倪。

纵观世界各大文化的兴衰与特征，地缘条件都是较大的决定性因素。特殊的地缘环境，会给这区域的人群以极大影响。就拿气候来说，俄罗斯的寒冷，会让那里的人时时感受到自然的压迫，郁积于心，就形成俄罗斯勇猛阴鸷的民族性格。因冬季蛰伏的时间长，俄罗斯人便有了静坐凝思的文学气质。而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露宿的时候也多，远观星斗，近听恒河，自会感到生命的无常与渺小，于是会崇拜宇宙，诞生了印度教及佛教思想。

中华文化一直有南、北文化两大分野，只有诞生、成长在两大文化融合交汇地域的人群，文化形态的取向上才不会单一。而只有文化取向的不单一，才可能融会贯通南、北两大文化，成为中华文化新的生长点。从很多历史与文化事件，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证据。比如儒家两大学派“理学”与“心学”创始人程颐、程颢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他们的祖籍均在安徽徽州，这种地缘血脉对精神气质的影响，使他们成为影响了中国600多年历史的重要思想家。比如陈独秀、胡适发起的“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再比如四大徽班进京，催生了中国最成熟的戏剧样式京剧。为何会如此？这与皖文化“中和”的整体精神气质是相关的，这样的地缘血脉所养育的人群，也必有这样的精神气质。中国的地缘条件使中华民族有趋向“中和”的民族性，所以得到过中和的、融会贯通南北文化的皖域精神滋养的人物，一旦遇到合适的历史条件与其它因素激发，所形成的新文化或新思想，往往在中华民族能得到更全面的响应与更饱满地生长。

若把皖文化看作一个整体，便能清晰地辩识出皖文化“起”“转”“承”“合”的态势。淮河文化为皖文化之“起”，它是皖文化的本源。新安文化为皖文化之“转”，它完成了皖文化的“治学”阶段。皖江文化是皖文化之“承”，它是皖文化的“返朴”时期。“五四”迄今的新文化为皖文化之“合”，也许还需二、三百年之发展，它是皖文化“归真”时期，皖文化整体与核心将真正得到饱满地成长与呈现。下面将分阶段、纲领性地描述皖文化的各个时期，使我们对作为整体的皖文化有个框架性的认知。

本源：淮河文化，皖文化之“起”

淮河流域水系发达，有100多条支流汇聚，它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相传“盘古开天地，血为淮渎”，说的是盘古开天辟地，血液流成淮河，毛发长为森林，骨架形成山脉，双目生为日月。经考古发现淮河流域的南召猿人，与周口店北京猿人同期，四五十万年前便打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明。20世纪80年代在淮河流域发现的贾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出8000多年前的栽培稻、刻有符号的龟甲、陶器与骨笛等，表明贾湖人在那时就创造了相当发达的稻作文化，而淮河流域是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被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原始第一村的安徽蒙城尉迟寺新石器遗址，则因其规模最宏大、完整的史前建筑和众多的农作物遗存，引起学界空前震动，展示了淮河流域原始农业5000多年前的灿烂文明。

《诗经》有诗赞美：“鼓钟将将，淮水汤汤。”淮河被称为“华夏风水河”。夏商始，历代帝王都派大臣祭祀淮神，祈求风调雨顺。淮河流域的先民被称为“淮夷”，《诗经》、《春秋》、《左传》都有关于淮夷的记载。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夷”的解释是：“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可见淮夷部落强悍、善射。淮河流域历史上便是南来北往、各部族迁徙往来的舞台，也是各大集团发生碰撞的地带，这决定了淮河文化具有多样性与包容性，特色鲜明，自成体系。

