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诞辰二百周年。在英国文学史上长达70年的维多利亚时代(1830-1901)，勃朗宁是最为著名的诗人之一。
背景介绍
英国浪漫派诗歌是英国诗歌史上的重要高峰之一，在华滋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之后，别人似乎已经很难再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是继英国浪漫派诗歌之后发展起来的。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1837-1901)，随着英国的国际霸权地位的确立，对外侵略和产业革命也促使英国国内经济呈现出异常的繁荣，加之科学发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英国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英国诗歌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丁尼生和勃朗宁以其瑰丽奇谲的意境、和谐的韵律、优美的辞藻，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如果说浪漫派时期的英国诗歌是“群星璀璨照耀苍穹”的话，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歌也不断有“鸿篇巨制叠出不穷”，呈现出诗体博杂、精彩纷呈的特色。从数量上说，勃朗宁的诗歌（包括诗剧）作品，比任何一个浪漫派诗人的诗歌全集都要多，即使按每页两列的方式排列，也超过了1200页，共约9万行诗。
勃朗宁在英国诗歌史上的成就，主要是发展和完善了Dramatic Monologue（戏剧性独白）的诗歌形式。所谓“戏剧性独白”是指：去除了戏剧中的动作表演、剧情解释，遮蔽了对话对方之后的独白。独白者处于戏剧的情绪之中，但他既不是自言自语（独白），也不是向读者表现自我（抒情）。读者似乎是偶然听到这番话，读者从独白中可以感受到对话对方的存在，甚至感受到戏剧性冲突。通过这种戏剧性的情境，独白者一层层地展现戏剧情节，揭示出自己甚至对话对方的内心思想。勃朗宁通过戏剧性独白，鲜明而生动地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深刻而复杂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勃朗宁最为著名的戏剧独白诗是My Last Duchess（我的前公爵夫人）。
在勃朗宁之前，也有不少诗人写过戏剧性独白的诗作，如丁尼生的Tithonus（梯托诺斯）就是同名主人公在一定的剧情背景上的独白，但两者有明显的差别。在丁尼生的戏剧性独白中，独白者要么在自言自语，要么在向读者袒露心迹，因此实质上仍是一种抒情独白，只不过抒情主人公是剧中的人物而已；而且剧中的抒情主人公还与诗人本人有着许多契合之处。而勃朗宁的独白者是纯粹的戏剧人物，他所面对的不是读者，他的独白对象是剧中人物。将它称为“独白”，只是因为诗中并未把独白者的对话对方的话写出来；当然在独白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对话对方的存在。因此，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是一种客观的、戏剧性的形式，其目的不在于抒情，而在于为人物塑造形象。独白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人物，是独立于作者的典型形象。
勃朗宁的有些诗十分晦涩难懂。诗人在探索人类心灵的过程中，涉及到广泛而不同寻常的知识领域，由于引用冷僻的典故，很容易使读者感到困惑不解。在Sordello（索德洛）一诗中，他引用了中世纪意大利的某些知识，其暗示的含义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读者能够破解。此外，他还创立了一种独特的手法，采用异于寻常的节奏、奇特的韵脚，突兀而支离破碎的措词。这种手法，如果运用得当，会使诗歌增强活力，从而迥异于十九世纪大多数节奏过于甜熟的诗作。他是一位写诗能手，这一点可以从他抒情诗的流畅的节奏上看出来，可是他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力，虽然会给他的诗带来某种现实感，但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却有变成矫揉造作的危险（Ifor Evans,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01）。
