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在踉跄中痛滴着农民血液的诗集《壁画中流淌的河》和《城市的暂居者》
                                                白曼 


    在每一代或间隔的时期内，在必将进行避免遭遇到重大死亡的生存斗争中，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的来临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全的和幸运的总会生存,并且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其构造分歧愈甚，则其所能撅得的地位亦愈高……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 


    1859年，当疲惫的达尔文在航行全球的英国皇家军舰上，审视着千古不息的滚滚波涛，面对不可撼动的神权，不是诗人而只是生物学家的他，用曾是翱翔的羽毛之笔，蘸着蓝天下浩瀚的墨汁，奋力写出这一冷静得像浪花一样永奔的预言时，不难想象，在他那颗饱览万古已略显憔悴的心内，对未来敢于打破画地为牢并在竞争中崛起的后代，寄予了多么无上的深情。然而，达尔文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又过了150年，在遥远的曾是树木茂盛的东方，在曾穿越千山万岭都不可阻挡的长江蓦然几经断流的中国，在曾是地球之冠的千年大树都仰望不及耸楼林立的上海，在曾是鸟儿婉啼却早被金茂大厦踏在脚下、“大片的叶子覆盖树干”只“能发现害虫”的阴暗一隅，一个虽本低级、但在积极进化中早应攫取到更高地位的农民传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像“两棵树中的羊”，用干哑的“垃圾吃掉了去年缺水的鱼塘”般嗓音，于“创造出城市的高度”、但仍蜷曲的最底层下，“抽泣哽咽”得近乎哀号，继而，在“我应保持沉默”的煎熬中，随着“树的叶子越来越少”，从“太阳把天空铸成一个大黑锅”里集成而出，用最简单而广泛的事实低低陈述，却犹如一棵在挣动中轰塌的树，不啻于给他当头一棒：

“每一颗长高的树

都要站着死亡”

    这棵已近干瘪的“晒干河流的太阳/为什么晒不干我潮湿的眼睛”的树，在“公园里设计了卵石幽径”中，你用你似乎远离和谐的音符，在为谁歌唱？

    站着死亡是树的一种荣幸，因为它或许已完成了树的使命。虽然，当他从“最多想认识几条路”的上海，却清楚地记得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第1876块玻璃是我安装“的下面，给我空投来两册重重的诗集时，在同样巨楼如渊的深圳，在不只是富士康而更是富士者康的高抛处，十几条还没到可站着而亡的年轻轻的生命，已在“玻璃碎了”中，永远横横地夭折在地上。

   这棵“丢失影子/在黑暗中一天天长大成才的树”，这棵“一片树叶/长到冬的最后一天都没有落下”的痴情的树，这棵在“马路上的空气老化了”的“卵石秃露的河床”上，凄婉地“想起故乡色彩总在飘摇”，仍一直坚挺着“铁锤锻打了我的筋骨”的树——你是谁，在四周一片炸弹般爆破的钢筋水泥折响中，你用你微弱但仍竭力招展的音韵，到底是在为谁而歌唱？

   它是一只在旋转天空中迷失故园归途的小鸟，它是一支早在在颓塌的废墟下一直挺诉的悲啸；它也是一个小小却巨大的心灵鸟巢，拢聚着所有与他同样者的飘渺、又切实的归宿和希冀；它更像一只托载着众多对不公命运抗争的山雀的化身，在即使出现混沌的天地间，仍以它真正刻骨并不屈的心声，向着风雨交加因而更加渴望出现彩虹的世界，发出虽然微弱但绝非徒劳的呼叫。

   它是一幅庞大有数亿人群但并非强势者的披肝沥胆、而不是扑风掠影的岩艺般凝现的画卷。它的镌刻者，本身就是这垄岩壁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他是一个始自泥土仍视泥土为天、并其后代也仍在农村的农民的儿子。他写诗，也许仅仅就是为了履行他对他所隶属的群体不可违抗的天职，而丝毫不是为了另外目的，所以，他在选择笔名时，为了明确表达出他对养育他的土地不可更改的深情，他甚至将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的后一个字，都在心血的痛滴中，一锤定音般永世不变。因此，无论到何时何地，也无论他头顶罩上何等炫目的光环，他的名字永远都是那样土里土气：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建筑工程师陈忠村。