淮河文化进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首位代表人物应为庄子，约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国学大师钱穆研究认为，庄周为中国道家思想的开山大宗师。儒道两家，乃中国思想史的两大主流。儒家宗孔孟，道家祖老庄。钱穆在《庄老通辩》中资料详实论证了《庄子》内篇诞生应在《老子》五千言之前。先秦思想，儒墨两家较为早起，两家思想的共通之处，在其思想范围均偏重在人生界。而庄子晚出，其思想范围则转移了重点，以宇宙界为主。《庄子》论人生，全从其宇宙论中引演。所以儒墨两家多从人事来言天，而庄周则本于天道而言人，这是庄子思想的一大贡献。所以庄周说：“万物与我为一”。在庄周思想中，没有人与物的高下判别，也没有天与人的高下划分。可以说，庄子是最早反异化的思想家，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不物于物”，追求个体心声的绝对自由。据李泽厚研究，《庄子》内篇思想促成了后来中国佛教禅宗的诞生，对中国文艺发展更是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今日国外有学人比庄子于存在主义。这一切都说明了，庄子哲学确有其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深刻特色，道家思想在先秦哲学史上也因此居有“主干地位”。据历史学家钱耕森在《庄子故里蒙城说考辩》中考证，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可以说，正是以安徽人庄子为代表的追求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本体论哲学，构成了皖文化这一整体的坚实的思想根基。

先秦之后，魏晋玄学也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哲学高峰，它使庄子哲学在公众生活中得以真正发扬。玄学三宗之一的代表人物嵇康为魏谯郡銍县人，今属安徽濉溪，生活于223年至263年。他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娶曹操曾孙女为妻。钱穆曾论及魏晋玄学时曾说，“先秦诸子，自孔子至于李斯，三百年学术思想，一言以蔽之，为‘平民阶级之觉醒’。今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在魏晋玄学中真正从理论上反儒崇庄的，应首推嵇康。嵇康说“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又说“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正是他使庄子哲学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仅“竹林七贤”的故事对后代影响极大，而且他们的确忠实地继承和现实地表现了庄学。肯定自我第一，轻视外在标准，无论现实中能否做到，对当时中国哲学的发展都极其重要。对人格作本体建构的思想，不仅是嵇康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更成为皖文化精神气质的重要脉络。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位安徽籍诗人是不能不细说的，曹操与曹植，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说过“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重大变化，便是曹操和他的家族与幕僚兴起的。曹操给文学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他把过去的民歌、习惯上由无名作者写作的歌谣词，作为了自己的创作形式。汉代文人致力的文学为规模宏大的韵文——赋，对“轻文学”乐府是不屑写作的，虽乐府已有数百年历史。曹操勇敢地打破了此惯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乐府由市民的民歌，被定义为知识分子的诗歌形式，对文学来说是一次重大革命。自此，笨重的赋开始衰落，以乐府为节奏形式的、活泼的五言诗，成为中国文学主要的表现样式。陶渊明也好，李白杜甫也好，他们的创作都是在这一脉文学之流中诞生的，它的发端者就是曹操。所以每当后世诗歌失却热情时，以曹操为中心的建安诗人们，常常被当作热情的源泉来回顾。曹操，生活于155年至220年，本姓夏侯，字孟德，沛国谯郡人，今属安徽亳州。

他的儿子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位传奇人物。从六朝到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曹植一直是中国的诗神，直至杜甫、李白的出现。所以钟嵘对曹植的评论是“呜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陈思，即陈思王，是曹植作为魏皇族的称呼。钟嵘认为，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与圣人周公、孔子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一样，是至高的标准。李白曾诗赞“蓬莱文章建安骨”，而在建安文学中真正发光的，是曹植的诗。据海外汉学家论述“中国的抒情诗不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伴随着个人的名字，亦即伴随着诗人个性表现的主体性，从而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它的价值，这不能不归功于曹植。”

可以说自先秦至魏晋，淮河文化都是皖文化整体的中心，庄子思想诞生表明淮河文化开始兴起，嵇康之后标志淮河文化开始走向衰落。这样算来，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是淮河文化的黄金时期。思想上的代表人物为庄子与嵇康；文学的代表人物为曹操与曹植，他们共同构成了皖文化的思想与情感的骨架。由淮河文化孕育，在中国历代有重大历史表现的人物还有：管仲，春秋初期颖上人，为著名政治家与思想家，辅佐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著有《管子》；陈胜，秦阳城人（今属安徽固镇），与吴广发动起义，并建立张楚政权，后失利；张良，秦城父人（今属安徽亳州），为刘邦重要谋士；桓谭，东汉沛国相人(今属淮北市)，著名经学家与琴家，著有《新论》；华陀，东汉末年沛国谯人(今属安徽亳州)，发明中药麻醉剂“麻沸散”，被后世誉为“神医”；鲁肃，东汉末临淮东城人(今属安徽定远)，为孙权重要谋士。刘伶，晋沛国人(今属安徽淮北)，“竹林七贤”之一；戴逵，东晋谯郡人(今属安徽濉溪)，著名画家；朱元璋，元未濠州钟离人今属安徽凤阳)，明朝开国皇帝。

