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的“故乡情结”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一句朴素的歌词充分表达了几千年来文人的“故乡情结”。西川说过，你可以嘲笑一个国王的富有，但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对于一个诗人来讲，物质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贫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诗人精神的贫穷来自于精神故乡的缺失。因此寻找可以安放灵魂和诗歌的精神故乡，是诗人毕生的追求。但凡找不到精神故乡的诗人，心情永远焦躁不安，心灵永远漂泊不定的，诗歌是没有文化之根，甚至说生命也是没有方向没有归宿的，即便死也难以瞑目的。
越是优秀的、执著的诗人其故乡意识更加强烈，如果找不到故乡，甚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天才诗人顾城在异国他乡没有找到精神故乡，在激流岛上弑人而自杀。另一个天才诗人海子，在麦地、亚洲铜中没有找到精神故乡，怀抱着《圣经》卧轨自杀。
幸运的是，洪烛因偶然的缘分“遭遇”西域，就一见钟情，找到了多年来所焦灼地渴望和等待的“精神家园”。找到精神家园的洪烛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洋溢着英雄主义精神的长达五千行的系列组诗《西域》。《西域》带给诗坛的是惊喜，更多的是震撼。有人评价，有了《西域》的存在，作为诗人的洪烛才得以功德圆满，绝非虚言。洪烛在袒露创作心迹时承认：“新疆是我文学上的一次“艳遇”。就像转瞬即逝的洛神会改变曹植，如果不曾遇见新疆，我可能只是个很平庸的诗人。”
二、诗坛呼唤男人写作
当今诗坛“阴盛阳衰”，充斥着所谓“抒发个人性灵”的自艾自恋，自娱自乐，自言自语，撒娇发嗲的小情调诗歌、小文人诗歌，阴柔有余，阳刚不足。他们反对大词，反对大我，回避崇高，逃避现实。甚至有一些男性诗人女性化写作，看诗歌本身你不会相信是出自男性之手。
诗歌是有性别的。为清扫萦绕在诗坛的“阴气”，中国诗坛呼唤充满阳刚之气和英雄精神的男人写作。
自汉唐以来，西域历来是男人诗歌的孵化地，也是英雄诗篇的集中营。唐朝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而岑参、高适、王昌龄皆是因西域而成名，边塞诗成为《全唐诗》中一道瑰丽苍凉的风景。到了宋朝，豪放派的范仲淹、苏东坡、陆游、辛弃疾都酷爱边塞诗，都留下了千古名篇。
洪烛的西域不同于西部的“新边塞诗”。洪烛笔下的西域诗篇与以前的边塞诗相比，一方面融入了更多的对中国历史的洞悉和当下社会的反思，另一方面向心灵纵深挖掘，做到了大我与小我的结合，同时融入了更多的个人情趣，读来粗犷中不失细腻，豪情中不失柔情。一说起西域，大家很容易联想起上世纪以周涛、杨牧、章德益八十年代的新边塞诗歌和以昌耀为代表的西部诗歌。昌耀肯定了“西部诗”作为在新时期诗坛曾与“朦胧诗”双峰并峙的诗歌潮流，认为“西部”不只是一种文学主题，更是一种文学气质、文学风格。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让温文尔雅的洪烛从新疆归来转身成为充满英雄精神的“汗血诗人”呢？又是什么神秘力量让久居京城的洪烛甚至愿意把户口迁至新疆，在西域永久性居住呢？
洪烛说：北京是我的现实，新疆是我的梦。
洪烛与我同岁，都是属羊的人， “我在远离草原的地方，徒劳地单相思” 对草原有特殊的渴望。洪烛一到新疆就被彻底征服了，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爱这辽阔”。在新疆，他找到了李白的故乡。洪烛相信，李白之所以能写出了真正的辽阔、豪放的“自由诗”，是得益于李白的根在碎叶城。呵，我也这么认为。
在新疆，他找到了成吉思汗，找到了“征服者”的象征。
为了向成吉思汗致敬/我不说自己从北京来到新疆/我是从元大都来到西域。
在荒废的丝绸之路上/开始一个人的西征。什么时候/才能赶上/那消失了的大部队？
正如诗人喜欢把西安叫作长安/我把北京叫作元大都，使自己/更像征服者！（《向成吉思汗致敬》）
优秀的诗人不也是精神疆土的“征服者”吗？
而洪烛又是成吉思汗的批判者，请看这首耐人寻味的《答成吉思汗问》。
你问我，为什么不想做英雄
英雄不是想做就做得了的/血要热，目光要冷，心要狠/一个梦，会给现实造成多少废墟……/况且，我连想都不敢想，或者不愿想
做英雄，其实很累/你不是我的偶像。我宁愿做一个/不会骑马的人/比英雄慢半拍（《答成吉思汗问》）
