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1月26日下午
地点：上海青松城1702室 （在座诗人有铁舞、胡桑）
孙琴安：以前与你通过信，今天幸会。我主编的《朦胧诗二十五年》中选了你十多首诗。现
代诗中大量的诗歌会被淘汰，因为目前似乎还处在一个“手稿时代”。不是所有的好诗都有可选性，但中国古代，的确有些诗又好又有可选性，有不少诗人都是以篇或以句传世，也就是说有名篇名句的诗人，其诗名也就易于流传后世，譬如贾岛就有不少名篇名句，如“鸟宿池塘树，僧敲月下门”、“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等，他的诗名也就留了下来。而当时与他齐名的姚合，因无名句名篇，所以他的诗也就不太流传。
王家新：谢谢孙先生对我的作品的偏爱。不过，我现在倒是希望我的作品不是那么“好选”。我也不是为“可选性”而写作的，而是为我所认同的语言价值和精神价值而工作的。我觉得，要超越“好诗”这类标准。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在一个地方讲过了，我不是一个文类意义上的写作者，而是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我全部的写作看上去有一种混杂性，比如说集写诗、写文章、诗歌研究和翻译于一身，但又有其内核。我全部的写作就是这样一个整体。单挑几首“好诗”，也许并不能说明问题。
孙琴安：的确，有些诗人刻意追求篇中的佳句，这未必值得提倡，我有时就对研究生说，诗中的佳句最好是自然形成的。你的一些诗中就有不少佳句是自然形成的。
王家新：是啊，它们在诗中就那样出现了，但它们也是我全部生活的一个产物。
孙琴安：我最近要出版一本《中国新诗30年》，北京部分放在第一位，从《今天》开始。
前面摘引了一些佳句，其中就引了你《诗歌——谨以此诗给海子》诗中的句子“诗歌，我的死亡∕我的再生，我的不再存在的奇迹”。
王家新：这首诗我在海子自杀前一周就写了个初稿，海子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深受震动，就把它献给海子。这首诗，同样是一种精神危机的产物。
孙琴安：我摘引了你的《诗》中的句子：“我再一 次启程／向着闪耀着残雪的道路∥阴暗的日子并没有过去∕在春天到来的一瞬，我宽恕一切”我觉得这些句子都很好，我很喜欢。
王家新：这首诗我写于伦敦，１９９２年３月，刚出国两三个月。是一种诗的力量带我朝向那“闪耀着残雪的道路”，朝向一个语言中的家园。
孙琴安：当然，这仅是我对好句的一种偏爱。这些我都放在北京一章里论述。诗当然不能仅以好句或一首好诗来作为衡量诗人水平的标准,如有些十七八岁的少女,偶尔也会写出一首传颂一时的好诗,那是天籁，未必是她的全部水平。
王家新：您在上海社科院，前不久你们上海社科报梁昕照向我约稿，因为冯至诞辰１０５年周年，请我写文章，我写了“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这个题目出自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的诗句。里尔克的原诗是：“……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我想，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种自我要求。
孙琴安：你的家乡在湖北丹江口？
王家新：是，它在湖北西北部武当山下，汉江河畔，我半岁时就被带到遇真宫里长大，据说那是武当拳创始人张三丰练功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有他手植的木瓜树，解放后那里变成了县二中，我父亲当时在那里教书。
孙琴安：湖北荆门等地我都去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冯至家去，聊起１４行诗和里尔
克的诗，我说冯先生早年写的那些十四行诗是他最好的诗篇，我很喜欢，可惜冯先生的《十年诗抄》没有选它，很遗憾。冯至说，其实他内心也很喜欢，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而没有选，没办法。
王家新：，其实我也很喜欢。记得１９7３年我读高二，一个同学送我了一些书，其中有５０年代初出版的冯至的诗文集，它成为我中学时代最隐秘的伴侣，它是我早年的启蒙读物，对我影响很深，我经常在无人的山区公路上大声地念冯至的《蛇》、《蚕马》等，念的时候直打哆嗦。很可惜，好像那本诗文集也没有选他的１４行诗。
孙琴安：当时给你影响最大的有哪些诗人？
王家新：应该说是冯至。因为他的诗不仅参与塑造了我的“精神气质”，也正好应合了我内心中那些难以言传的东西。虽然那时我也喜欢我偶尔发现的殷夫的诗，如“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高中毕业下放劳动后，普希金的诗传到我们知青点，对我也很有影响，譬如《致恰达耶夫》、《致凯恩》等等，读的时候，简直有一种犯罪般的战栗。我的“俄罗斯情结”，大概就是那时开始形成的。
孙琴安：冯至有一本《诗与遗产》的书，里面有一篇《艾青往何处去》的文章，那是冯至在反右时根据上面的意思为批艾青写的，说艾青的诗结尾情绪低落，不能给人一种振奋、鼓舞人心的力量，他当时也是出于无奈。
王家新：这些都值得研究。关于穆旦，我写了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穆旦，翻译作为幸存》，许多人对穆旦后来不再写诗转向翻译感到遗憾，我的看法正相反，幸好他后来没有写诗，他的才华没有遭到扭曲和浪费，而是奉献给了诗歌翻译，奉献给了他所认同的诗歌价值。这就是我所说的“翻译作为幸存”的意思。这不仅对他个人如此，对中国现代诗在那么一种环境下也是如此。
孙琴安：情况比较复杂。
