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连续多年推出过颇有影响的年度诗选，以较大篇幅展示上一年度表现出色的青年诗人，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进入90年代后没能继续下去。90年代初期，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亦编辑过年度诗歌选本，但由于编选立场较为模糊、发行量小而没有给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年鉴”、“年选”陆续出现，漓江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等都拥有持续出版的选本。广州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海风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等也断续出版过年度诗歌选本。一时之间，“最佳”、“精选”满天飞舞，争奇斗妍。2000年至2002年，号称为年度“最佳”的选本，就有三种。
不同出版社出版的选本是各有所长，比如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海风出版社等轮流出版的《中国新诗年鉴》对新人的推举最有力，篇幅也最大；诗刊社编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XX年度最佳诗歌》（后来把“最佳”二字去掉了），销量最好，审美趣味比较正统；韩作荣编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XX年中国诗歌精选》诗风朴素稳重，对中国正规刊物上的诗歌作品涵盖面最广；敬文东编选、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XX年诗歌选》典雅玄奥，具有“知识分子”气味。这个选本也是所有年选中篇幅最薄的一种，仅仅120个页码。其他几家出版社的年选也各有特色。但在这里，我不想花太多篇幅来探讨各个选本的风格差异，而只想透过当前“年选热”的现象指出一个常见且容易被当成“习惯”的问题。选取张清华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年选（这个年选从2001年开始出版，前两年均称为《XX年度最佳诗歌》，2003年起改为《XX年诗歌》）来论述，是因为它是所有选本中最贴近我的阅读趣味的一种，编选者不像其他很多选本的编者那样，把主要目光投放到对公开发行的刊物上，而是别辟蹊径，在关注公开出版物上的优秀诗歌的同时，花更多的精力在印数极少的诗人自费出版诗集、民间刊物和诗歌网站中披沙沥金，使这个选本稳重而具有“异端”和“野生”的活力，更接近中国诗歌的真实状态。如果这样一个优秀的选本也有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那么，其它的选本的质量也就不言自明了。
应该承认，大量选本的同时出现，对开阔读者视野有好处，他们的选择余地也相应增大。但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让他们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年选的泛滥必然降低了图书的水准。当一个普通读者怀着满腔热情把所有能看到的年选搬回家里，一读之下，发现这些选本选入的“年度最佳”作品各不相同，即使他再愚笨，也会怀疑其中掺杂了太多水分。是啊，一个国家，每年能够产生上千首最佳诗歌吗？
产品被读者质疑，编选者和出版社也自有苦恼。毫无疑问，在一个需要发行量来评定一本出版物的优劣的年代，推出作品倾向不够“大众化”和“喜闻乐见”的选本，出版社要承受一定的经济压力，为了与市场接轨，编选者不得不在艺术与市场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在这方面，某些选本颇有经验，它们不去理睬尖锐的、探索性的作品，而向那些保守的、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接受能力的作品大抛媚眼。它们的编者崇尚的是市场之上，或者说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如何开创新的文学潮流，改变传统而沉闷的阅读风气。而少数有思想立场、对文学有独到领会的编选者，则更注重从边缘的、弱势的群体中发掘新的、有特质的东西。但这样的选本，注定要失去一部分读者，无法成为“畅销书”。更为重要的，除了经济压力之外，编一本有立场的选本，还面临着另一种更致命的风险，逾越了某条或明或暗的界线，就有可能发生某些看似荒唐而确实存在的意外。出于这种非艺术性的原因，编者不可能在选本中完全体现自己个人的意志，只能以“尊重艺术探索”、“提倡百花齐放”的名义打打擦边球。在《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序言中，张清华无奈地道出了这一隐痛：“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每每由于其在思想或文本上的‘极限性’而无法见容于我们时代的趣味和所谓标准。每一次编选都有这种‘不得不放弃’的体验，将那些本来最具震撼意义的代表性作品予以删除，而它们可能是最能够代表这个时代诗人对历史的思考的，对现实的批判的，最具有大胆和异端的思想或技艺追求的。这就使编选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残缺的编选’。……因此我只能向某些诗人致敬和致歉：他们的诗因为表达方式和书写对象方面存在‘问题’而不能入选，或已被选入的诗人也未必选入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只能留下了那些看起来最‘雅’和最中规中矩的作品。”
无独有偶，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2003年诗歌》序言中，编选者敬文东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选本都是妥协的产物，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一个具有艺术良知的学者，即使在众人心知肚明的“规矩”的笼罩之下，也不会背叛自己的艺术感受，而是会想方设法地为那些真正的佳作谋求机会。在2005年元月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4年诗歌》序言中,张清华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那些因非艺术原因而无法收进选本的诗歌。他认为，这些诗歌有几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尖锐、诙谐与痛”。这些作品不在寻常人们的视野里，因为它既不唯美，也不符合“个人写作”的独特性，甚至也不能算是很“民间”。在谈起这些作品时，张清华充满遗憾和惆怅：“照一般的判断标准，它（丁成的《上海，上海》）实在不是很规矩和‘健康’的，但在我看来它却是今天罕见的具有感受能力的作品”，然而，这首诗，“考虑到种种原因没有将它收入”；“我无法将他（徐慢）的《人民》那样的作品收入，但却记下了读那样的作品所经历的震撼”，“我只是要用它，一首我无法收进来的芜杂的诗篇，来反衬诗歌的耻辱”；“还有一首网上流布很广的《李书记，你在哪里》的戏仿之作，虽然亦未能收入，但我以为还是值得一提”，因为“它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该作者所能够提供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诗歌作者应该向这样的有良知的评论家致敬，是他们和优秀的诗人一起，保住了诗歌的尊严。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既然连如此独特而杰出的作品都无法选入，读者对年选的不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虽说“最佳”徒有其表不一定是编者和出版社方面的原因，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者的公信力。有意思的是，2003年，有关部门发布了“不准在商品名称和广告宣传中乱用‘最佳’”的通知。人们当然不会乐观到认为这是有关部门问心有愧才做出的规定，但去掉“最佳”二字的书籍，至少要比以往的装模作样真实和客观得多。一个真实的选本即使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也能受到有思想的读者的尊重，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生存和言论环境的别致角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