由于淮河地处中国中部，历史上多次南北分裂对峙，多数都以淮河流域为界，形成拉锯式战场，加上不断的农民起义，此区域战争频繁。东汉以后，黄河又多次借淮入海，淮河水系和植被均受到较大破坏，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为躲避战乱，士家大族、硕学鸿儒纷纷向南迁移，人文传统自然也开始流失。晋之后，皖文化的中心开始慢慢向南移向新安江流域一带，皖文化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治学：新安文化，皖文化之“转”

魏晋之后至北宋以前，为皖文化的沉寂期，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来说，这500多年也相对平静。这段时间中国文学倒是得到了较好的成长。在思想领域，除佛学传播与禅宗的诞生外，并未出现新的思想高峰。人们常把庄子与禅宗联系起来，认为禅即庄、庄即禅，庄禅相通也说明了中国思想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包容力。皖文化整体经过漫长时间的调整，在思想层面上，也从庄玄转向孔孟，不过此时的孔孟思想已有了庄禅的影子。

旧儒学已丧失了活力，急需新的思想血液注入。进入北宋公元十一世纪下半叶，新儒家诞生了两大学派，它们的创始人为兄弟俩程颢、程颐。弟弟程颐创立的学派，由朱熹集大成，史称“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创立的学派，由陆象山与王阳明完成，史称“陆王学派”或“心学”。由此中国儒学思想形成两大分野，影响了中国600多年的历史。需要说明的程颢、程颐、朱熹祖籍均在安徽徽州，皖文化的地缘血脉影响了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也将皖文化带入了一个治学时代，徽州明清时期的繁荣可以说得益于文化的繁荣。

国内外学者于1930年代开始了对徽州问题的研究。1980年代后“徽学”概念广为传播，不少国家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1990年代后，徽学成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由于浙江淳安、江西婺源在历史上都属徽州，文化上同源同流，因此以它们所属的新安江流域来命名该文化圈，可打破目前行政界限，准确反映该地区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特征。昔日的徽州大体是一个移民社会，明代中期，新安“名族”84个，追本溯源，约80%以上来自中原地区，其中晋、南朝、及唐末避黄巢之乱移居人口为最多，所以说新安文化是淮河文化的南移，是有充分根据的。值得注意的是，淮河文化南下地理幽闭的徽州，与本土文化的交合孕育，催生了新安文化的开放性，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关于徽学研究的论著与专题太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复述。现仅从思想层面简说新安文化之于皖文化整体的构成。

新安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当属朱熹，生活于1130年至1200年。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思想家，是孔子之后儒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公元1313年，元仁宗发布诏令，以《四书》为开科取士的标准，朱熹所作《四书集注》为解释《四书》的惟一依据。任何想中举的读书人必须熟读朱熹注疏，不得另行解释四书。明清两朝沿袭元制，直至1905年废科举，可以说朱熹影响了几个世纪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民众生活。他的思想在13世纪以后也成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钱穆晚年撰有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就说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不仅承接了孔孟传统，建立了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而且它吸收改造了道家和禅学的宇宙论、认识论的成果，再建孔孟传统，这一点可以说是有皖文化渊源的。他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最高本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并用“理”来解释“太极”，谓“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把“理”和“太极”完全统一起来。李泽厚研究认为：“以朱熹为首要代表的宋明理学在实质意义上更接近康德。因为他的基本特征是，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直到二十世纪初，宋明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自南宋以后，徽州人多“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在“朱子之学”的倡导下，新安文化使皖文化进入了治学时代，培育了皖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南宋以降，这里学风昌盛，人文荟萃，真正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曾国藩所言：“徽州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