    诗歌本身不能改变主宰人类命运的世界。改变整个人类和个体命运的，是不变的苍穹下，不甘永远被主宰的形形色色互动的人。诗歌之所以在人类曲折的文化长河中，几度潮起潮落，仍不可阻挡地一往直前，就在于，在间隔的时期内，有无数真正能唤醒并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优秀诗人的出现。不同的人写不同的诗，当然包括伪诗。所以，当大量诗歌赝品充斥诗坛的时候，诗河的暂时搁浅，并被有理性的人们所唾弃，是一种必然。唾沫的厚积，有时也是一种勃发的始源。“父辈们开挖了一条河，母亲在河里插了一颗柳条变成了我”的陈忠村，长到目前为止，客观地说，与真正有高度的诗人作比较，还仍只是一棵土生土长的水洼处的树，也还仅仅是在任何一个优秀诗人成长的初期阶段中，汇合在向前奔涌的诗歌军团里的一个普通诗者：距离凝聚大千世界的高超、辉煌的诗歌制高点，尚需在综合坚忍中跋涉很长的路途。对此，所有强贴在他身上的色艳但价廉的标签，都只不过是一块块痤疮般的烙印而已，使其可能受伤的，将是陈忠村本人，但凸显出丑陋的，却是那些貌似豪强、将伪诗和伪诗评如假药强行掺卖的贴标签者。

    浩淼璀璨的诗歌银河里，历来国家不幸诗家幸。自人类母亲之河“河边”汲取营养，原本无华的陈忠村才有如此幸运。陈忠村的诗歌构架是松散的，明显地暴露出他刚面对广袤世界时的懵懂和茫然；陈忠村的诗歌语言是粗粝的，可清晰看到，从他布履踏过的那些泥路中尚未过滤的灰尘；陈忠村的诗歌寓意是浅显的，如同简陋工棚旁，那汪缺少深度的积水一样；陈忠村的韵律节拍，有时更是杂乱无章，简直就像一个丝毫不懂音节的赤膀小伙，只用一腔难抑的原始般激情，挥双臂如鼓锤，还大张开高吼的喉咙，向着隆隆旋转的世界，发出他所能做到的最强劲并绵绵不绝的吼敲……无论从诗歌的哪一个单一处看，陈忠村的诗歌都很不完美。但是，陈忠村的幸运就体现在这里：在这像蚌一样辽阔的天地间，陈忠村又有如一粒可转化成珍珠的沙子，并随他岩浆般热泪的滴落，他将他旋舞出来的所有不完美，都在灵魂裸露般洁白的纸面上，裹凝成一块真实而透明的琥珀。

    于急诉的张扬中体现着良知的原貌。这就是来自生命之河深处的陈忠村，向我们猛然泼洒出的凉意顿彻的诗歌大意。

   归根结底，对有别于其他艺体的诗歌而言，陈忠村的这块璞玉般诗歌琥珀，可以观察，也可以存档，却万万不可不加变化地如法炮制——无论在“愿用我的血液养活艺术”的陈忠村，还是在其他同样的正在、或将在滴血的任何有志向诗的最高峰不畏艰险的攀登者。如果没有变化的运动，不会有已经变化的现在，未来也不会在停滞中到来。因此，从单纯的诗歌角度，我毫不掩饰地这样认为：“陈忠村”在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同时，堂而皇之地步入高等教材《大学语文》，并非是当代诗歌的一个突破性胜利，而仅仅就好比是农民暴动中的一个偶然成功的果实。

    当年李自成高抬战靴，威严地踏进腐朽明朝的太和殿时，如果他将同样腐朽的沾沾自喜的农民习气一并摈弃，怎能在转瞬间，他又被狂飙横卷落叶般的马靴反踏在脚下。同样，如果万物芸芸的世界，没有一个公平而正义的法则，于压抑中再集成暴动的，或就将不只是温文尔雅的诗歌。

    中国农民工大军的出现，是整个人类发展史中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正是因有这一异峰突起，曾是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已将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异峰高耸的峡谷内，在这成千上万农民工挥洒出的血汗之河中，只能用狗刨般丑陋泳姿凫水的农民工们，又无可奈何地强咽下了不只是太多的酸楚、恐惧和不公。也正因此，在世界企业500强前十名内，已有中国三强的此刻， 面对早成为世界工厂、浩浩荡荡有170万之多的中国商业品牌，居然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其中任何一个。

    文明的人类不是纯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生物。在早已进化并仍将进化的人类文明高地上，任何一个低级的群体，都不可能在其插上先进的旗帜。

