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郑小琼——《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是谁制造了郑小琼

文章来源：综合整理作者：梦亦非发布时间：2008-07-08 13:50:15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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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微的不为人知的力量/它们在暗处，在心灵饱受压抑处/缓缓靠近生长在肉体的枝条/它们的阴影悬挂着，在狭隘中/我的惧怕来自于暗处的巨手/它们不知何时，何地伸出来/在不可能预想的时刻，它似蛛网纠缠着你/ 我无法说出它们的名字，说出它可能的出处

　　这是郑小琼的诗《非自由》的前半部份，对比起诗人所获得的“世俗的名利”来说，显得如此地意味深长，让人看见暗绿色的反讽的舌头缓缓伸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郑小琼是唯一成名的一个。80后诗人们成长的年代，网络象一块开卷考试，取消了最基本的筛选机制，同时也取消了这一代诗人们“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在即兴的疯狂或抒情中，“成名”成了一场等待戈多的荒诞游戏。

但郑小琼例外，与她的同时代诗人们默默无闻不同，她成为代表性诗人、且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与热捧。那么，究竟是谁“制造了郑小琼”？

　　如果我们粗略地分析一下自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歌现场，会发现几个重要的名字：北岛、海子、汪国真、以及郑小琼，这几个名字足以构成三十年来中国诗歌史叙事的不同章节，只是这些名字的象征意义是截然如此地不同：北岛是文化思潮激荡的大海中飞奔而出的“波塞冬的骏马”；海子是生命与言语中的“短命王子”；汪国真是转向浅薄商业时代的“并不美丽的错误”；而郑小琼，则是当下社会出现病变时的“不安的炎症”。

　　在郑小琼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表面上风平浪静景色迷人，但这大海的深处却是巨大力量的互相撞击。郑小琼这十年来的写作时期里，中国正从农业国家向世界工厂转变，一个比农民更低级的“民工阶层”出现了；从政治角度而言，国家的性质在发生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从文化思潮而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角力日见惨烈。而这些社会斗争或变革的结果，让郑小琼成为一个象征符号。生逢其时其地，郑小琼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民工，这一点是她符号化的根本，想想她被社会“挑中”的元素吧：女性、民工、诗人、济经发达地区，这几个元素就已构成一部社会学著作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一个也不可以变换，如果把女性换成男性，或者民工换成技工，或者诗人换成小说家，或者经济发达地区换成内地，这个符号就会失效。因为社会身份的“典型性”，郑小琼必然会成为社会叙事的一个合适对象。

　　这么多年来，中国GDP的超高速增长，从某个角度而言是在以一代民工的牺牲为代价，中国内地的农民或低收入者，统统变成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外来工”、“民工”、“打工仔”、“打工妹”，耗尽他们最宝贵的青春让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行，让GDP曲线如同服用了伟哥似的上扬，就象郑小琼在长诗《魏国记》中的典型嘲讽：“将你焖在高速发展的汤中，经济学家如此说/用牺牲一代少女来带动GDP”。而诗人郑小琼，正是一个典型的“被焖在高速发展的汤中”的民工，与别的民工不同的是她会写诗，会用诗的方式思考自己的处境。民工阶层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奴隶们尚有主人可以“依造”或“反对”，但民工们则是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或反对的具体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他们被经济需求压到失语状态，虽然他们的生活与直接的经济有关系，但他们却是经济上最低的一个阶层（甚至比不上农民），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哑铃型社会的出现，就以他们充当了与“富”对称的那一头“贫”。