说到勃朗宁，不能不提到伊丽莎白·巴莱特(1806-1861)，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关于他们俩的爱情故事，读者们应该早已熟知。1845年，勃朗宁与伊丽莎白·巴莱特第一次见面。此前，他们已经开始互通信函。1846年，她不顾家庭反对，毅然与勃朗宁结婚，婚后长期寄居在意大利，直到1861去世。勃朗宁夫人以44首意大利式的十四行诗集《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著称于世。意大利式的十四行诗，与英国文学传统上最为流行的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诗相比，在格律上有显著的区别，它的每一首诗只押四个韵，前八行以两个包韵形式押两个韵，后六行以三个交韵形式押两个韵，即每一首诗只押四个韵，每个韵需要押三到四次，而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诗却可以押七个韵，每个韵只需要押二次，所以意大利式的十四行诗明显比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诗更加难写。另外，勃朗宁夫人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叙事诗Aurora Leigh（奥罗拉·李），揭起女权主义的大旗，二十世纪不断激发起西方学者的研究热情。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十九世纪的英国有三位优秀的女诗人：勃朗宁夫人、艾米莉·勃朗蒂(1818-1848)、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830-1894)。在这三位诗人之中，勃朗蒂的诗扑朔迷离，妖冶怪诞；罗塞蒂的诗富丽纤秾，凄楚哀婉，而最具有现代意识和激进思想的是勃朗宁夫人。长篇叙事诗《奥罗拉·李》(1857)讲述了一个富家女子，敏而好学，他的族兄罗姆尼向她求婚，被她婉拒。罗姆尼热心于救济贫困，曾经从贫民窟中救出一个流浪女子，后来想取她为妻，结果也没能成功，甚至还遭受各种灾难，房屋被烧毁，双目失明。故事结尾时，奥罗拉终于向他表示了爱意，同意与他结婚。整个故事结构和这个结尾，不禁使人想起同属于女权主义小说的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1847)。两部作品的发表时间相差十年。
在勃朗宁夫妇结婚当时乃至于结婚之后，勃朗宁夫人都比勃朗宁享有更高的诗名，而勃朗宁只是到了他从意大利回到英国，才受到英国诗歌界的重视。1868年，他发表由戏剧独白诗组成的两万馀行的The Ring and the Book（指环与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1881年英国还成立了勃朗宁学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因此勃朗宁也与其他传统诗人一样，一度受到冷遇，直到六十年代再次受到追捧。和他的夫人一样，勃朗宁的诗歌具有多方面的现代性，对二十世纪的诗歌，乃至小说都有深远的影响。比如他的长篇戏剧诗《指环与书》，G. K. Chesterton（切斯特顿）就说此诗“主要是一个侦探故事”，亨利·詹姆斯也认为诗中“有内在的小说”，埃兹拉·庞德一直对勃朗宁的诗作非常欣赏。还有文学史家认为，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对叶芝、艾略特、庞德等诗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甚至认为吴尔芙的《海浪》和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都受到此诗的影响（转引自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第386页、王佐良著《英国诗史》第372页）。
勃朗宁的早期诗歌深受雪莱的影响。其实，他的后期诗歌的创新，也是从浪漫派诗歌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的。勃朗宁在撰写一篇关于雪莱的文章时提出“客观诗人”与“主观诗人”的区别。客观诗人就像用镜子精确地反映外界，莎士比亚就是一位客观诗人。主观诗人就像一盏灯，他把内心的光亮投射到外界，使外界在读者的眼中变幻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光彩，雪莱就是一位主观诗人。据此，勃朗宁是客观与主观相混合的诗人。一方面，他诗中的戏剧人物是独立于作者的客观形象；另一方面，每首诗中的独白者又好比一盏灯，他们内在的光亮投射到外界事物，使它们发生扭曲变形，读者就从这变幻的景象中推测产生这种景象的内在精神（钱青《英国十九世纪文学史》第167页）。
勃朗宁具有深厚的传统基础，他既能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又能跳出传统，自出机杼。勃朗宁的诗学思想，也许还有一些现实意义。中国现当代诗人往往只强调“自我创造”，所谓“师心独造”，以为越是与传统割裂，就越具有独创性，殊不知主观性与独创性并不是一回事情。完全的主观往往是趋同的，而不是趋异的。没有深厚的传统基础，一味追求主观发挥，往往表现为雷同，而不是独创。
翻译情况