新安文化对中国学术史另一大贡献就是戴震。戴震，字东原，清休宁人（今安徽休宁），生活于1724年至1777年。他是徽派朴学的集大成者。朴学即考据学，摒弃了宋儒的玄与空，以汉代训诂学为研究学问的门径，故也称汉学。戴震每一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求诸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他以考据训诂为主要治学方法，但敢于突破汉人旧学，求真从实，不主一家，提出己见，从名物训诂以通经义，以语义分析阐发哲学思想，极富科学精神，这在中国经学是史无前例的。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论及：“中国旧有学术，只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他们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除了科学的精神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对清算程朱理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历史性损伤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他指责“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死于理，其谁怜之？”他批判理学家以“理”来排斥人欲，无异于“以理杀人”，从而倡导把天理还原于自然，将理与情、欲统一起来。徽派朴学的兴起，是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同时也宣告了盛行600余年的程朱理学的衰落。

自南宋至清乾隆，新安文化成为皖文化整体的中心，它开始的标志是朱熹思想的成熟，而戴震的兴起则标志着新安文化作为中心已开始衰落，起始年代大致在公元1180年至1750年，有近600年时间。戴震虽为清中叶的一代宗师，但因汉学的本质是反程朱理学的，而程朱理学不仅为新安文化的思想根基，也是当时皖文化整体的核心，汉学的昌盛表明新安文化作为皖文化中心的地位受到动摇。虽然此后思想层面的文化已现没落之势，但在艺术、器物、制度、行为层面仍生机勃勃，这一层面文化的兴盛还延续了很多年。由于新安文化距离我们时间较近，地貌的封闭使它几乎未受到战争的破坏，也为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作为地域文化的徽学研究已进行了很多年，涉及门类也极广，其主要内容有：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文献、新安画派、黄山画派、徽州书院、新安宗族、徽州民居、徽派版画、徽派刻书、徽派印章、徽州戏剧乐舞、徽州三雕、徽派工艺、文房四宝(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立笔)、徽州礼俗、徽州契约谱牒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评述。需特别提到明清时足迹遍及各地的徽商，历史有“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之说，很多地区因有大量徽商聚集，也逐渐形成了亚徽文化圈，代表地域有：扬州亚徽文化圈、皖江亚徽文化圈、浙江亚徽文化圈等等，这既说明新安文化的流动与辐射力，也反映出新安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吸纳与包容力，可见新安文化影响之广。通过对新安文化这一地域文化标本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找寻到思想层面的文化与器物、制度、行为层面文化的关系，让思想真正做到为民众生活服务。

返朴：皖江文化，皖文化之“承”

文化在迁移中获得生命力。古埃及与古希腊文化衰落，和它们地域不够广大，文化中心一直淤滞原地有关。中华文化由于政治的改朝换代，文化中心一直移动在南北文化之间，这是它能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在迁移中同时实现了自我更新。回观皖文化，特殊的地缘条件使这里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而历史又促成了它三次转移中心，这也使它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明中叶后，徽州经济繁荣，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形成了大规模的向外移民高潮，除了向东、向南进入浙江与江苏外，皖江流域成为较多移民的选择地。这使皖江流域开始较多地承接到来自新安文化的影响。

皖江文化所包括地域，应为淮河文化与新安文化之间的其余安徽区域，东起九江边皖境，西至滁州。历史上此区域涌现过大量文化世家，有的绵延数代，说明皖江文化有以文载道、以文济世、以文乐民的传统。但由于此地域在历史上未诞生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所以在思想层面的文化脉络并不清晰，它更多的表现在文学与学术。比较知名的文化世家有：庐江何氏一脉，自西晋何桢后，学者辈出，有何充、何尚之、何偃、何之元等；宣城梅家，唐始人文蔚起，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后有梅鼎祚、梅膺祚、梅清等，清代梅文鼎历算之学盛行一时。桐城方家，明有方学渐，清方东树、方以智均为一代学术大家，后有方苞为桐城派开山。桐城姚家，除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还有姚范、姚莹等。如果说新安文化有山的凝重与厚实，思想积淀厚重，那皖江文化则有水的飘逸空灵，成就以文学艺术为主。