　　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向将平等作为价值核心的左翼开始发言，左翼中的新左派开始追问“平等”在中国的可能性，与自由主义者关注的是全球化与自由竞争、言论自由不同，新左派更感兴趣的是“全球化背景之下”的贫富分化、社会公平。而要对分配不公、资本剥削发言，再没有比民工更好的考察对象了，有着新左派模糊立场的评论家们开始关注起郑小琼，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元素，郑小琼成了评论家们眼中最好的“案例”，在绝大多数关于郑小琼的评论文本中，评论家们感兴趣的是她的打工者身份，女工身份，从她身上评论家们可以“各取所需”，或者看到一代人青春被资本榨尽，或者看到全球化资本对中国的“侵略”，或者看到引起社会不公的权力机制如何运作，或者看到“弱势群体”的“可怜处境”……在典型的新左派的话动冲动之下，又夹杂了民粹主义对下层民众道德的赞美。新左派与民粹主义的大火炖小火熬之下，郑小琼，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社会符号，“叙事话语之汤”中的一根“骨头”。很不幸地或很幸运地，郑小成了双重的汤料——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之汤的汤料与评论话语的汤料。

　　在社会出现贫富不均的病变时，新左派的“平等”价值观扯上民粹主义美化民众的道德观，再试图诊断这种病变时，作为“炎症”的郑小琼是多么的必要，如果没有郑小琼，上帝也会制造出一个郑小琼。

　　在“诊断机制”运作之后，社会的“补偿机制”启动，这种启动不再以民间的方式进行，民间只能提供足够的承认度（这一点也很重要，它是补偿的前提），补偿机制是以国家的方式进行。郑小琼成了“名人”，并且是远远超过诗歌界、文学界的名人，她获得了“人民文学奖”等各式各样的奖项；她成为国家某妇女机构评出的年度名人；她被邀请参加所有最重要的文学会议；最后，她成了省一级的人大代表。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将这些补偿看作是对文学的补偿或者对郑小琼个人的补偿，事情的本质绝不是这样。文学或诗歌只是诊断机制所切入的“病灶”，它不构成主要对象，事实上，所有补偿均不是从“文学性”方面进行，对郑小琼的补偿并不是对文学进行，而是对文学后面的经济高速之汤所欠下的债进行补偿，这一切与文学性无关。而郑小琼则在这种补偿机制中再次被确认为一个符号，她是国家眼中“民工”的一个代表，对她的补偿也因此成为对民工这个阶层、对所有下层民众补偿的象征。这种补偿是国家对贫富失衡的一个担忧，是对最底层民众的一次安抚，是赞美下层民众的一次冲动，所以文学仅仅是一个借口，但因为这种借口，郑小琼代表“诗歌在社会学上的一次象征”，郑小琼成了“一个社会符号”。而郑小琼也感到了不安，《非自由》后半段恰恰是这种不安的写照:它巨大的暴力在我内心留下深陷/它似巨雷碾过，交谈中/我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从四周压了过来/幽暗处的洪水/正挤压着我肉体与灵魂/鸟的翅膀与鱼的水域/花朵的香气也被局限/在一张扭曲，变形的门/在它低垂的弯拱中/我们每天弯腰躬身活着

　　当然，主流意识形态将这种“非自由”解读为资本的压迫而不是它自己的压迫。在所有“诊断”的评论叙事中，评论者们对《非自由》《魏国记》这样的反讽性文本视而不见，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诗人从打工者角度去看世界的那些文本。