英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浪漫派诗人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概是最受关注的，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除丁尼生、A. E.豪斯曼、王尔德、哈代等个别几个诗人的作品已经有较多的译者参与介绍，并且有比较全面的翻译与研究之外，其他诗人的作品都只有零星的介绍。罗伯特·勃朗宁诗歌在中国翻译介绍的书籍，据笔者所知，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英国诗选》，译者卞之琳，其中收录勃朗宁诗两首Meeting at Night（夜里的相会）、Parting at Morning（早上的分别）。译者采用以顿代步的译法，并在诗后对两诗的含义作了简单的解释。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飞白译，其中收录勃朗宁诗18首，包括前述两首短诗、戏剧独白诗My Last Duchess（我的前公爵夫人），诗人的大多数名篇，都已收录在内。译者依据原诗的韵式译出，译文流畅，诗行在总体上是整齐的，但不追求每行的顿数或字数相应。
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收录勃朗宁诗6首，包括前述三首诗，以及Home-Thoughts from Abroad（海外乡思）、The Lost Leader（迷途的领袖）、Memorabilia（难忘的记忆）。译者是陈维杭、黄杲炘、卞之琳、飞白。两首较长的诗均为陈维杭所译，译文晓畅，但诗行的字数偏多，节奏略显迟缓。
1986年和199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出版《英国抒情诗100首》和《英国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两书共收录勃朗宁诗6首，同样包括前述三首诗，另外还包括The Year’s at the Spring（这是一年的春季）、Porphyria’s Lover（波菲莉娅的情人）和Misconceptions（误解）。2007年出版的《英诗汉译学》中也有一些译诗片段。译者采用顿数、字数、韵式兼顾的译法，译文规整，反映了原诗的格律。
199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英诗揽胜》，译者高健，其中收录勃朗宁诗3首，包括The Year’s at the Spring、My Last Duchess、Home-Thoughts from Abroad。译者采用字数相应的译法，译文典雅，译诗前有对诗人的简介，译诗后还有十分详细的注释与赏析。
1999年，海天出版社出版《勃朗宁诗选》，435页，收录勃朗宁诗40首，译者为汪晴与飞白，每首诗下都有详细的分析、解释。汪晴是飞白的姐姐。此次姐弟合译，可能是在飞白已有的和新译的篇什基础上，由汪晴再加补译，一并出版。但是这本书似乎印数不多，市面上已经很难觅到。这可能是勃朗宁诗歌翻译收诗最多的一种。
200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屠岸与方谷绣译，同题诗由屠岸译。该书是一本儿童诗集，还包括Christina Rossetti（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Goblin Market（小妖精集市）和R. L. Stevenson（史蒂文森）的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一个孩子的诗园）。译者采用其一贯采用的以顿代步的译法，他运用此法译诗，已经达到了娴熟的地步。另外，200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屠岸译的两卷本《英国历代诗歌选》，其中收录勃朗宁诗8首，除前文所述两首描述幽会的短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Home-Thoughts from Abroad（海外思乡）、The Year’s at the Spring（琵帕[Pippa]的歌）之外，还包括“前瞻”、“至高善”、“《阿索兰多》的跋诗”。
根据南昌大学硕士生戴聚成的统计，还有苏仲翔、宗白、张祈、阮坤、孙大雨（译过Andrea del Sarto/安特利亚·代尔·沙多）、孙梁、吕志鲁、郭天奎、李小贺等人翻译过勃朗宁的诗，除吕志鲁译过三首外，其馀都只译过一首。
从以上资料来看，勃朗宁的诗作翻译比较集中在Meeting at Night、Parting at Morning、My Last Duchess等几首名诗，而且篇幅偏短，长篇诗作如The Ring and the Book，除了片断翻译以外，几乎无人问津。
勃朗宁的诗晦涩难懂，这可能是他的诗歌在中国翻译介绍比较冷落的原因之一。另外，勃朗宁的诗歌中大量引用《圣经》等宗教经典，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关心生死以及生者对死者的追念。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传统宗教的追求。人们习惯性地不再相信世界上还有冥冥之中决定一切的超自然力量，总体而言，人际关系比较冷淡，对于生死过于漠然，不太明白慎终追远的道理，一句话：缺乏恻隐之心。不仅是勃朗宁，即使是丁尼生或其他谈论生死、涉及哀悼主题的诗作，现代读者也同样感到隔膜，因此也不太受到重视。
下面来介绍几首勃朗宁的诗作。