王家新：还有穆旦与萧珊的关系也值得注意。这不仅对他40年代写《诗八首》很重要，《诗八首》很可能就是献给萧珊的，对他回国后转向诗歌和文学翻译也有直接的关系。穆旦回国后，巴金邀请穆旦译俄苏文学和普希金的诗，在他主办的平明出版社出版，萧珊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穆旦与萧珊之间的关系，是解读穆旦一生的一条隐秘的线索，很重要。
孙琴安：因为情感的线索，对于研究一个诗人来说尤为重要，所以这些值得研究。
王家新：我承担了一个 “诗人译诗与新诗的现代性”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研究“诗人译诗”，从现代一直延伸到当代，还想带学生编选一套《中国现代诗人译诗丛书》，比如冯至译的里尔克，要出德中对照本，还要将他不断修改译文的轨迹标示出来。出戴望舒的译诗集更需要下功夫，因为他不仅从法语也从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翻译。穆旦翻译的奥顿的诗，奥顿自己创作的诗歌也在不断修改，那么穆旦依据的是什么版本？这就需要研究。现在出版译诗选，最好是原文对照版，因为懂外文的人多起来了，这也是现代读者的要求。
孙琴安：戴望舒写《雨巷》时正着迷魏尔伦的诗，魏尔伦特别注重诗的音乐性，所以当时戴望舒也注重诗的音乐性，以后写《我的记忆》时，就有变化了，更注重诗的内在节奏。郭沫若的一首《瓶》由42首短诗组成，也很有节奏感，受海涅影响。
王家新：郭沫若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和其他的抒情诗如《流浪者之夜歌》，也很值得研究。他最早翻译《流浪者之夜歌》，奠定了这首诗的主要音调，虽然粱宗岱后来的译文要更好，但粱译显然参照并受益于郭沫若的译本。
孙琴安：你何以对策兰一直饶有兴趣，听天靖说起去年这个时候在上海开闭开书店你举行策兰的诗歌讲座，谈到了策兰后期诗歌的“晚词”和“晚嘴”。
王家新：荷尔德林、里尔克、策兰，这是德国诗歌的三个坐标。策兰更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或者说，我要把他变为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能够对我们这个时代讲话的诗人。对此可以看我去年出版的《雪的款待》一书。策兰现在对中国的很多诗人，比如说多多和很多年轻诗人都很有影响了。
孙琴安：钱春绮作为平民翻译家，翻译过许多歌德、席勒、海涅、波特莱尔的诗，1957年就翻译了海涅的《新诗集》，拿到许多稿费，高得不得了！屠岸向我说起德国诗歌翻译上的成就时，认为钱春绮要高于冯至。我说冯至对钱春绮也很钦佩，甚至敬重他。
王家新：我前年去杜塞尔多夫朗诵，海涅出身的故居，现在变成了一家文学书店，在它的门楣上和屋子里，到处是海涅的塑像和画像，书店里还设有海涅专柜。就对店女主人说：你们应该把冯至、钱春绮等翻译的《海涅诗选》摆在这里啊。
孙琴安：：你的一首《布拉格》好极了！
王家新：写这首诗时，我还没去过布拉格（笑了）。不过，前年去了。
孙琴安：这种像古代也有，我与王安忆也谈起过。就是说，诗人没去过那个地方，也能写出有关那个地方的好诗，如王昌龄没去过边塞，却写出了极好的边塞诗，刘禹锡还没去过金陵，就写出了一流的金陵诗，如《石头城》《乌衣巷》《西塞山怀古》等。
王家新：策兰也写过布拉格，他也没有去过。
孙琴安：你怎么看中国的诗坛？
家新王：我不喜欢检阅式的、扫描式的、覆盖式地谈论“诗坛”。我只关注个体的存在。对当下诗坛我也关注的不够，兴趣大都在别的方面，比如现代文学、中西现代诗学，譬如策兰，等等；人们经常给我寄来一些诗歌书刊，我也看不过来，都堆在办公室里。问题是中国的诗歌要能够走下去，走到底，要有这种彻底的精神和能力！现在一些人到底能走多远，走多深，我不敢抱多大指望。我记得伯格曼这样讲过：“我活着不是为了你们所说的幸福，而是为了精神的成长”。中国的诗人和艺术家能够做到这样吗？他们太容易满足了。
孙琴安：：你在去年第一期《上海文学》上的一篇访谈，曾说过“从内部承担诗歌”。
王家新：承担这个词，人们在谈论我的创作时老是用这个词，说我的诗对时代、现实、命运等有一种承担，但许多论述都过于表面化、简单化、模式化了。所以我说“承担”应是从内部来承担，从个人存在的内部，从一种写作的内部来承担，譬如我的《瓦雷金诺叙事曲》，读了就知道什么叫从内部来承担。正是这种从内部来承担，使我在90年代以来的写作，发出了与80年代不同的声音。
孙琴安：你比较熟悉西方诗，在你看来中西方的诗歌有些什么差异？
王家新：西方的诗歌往往指向一种“存在之诗”，有一种诗与思相结合而形成的诗性。“诗性”，更强调对精神的言说，对存在的关照，比如里尔克的诗；中国的诗往往止于趣味和意象什么的。冯至和穆旦他们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他的创作和翻译，为中国新诗融铸了一种现代诗性。对中国古典诗也要重新发现，江弱水的一本书《古典诗的现代性》，就在做这样的工作。比如王维，超然、飘逸、淡泊，这是我们对他的习惯性认识，但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却发现了他的诗中还有 “与毒龙搏斗”的一面。这很重要。这种发现，深入到了一种精神本体的内部。我们要打通中西方之间的界限，真正进入到刘勰所说的“文心”所在。现在对我来说，天下的诗人其实都出自同一个创造的心灵。我不会只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现在，随着视野的开阔，经验的增长，我也更自由了。诗人本来就应是一个不断穿越边界的人。对我来说，杜甫是一个当代诗人，策兰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我不过是通过翻译把他译出来而已。我们要有这种能力。面对整个人类的精神遗产，而又立足于个人的存在，也许这就是一切。
（李天靖：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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