　　正因为社会话语的叙事需要，正因为国家诊断与补偿机制的需要，没有人试图从文学性方面去认真地论述郑小琼的文本，本文也并不打算这样做，只是我们需要指出，与普遍的承认和巨大的补偿不符（所有的补偿与文本从来都不符）的是：郑小琼在诗歌文本上有许多值得评论家们正视的地方。比如，郑小琼的诗不具备可推广的审美法则，难以影响或开始一个新的写作时代，所以在诗歌上她只具有个人意义而不具备象征意义，而当年的北岛、海子甚至汪国真，他们的写作方式开创或影响了一个写作时代，我们在谈论他们时，更多是从一种写作方式的象征意义上去接受，但郑小琼，先天就缺少这种象征意义，她尚未在诗学上准备好，就被迫面对一场世俗的盛宴。第二，郑小琼的作品总体而言较为粗糙，缺乏整体性，无创新的技法或审美视角，许多文本更多地在同一平面上游移则未能深入。第三，在用词上，郑小琼的文本中充斥着大词与空词，而这些大词与空词却未被她激活。公正地说，我更愿意将郑小琼看作一个正在不断进步的诗歌学徒，而不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诗人。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符号化的角度来理解与接受郑小琼，那就低估了作为诗人的郑小琼，符号化只是郑小琼“成名”的原因，它不是郑小琼的全部。而我个人认为，郑小琼的真正意义，正是在于她对符号化的抵制倾向。那些关于底层生活、关于打工、关于铁与机器的文本，只是她的文本中的一部分，不是她的全部。她清楚地看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所以她在《飞鸟》中如是“厌倦”:它厌倦了天空，它有灰色的想法/在躯体内装上银色的金属或者木轮/……/事实上它对飞翔的生活满怀着恨/它想返回俗世听鸡的叫，狗的咬/猪的奔跑，它却不能摆脱这翅膀/不能摆脱这死亡，固定季节与气候

　　“在躯体内装上银色的金属或者木轮”，不正是诗人自身的处境写照吗？郑小琼的文本中一直表现出多层冲突性：悼丧与歌唱的冲突、现实与唯美的冲突、体制与自由的冲突……除了她广受赞誉的那些打工题材的“悼丧”性的文本，她还有一些歌唱性质的、古典之美的、渴望自由的文本。《草木还保留着旧有……》、《一生》、《白桦树》、《六月》、《旧事》、《天鹅》、《图书馆》、《山楂树》、《九月》等，表现出诗人在唯美写作上的冲动、在纯正个人趣味与悲悯情怀之间的互动，正是这些与打工题材区别巨大的写作，让诗人成了一个纯正的“话语场”，在这个话语场中，个人体验对抗着社会体验、人个兴趣对抗着集体需要、人个言说对抗着集体审美，郑小琼也因此才成为一个完整性的诗人，我们来看看《江南似树》这样的文本:我起身，梅花已落，后庭书院/雨水正浓，深秋踏上石阶，她的背影/结社而行，尾声是酒，是醉/是裙裾逶迤，明月长照/……/我起身，落花穿过灯影/寂静正叨唠着自己的名字/白昼开始飘零，收敛

　　这样的文本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试图锲入诗歌传统的冲动与努力，意味着在被社会与国家承认的写作方式之外，诗人个人的意图仍然是加入文学传统的努力，而“符号化”不过是一场“消化不良的盛宴”。

　　在社会题材、生活控诉与个人审美之间，是《魏国记》、《耻辱》、《完整的黑暗》这类长诗，它们放弃了《人行天桥》等打工题材的那种直抒胸臆，放弃了过于激烈与奔放的情感、放弃了社会性压倒文学性的冲动，将社会批判与纯正的诗歌技术结合起来。尤其是《魏国记》，诗人将叙事的背景放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将庄子、吴起等历史人物纳入诗人，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一部“史诗”，它不过是借着“历史叙事”的幌子，讲述我们今天的现实与故事，魏国就是今天的中国，但因为隔了一层虚拟的时间，诗人在写作中表现出训练良好的反讽、叙述、描写、互否、盘诘、吊诡，它既具有被主流承认的那份对现实的感悟与观察，又有自己的历史判断、也未失去纯正的诗歌技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才是我个人所认同的郑小琼的作品，郑小琼的意义，也才从被符号化中解放出来，解放是什么？是让某物回到它应该处的环境中去。

　　是谁制造了郑小琼？一个风云变化的病态的社会将她制造为一个“符号”，但是，她的意义却是用另一种纯正的写作“解放”了自己。所以，如果没有郑小琼，上帝也会制造一个郑小琼，因为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异化与解放、象征与反象征的一个典型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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