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是一首广泛受到少年儿童喜爱的叙事诗。故事发生在德国汉姆林城，那里正在受到老鼠的侵袭。市长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应付这个危机，结果计无从出。这时，有人轻轻叩门，进来一个长相奇怪、身穿一件红黄相间的花长袍的瘦高个子，他说他有办法消灭老鼠。市长答应给他1000盾作为报酬。于是他吹起笛子，果然老鼠倾巢出动，随着他的笛声一直跑到河边，跳进水里淹死了。但等这个花衣吹笛人问市长索要赏钱时，市长却翻悔了，只肯给他50盾。于是他再度吹起笛子，把全城的孩子都引到一座山前，忽然山腰间开启一道大门，把孩子们都关了进去，只剩下一个跛脚的孩子留在外面。市长和市民大为后悔，但为时已晚。在这首诗里，道德教育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Porphyria’s Lover（波菲利亚的情人）是一首叙事诗，它是以一个情人男子的口吻来讲述的。在一个风雨之夜，那个男子所钟爱的波菲利亚前来相访，两人情意绵绵，难舍难分，但是男子唯恐有朝一日失去此时此刻的幸福，于是用女子的长发缠绕着女子的脖子，将她勒死，使他们的爱永远停留在那幸福的一刻。从这种变态心理的描写，我们似乎可以闻到后期 “颓废派”作品，例如王尔德的《莎乐美》中的血腥味儿。
再看一首小诗：The Year’s at the Spring。
The year's at the spring
And day's at the morn;
Morning's at seven;
The hillside's dew-pearled;
The lark's on the wing;
The snail's on the thorn:
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原诗两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音步，抑扬格与抑抑扬格兼用，韵式为abcd abcd。
岁在阳春，
日在清晨，
清晨正是七时，
山边草上露珠涔涔；
天灵在飞，
蜗牛在枝，
上帝高居九重——
天下万物各适其宜！（高健译）
这首诗的译法典雅优美，在结构和节奏上接近《诗经》的某些篇什，如《小雅·南有嘉鱼》：
南有嘉鱼，
烝(zheng1)然罩罩。
君子有酒，
嘉宾式燕以乐。
南有嘉鱼，
烝然汕汕(shan4)。
君子有酒，
嘉宾式燕以衎(kan4)。
南有樛(jiu1)木，
甘瓠(hu4)累之。
君子有酒，
嘉宾式燕绥之。
翩翩者鵻(zhui1)，
烝然来思。
君子有酒，
嘉宾式燕又思。
这首诗是长篇戏剧诗Pippa Passes“荜葩走过”中的一首歌。荜葩是意大利威尼斯西北部的小城阿索罗的一名纺织女工。她在工厂里做工，虽然一年只有元旦一天可以休假，但她依然天真纯洁，开心乐观。元旦这一天，她准备到街上漫步，经过当地最令人羡慕的四个人家。她一面走一面歌唱，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幸福的人。早晨，荜葩经过奥蒂玛的家。奥蒂玛是大财主卢卡的妻子，因为老夫少妻，她经常被人取笑。于是奥蒂玛就怂恿他的情人西巴尔德在深夜去谋杀卢卡。正在这时，西巴尔德听到荜葩的这首歌，于是就开始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行，但是荜葩本人却对自己唱歌给别人带来的神奇效用茫然不知（梁实秋《英国文学史》第1515页）。
再看一首比较难懂的长诗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恰尔德·罗兰向黑暗古堡走来）的头四节，原诗共有34节，一例每节六行，每行抑扬格五音步，韵式abbaab。
我第一感觉，他的话全是扯谎，
那满头白发的跛子，斜着眼睛，
想从我眼里探知说谎的反应，
心想，又一个傻瓜上了他的当，
他嘴唇上翘，嘴角清晰的边框
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
他拄着手杖，究竟玩什么路数？
莫非是想用谎言打埋伏，诱骗
每个过路人，看见他守在道边，
会问路？我逆料，我将听到尸骨
在发笑，拐杖也在蒙灰的大路
开始写我的墓志铭，打发时间，
如果我听他的建议，拐弯进到
那不祥的小道，因为大家都说
那里隐藏着黑暗古堡。可是我
默认了他的指引：发现到临了，
并没有重新燃起憧憬和骄傲，
不比到达终点的欢欣差很多。
因为我流浪，走遍了全球各地，
多年来我竭力探索，我的渴求
已缩成一个小鬼，不再能承受
成功带来的吵吵嚷嚷的欣喜，
我不必遏止泉水流出我心底，
因为失败，是心所看到的所有。（黄福海译）
勃朗宁的诗中被翻译得最多、在中国（也许在各国）也是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那首Meeting at Night。原诗描述一名男子在深夜，借着月光，驾着小船，来到临近海边的一个农庄，与心爱的女子幽会。他轻轻地敲击窗玻璃，窗内只听见嚓地点燃一根火柴，女子惊喜地轻轻叫了一声。于是诗人说道，这时两人的心跳声似乎高过了那声惊叫声。最后四行的原诗是这样的：
A tap at the pane, the quick sharp scratch
And blue spurt of a lighted match,
And a voice less loud, thro' its joys and fears,
Than the two hearts beating each to each!
