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清算呼唤“集体口述”——评姜红伟《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文学清算呼唤“集体口述”——评姜红伟《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

文章来源：邮件来稿作者：白鸦发布时间：2008-04-24 17:17:06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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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包括编著者姜红伟先生在内，《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一书的作者竟高达80多人。显然，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群中学校园诗人在20多年后的一次集体口述，在这部厚达600多页的著作中，集体口述的内容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由此想到这本著作的价值，已不仅仅在于补充展现了某个阶段的诗歌历史（比如八十年代），或者完地整描述了一种过去的诗歌现象（比如中学生校园诗歌活动），更在于它第一次开启了中国诗歌“口述史”的编写。而一部集体口述的诗歌史，因为有了一股自由民主的力量，或可看作是中国文学清算的先声。

　　　　◎ 诗歌史：第一次集体口述

　　口述史（oral history）是最古老的历史学形式，但被广泛研究却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口述史兴起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属于历史研究多元化的产物。美国学者A.内文斯1938年发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最早主张口述史研究。1984年，英国学者保罗·汤普森的权威性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问世，标志着口述史研究的日渐成熟。目前，西方口述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人进行口头调查，或通过与当事人以及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知情人进行交谈，或根据当事人的传记、回忆录、民谣等等，进行各种专题的口述研究。叙述性、客观性、社会性、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史料的完整性，构成了口述史的本质特征。

　　姜红伟先生的《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问世之前，中国的文学口述史著作几乎是一个空白。在国外，口述史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其实也不多，在英美等国，口述史一开始被广泛应用于政治、企业、部落、宗教、种族、家族、城市和社会团体的历史研究中，之后随着不断发展，又在经验、劳工、家庭、妇女、儿童、贫民、社会研究中广泛运用。比如美国政府就有一项研究规划，对美国历届总统进行一系列的口述研究，但在文学研究领域，成功的有影响的项目还不多见。在中国，“口述史”作为一种后现代的历史研究方法，也正在悄然兴起，比如凤凰卫视和《三联生活周刊》，都开设了“口述历史”栏目，但总的来说，“口述史”这一方法仍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国内公开出版的口述的诗歌史著作，姜红伟先生的《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可能还是第一部。

　　口述史的研究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其研究基础是口述凭证的搜集，比如访谈，就是最普遍最常见的研究手段，此外，从现存的多种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或者利用报纸电视等传媒进行征询调查，也是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一般而言，口述史料的梳理和利用有三个步骤：一是对口述凭证进行分类；二是对口述史料进行比较分析；三是对口述史料的有效利用。也就是说，口述史料必须同文字资料、实物资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和补充，才能够确保口述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显然，姜红伟先生为这本口述的诗歌史准备了十分详实的材料，除了对当年150多名中学生诗人作了档案式的记录和梳理之外，还对八十年代中学生的诗歌社团、文学社团、跨校社团、自办报刊、诗集出版、诗歌评奖、诗歌理论、诗歌笔会、诗歌夏令营等尘封已久的史实作了系统全面地挖掘、整理和介绍，书的末尾，还附有260幅图片（绝大部分没有公开出版过）和两张别开生面的《八十年代中学生诗人当年地理分布图》、《八十年代中学生诗人现在地理分布图》。

　　诗歌是一种创造之物，我们对诗歌史的回顾，有时候就是（不全部是）一种从诗歌艺术中再现生活原型的过程，今天的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八十年代中学校园的诗歌现场去，只能从概括性的论述和片段性的口述中接近现场，接近原型。概括性的论述是以片段性的口述为基础的，片段性的口述是以概括性的论述为终结的。一部口述的诗歌史，需要在大量的片段性的口述材料之间进行互相补充、互相修正、比较分析，而且有时候，口述材料之间还充斥着相互矛盾的内容，或隐私，或传说，真假难辩，正如蓝棣之教授在讲述他的“原型研究”时所说的，为了更加真实的接近现场和原型，那些片段性的口述中甚至还可以包括“绯闻”、“八卦”、“小道消息”等等。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游戏，但却是严肃游戏，是一种后现代意味很浓的重要方法。

　　　　◎ 口述史：文学清算的先声

　　当前的中国的文学史总归是要清算的。我一直坚信，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界积极推动口述文学史的研究，其意义是远远大于欧美国家的，因为口述文学史会使我们更加接近将来的“清算的文学史”。历朝历代，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不断变革发展，这就使得文学史也必然是要分两次才能真正完成，即：紧随着“体制的文学史”之后，还有一本不可回避的“清算的文学史”。比如前苏联的文学史，就是上述两种文学史的典型例子，我们在中学时代学习到的苏联文学，基本上就是苏联的“体制文学史”，而现在我们接触到的，才能算是真正的苏联文学史，这已经是被清算过的“苏联文学史”了。很明显，谁有可能去重演苏联解体那样的文学清算史呢？

　　任何时代，“体制的文学史”都因为出于强权或某种目的，人为地为我们的文学真相制造了很多“隐私”，但在口述的文学史面前，“隐私”犹如包不住的火，最终是要被揭去面纱的，因为口述的文学史有一股自由民主的力量，是文学清算的先声。正如保罗·汤普森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的最后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史研究对探索所谓隐私领域的历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些口述史料将对史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人们不仅能够从课堂上和书本上学到历史知识，而且可以通过口述等形式了解到鲜为人知的史实。”如果姜红伟先生的《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能开中国口述文学史之先河，也就意味着他开了中国文学清算之先河，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一件大幸事。

　　姜红伟先生的这部诗歌口述史的问世，是文学史研究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甚至预示着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即将会出现的深刻变革——口述史必将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文学史研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一方面，绝大部分文学史研究者长期将目光锁定在文献史料中，《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的出现，以诗歌口述史的模式打破了旧有的模式，直接挑战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方法。另一方面，姜红伟先生的这部诗歌口述史关注了一大批“失踪者”（诗歌界的下层民众），一反所谓的“大师们的文学史”，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解构意味，从“失踪”的大众那里还原文学史的真正面目，这无异于一次颠覆。或许，这就是姜红伟先生编著这部诗歌口述史的关键意义。

　　唯一值得商榷的是，姜红伟先生将这部以八十年代中学生诗人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书冠以了“运动”二字。我想，尽管八十年代的中国校园思潮蜂起，但能以“运动”论之的，应该主要在大学校园，而非中学校园。从比较大的范围上看，大学校园里有诸如学潮之类，具体到诗歌的范围上看，中国先锋诗歌的诸多流派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孕育而成的，但对八十年代中学校园诗歌的描述，大约只能冠之以“活动”，而非“运动”。不过，听说姜红伟先生正在编著的另一部长篇诗歌史料著作《中国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末期大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档案》，有了这两本书的比较阅读，相信姜红伟先生能为我们呈现八十年代校园诗歌从“中学生活动”到“大学生运动”的完整面貌。

　　从A.内文斯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美国第一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到1966年美国拥有90多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再到美国口述史协会的成立，《口述历史评论》杂志的创刊，反映出国外正越来越重视口述史的研究。我认为中国的重点大学文学院应该设立文学口述史研究机构，中国的主流文学刊物也应开设文学口述史栏目，甚至有必要成立文学口述史的研究机构，创办《文学口述史》刊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推动文学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和实验，姜红伟先生的著作无疑具有了拓荒意义。

　　2008-04-23 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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