    在阳光从未泯没的公正天平上，任何以压榨其他群体而攫得高飘的做法，都是人类堕落的耻辱。以丧失他人尊严为代价而攫取尊严，首先失去人之尊严的，是他自己。毫无疑问，所有已发生和将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人类进步史中的一条条鞭痕、一块块血痂，更是一篇篇在前赴后继中血染征途的檄文。很不幸的是，我们从陈忠村用心血自绘封面的诗集中，又看到了同样属于五彩斑斓的这些。

    “在42度的高温里我创造了一个城市的高度”的“陈忠村”，之所以在上海拥挤多年后，仍然是上海里的一个异族，只因他没有上海户籍。因此，他在建设和羡慕上海的同时，他是否也爱上海，我无从洞悉。但我明确知道，他“躲在城市的灯光里”，绘写出的是画饼充饥般《壁画中流淌的河》，还有实实在在的《城市的暂居者》，而同样在没有户籍羁绊的上海，在上海如站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上的聂耳，谱写出的是《义勇军进行曲》。

    诗歌如果不具备广泛的社会缩影和可代表众多人的深厚个人感情，便等同于所有的文字垃圾。在一切真正体现、尤其有无形剑制约的知识领域，才华很重要，勇气更可嘉。众所周知，侧重研究生物学的达尔文，如果他从根基上颠覆的不是不可一世的神权，他不会成为一个在综合领域受人敬仰的划时代科学家。

    从荒寂阡陌走出来的陈忠村，故园的“一条羊肠小道/比胸前的肋骨更重要”。他有没有用光明并高堆的物质财富，回馈将他培养成硕士、住着辛勤瓜农父亲的故乡，尚不得而知，但他在更多无数农民的沉默、低泣和义愤的集体培育中，在精神财富更匮乏、土地更加流失的土地上，已长成一棵没有背叛故土的树。他正在试图着，用他那还没有完全茂盛的枝条，向正在炎炎烈日下，如蚂蚁一样奔波的农民工们，倾曳去同样微弱但不乏适时的绿荫，并且，因他那骨肉相连、不可迁徙的根基注定，他和那个无论何时都近在咫尺的集团，已完全成为一体。

    就是这样，通过进化返璞于薄壤的陈忠村，似乎在用他并不是个体的具象，印证着后来同样戴有神圣光环的达尔文的一切，并非都是金科玉律。但是，严肃的科学圣殿，不是严厉的虚伪神坛。正像曾敢以渺小挑战神明一样，并非诗人的达尔文紧接着，又以汲取自江河湖海的澎湃激情，写出了应使众多只会邯郸学步的诗人汗颜的预言：“有时一条孤立的弱枝，因为特殊机会，得以生存至今；依我想，这巨大的‘生命’之树的代传亦是如此，它的许多已毁灭而脱落的枝条，充塞了地壳，它的不断的美丽分枝，遮盖了大地。”

    我不得不借此机会，表示出26年我前初读达尔文时，至今难抑的体会：我在景仰他对科学一丝不苟的同时，更对他出众的文采深深赞佩。但是，在诗歌与科学矛盾的同步进化中，有关脱颖而出的树的事实，也能全果真如此吗？

    在以歌颂自由而不朽的普希金故乡，有一个“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叶赛宁。他的从“带雪的风中”刮来的诗页，是那样阳光而飘逸，他的“星星般”色泽闪耀的诗句，是由钻石的项链组成。然而，他这棵还不到30岁的叶盛枝密的大树，却在一颗自扣的子弹下倒地。

    将叶赛宁连根刨起的，不只是盐碱般恶意侵袭的工业化恶果，更有他在挺立中已无力抵挡的外部，那些没有被有力制裁的扭曲着进攻的非人的人性。同样，自叶赛宁起，在又过了85年后的今天，就在陈忠村快递给我他的仍在长高的诗集的此刻，从富士者康那曾令人向往的富丽堂皇的高楼上，连续深深横坠下的十几条年轻的树干，又将怎样去用不断美丽的分枝，覆盖大地？ 

    在这里，此刻，在已有五千年文明厚积的土地上，每一分钟都没有不劳而获的我，面对飞船早已洞穿但思想倾斜的天空，不得不首先扪心自问：

    为什么？众多人在血汗已经足够付出的此时，生活为什么依然如此残酷，甚至连做到这一点都仍是奢侈：不是每一棵树，都能站着死亡。

2010年6月16日夜 北京

作者简介：白曼，本名王永林，男，1954年11月5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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