窗子上敲一下，急促的刮擦，
擦亮的火柴开一朵蓝花，
一个人低语，又害怕又喜欢，
反不及两颗心对跳得这么响！（卞之琳译）
窗玻璃上轻弹，嗤的一声摩擦，
擦燃的火柴喷出一朵蓝花。
又惊又喜的一声呼，但这呼唤
早被两颗心同跳的声音盖住！（飞白译）
轻扣窗玻璃，接着清脆一声响——
嚓！忽地迸出火柴的蓝色火光。
充满了喜乐惊怕的轻叫低唤，
轻似那怦怦对跳的两颗心房！（黄杲炘译之一）
一叩窗，顿时嚓的一声响，
火柴迸出了蓝莹莹火光；
充满喜乐惊怕的悄悄话
轻过怦怦对跳的心两颗！（黄杲炘译之二）
向窗棂上一敲，又迅疾地一擦——
火柴擦出了一片明蓝的喷发，
一声欢喜和恐惧织成的低唤，
比两片相偎的心跳还低一点！（屠岸译）
比较各位名家的译文，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译文反映了不同的译诗理论。飞白的译文流畅而优美，但是不讲究每行的顿数或字数相应。卞之琳、屠岸的译文将原诗的音步数转化为中文的顿数，对应地进行翻译，从译文里可以隐约听到原诗的格律。在英诗汉译中，还有一种译法，即将原诗的音步数转化为中文的字数，对应地进行翻译，以上黄杲炘译例之一就是这种情况。黄杲炘译例之二的译文追求顿数、字数、韵式三方面兼顾，反映原诗的格律，这个要求很高，但有时难免显得有些局促。
英诗汉译，在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正在日趋完善。中国新诗创作的成长，与外国诗歌汉译的发展，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这是一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特征之一。新文化运动以来，自由体诗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格律的约束，似乎很难再有新的突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或许有人会说，现代是散文的时代，我们不再需要诗歌，诗歌早已过时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说诗歌已经过时了，但是诗歌还在。唐代结束后到了宋代，也有人说，唐代是诗歌的时代，宋代是散文的时代，诗歌已经过时了，但是宋诗还在，而且诗人数量是唐人的四倍，字数也应该是唐诗的百倍。清亡之后，有些旧文人说，新诗来了，旧体诗亡了，可是一百年间还有人在写旧体诗，而且新诗开拓的有些境界，是旧体诗所不曾有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也有人说，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了，可我们还是读到了迪兰·托马斯、菲利普·拉金、雅各岱、博纳富瓦、金斯伯格、叶夫图申科、布罗茨基，甚至像保罗·策兰那样的诗人的精彩诗作。所以如今的诗歌也不会消亡。但是由于新诗或中国现代诗是一百年前新文化催生的产物，它跟中国两千年的旧体诗传统还没来得及有一个很好的对接。究竟新诗的格律应该是怎样的，如何建立新诗的格律，还远远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中国新诗，跟六百多年来发展得有声有色的英国诗歌相比，仍然是落后的，还有待于诗歌翻译家、诗歌创作者互相切磋琢磨，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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