在新疆他找到了秦长城遗址，找到了沦陷的西夏，他梦想《在西夏的版图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我来了，在滴血的残阳下/左手呼唤一匹马，右手呼唤一把刀/愿意做西夏的最后一名士兵/如果没有其他人来帮助我/那么这荒原这界碑这废墟/全属于我的/我要在上面刻写自己的名字——/“洪烛，最后一个西夏人。一个诗人……”
还有谁像我这么有勇气：承认自己/有一个失败了的祖国，有一个战死的父亲！ （《在西夏的版图上》）
他像一个生命的追问者，在西域寻找诗人的尊严：“诗人中的诗人，终将被淘汰，因为他追求死后的尊严胜过生前的荣誉……”。
在西域他找到了属于诗人的汗血马，“在白天/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夜晚它是/我灵魂的一部分”（《本命年》）。在西域找到了锋利的英吉沙小刀，洪烛声称：“这个世界上,我只需要 两件东西：一个女人，和一把刀”。
逝去的英雄、辽阔的草原、废弃的遗址，这都是英雄的背景，而汗血马、英吉沙小刀则是英雄的全部行头。寻寻觅觅几十年，突然找到精神家园的洪烛，怎能不顿生聊发少年狂的英雄豪情呢？
三、解构风潮之后的诗人使命
近十年来，诗坛的解构风潮云涌，口语派、下半身、垃圾派大行其道。无疑，这些流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的。但是，也有大量毫无社会批判价值，毫无诗歌价值的口水诗、下流诗和屎尿诗喧嚣诗坛。他们假借着“平民、草根”的名义，简单地把所谓体制内外对立起来，一味地崇低、崇下、崇贱，以为只要打着反崇高，反传统的大旗就是先锋的代表。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到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得到清算的“简单化的、自杀性的大批判思维”。同样，这些诗歌导致了大众对当代诗歌巨大的反感、绝望和偏见，于是，诗人遭到了网络“平民、草根”的以牙还牙式的“恶搞”。诗坛的自杀行为也引发了广大诗人的抗议，十四位实力派诗人联手出击的《天问诗歌公约》应运而生。这也是一批著名诗人第一次对诗坛现状不满的强烈反弹和公开呼吁。尽管沈浩波，对坏蛋对号入座，我想这是他借船出海的炒作方式和以骂人为武器的行为习惯。其实，沈浩波们也明白，中国诗坛最需要什么！
在与洪烛的一次深入交流中，我俩的几个观点达成了一致：
解构、消解的目的是破坏，破坏的为了建设，有些诗人把手段当成目的，把过程当成了目标。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伪崇高”“伪抒情”，而不是简单地用审丑取代审美，不能可笑地认为审丑是当今阶段诗坛使命的全部，更不能取消人类道德的底线。
诗坛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从破坏到建设”， “从反对伪崇高到提倡崇高”的历史转型。
洪烛的《西域》正是一部充满阳刚之气、英雄精神和崇高精神的的诗歌巨作。因此，《西域》一问世就在诗歌界和读者当中赢得一致的好评。这说明，我们的诗坛多么需要阳刚、崇高、大气、优美的“审美式”诗篇！
四、长诗写作的另一条道路
中国是没有史诗缺乏长诗的国度。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属于一些佚名作者的口头说唱文学，篇幅上都很简约精短。而欧洲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到但丁的《神曲》，再到歌德的《浮士德》，形成了优秀的长诗史诗传统。这是中国诗歌的特色，也不能不说是中国诗歌的遗憾。这更诱发了当代诗人的“史诗长诗情结”。从北岛的梦话般的《白日梦》到杨炼的文化寻根的《诺日朗》，再从海子的《太阳和七部书》，到骆一禾的《世界的血》都不算是成功的作品。
长诗是诗人的门槛，史诗是诗人需要终生攀登的高峰，是对诗人激情、心智和耐力的考验。长诗到底写什么史诗到底怎么写，成为当代诗人一直关注的课题。
洪烛的《西域》尽管一开始没有长诗的创作意图，但正是这种低姿态的创作方式，使他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多达200余首，长达五千行的长诗，正是他融入了对现实和历史的交互式思考，才天然地具备了史诗的基因。
洪烛的化整为零，打磨珍珠串项链的做法，开辟了长诗写作的另一条道路，给长诗的探索者有益的启迪。
2007年3月10日完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