皖江文化承接新安文化成为皖文化的中心，标志性事件是桐城派经姚鼐的发扬影响遍及全国，时间为清乾隆中期。但历史留给皖江文化在文言文时代的承接期是很短的，前后不过一百多年。虽然此后，皖文化的中心依在皖江，但已进入了白话文时代，思想核心与基础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桐城派所“承”之学仍是新安文化的核心思想程朱理学，在文学上推崇秦汉及唐宋古文，它的兴起使程朱理学更深地介入公众生活，它的关键词是“返朴”。桐城派始于康熙年间，以方苞倡导古文“义法”为标志，中经刘大櫆的拓展，至乾隆年间姚鼐提出合“义理”、“考据”、“词章”为一的主张，逐渐使桐城派成为清代文坛最大的文学流派，其作家之众、播布之广、绵延之久，皆为文学史罕见。“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为清人对桐城派的赞誉。清代学术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汉学与宋学的对峙与慢慢兼容。桐城派渊于理学，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之争。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乾嘉时期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倡导理学的桐城派在此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思路，使理学开始有了新的活力。洋务运动前，曾国藩的加盟使桐城派迅速走向中兴。曾国藩以桐城派古文阐扬理学思想，着力发挥程朱理学中的“事功”因素，对洋务实践就是其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由于曾氏有兴起洋务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世”之功，桐城派与理学也同时走向了中兴。但桐城派中兴为期短暂，随着维新变法、民主思潮的涌现、今文经学突起、西学的大举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让桐城派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皖文化也由此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归真：现代文化，皖文化之“合”

由安徽人胡适和陈独秀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皖文化进入“合”的阶段，它的目标是“归真”。五四运动是思想运动与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试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与社会公正。从本质上讲，它是一场思想革命，因为它期望以思想的变革来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它促成的主要也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虽然宣扬民主与独立思考的努力受到一些思潮的阻挡，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五四运动使民主在公众的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地位，自此，即使是极力反对民主的人也只能用迂回对抗的手法。任何专制主义都将感到，忠实地记述五四运动对它自身就是一个威胁。五四运动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次变革的阵痛，它无疑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于皖文化来说，它无疑也有这样的意义。

回顾胡适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他除了是白话文的开风气者外，也在思想上给了当时的学术界以破旧立新的空前冲击。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次范式性的变革，他打破了传统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胡适后来总结此书，一是从老孔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并列，对当时的学术界起了震撼的作用。胡适还试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方法论，即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有广泛影响力的是他中国化的“实验主义”，这实验主义以他概括的“十字真言”最著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熊十力曾说：“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而胡适认为，这种方法在徽派朴学中早有垂范。

与胡适相比，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要重要的多。由于历史原因，对于他的研究还远未展开。比如陈独秀早已指出，孔教儒学的民本主义与近代西方的民主主义根本不同：“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80多年过去了，今天仍有学者把两者混为一谈。陈独秀曾在他的“最后见解”反思苏联肃反问题时说：“……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故也……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与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同推翻了……”他还说：“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些话今天听来还是可以说明陈独秀思想的价值。

由两个安徽人发起的五四运动也把皖文化带进了现代，我把迄今往后的二、三百年均看作皖文化之“合”期，我给它设定的目标为“归真”。五四至今不到百年，由于历史原因，现在至多呈现了一些“合”之端倪。我们这辑所编“安徽新诗阵线——从胡适开始”可看作皖文化在新诗层面的一个标本。写到这里，想起胡适先生1919年一篇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他说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总结起来无非四点：一、研究问题；二、输入学理；三、整理国故；四、再造文明。我们新文化的祖师爷把“整理国故”仍然列为关键的一点。他在晚年曾回忆到：“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或许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今天读来，仍让人警醒，祖师爷说的话我们又做到多少？把“我们安徽”带入新文化的先驱，我们如不祭拜，也要常常研究。这便是我文前说到各行均有开山的缘由。

2006年6月26日
于北京合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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