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局：疑中见疑的诗歌立场——《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迷局：疑中见疑的诗歌立场

文章来源：论坛来稿作者：丁成发布时间：2005-06-01 19:05:45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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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局是任何一个时间横断面中世界的呈现形式和存在方式。时间没有首尾，迷局永恒。在时间中的任意一点，看见和认知都呈现出顽固的相互遮蔽性特点，而彼此都是最不能相互容忍的冤家，往往“看见”意味着的客体即为迷局，而“认知”在此时却是个十足的白痴。生命的存在、事物的发展，始终包含在这一对矛盾体之中，看见的东西表达不出或知道的东西不能看到，面对客观事实，无力看见，而时间在每时每刻不断地覆盖真相。这种逆差最终呈现出牛皮癣一样的事物完全地破坏了元事实的面貌和割裂了元事实的完整性，在更多的眼睛里，这些牛皮癣又覆盖了眼睛，使之误信为这就是事实的全部，这种双重的悖谬产生出来的历史的现实对于始终没有揭开并仍然在不断变厚的时间蒙尘之下的真相来说，它们构成了当下这种不为人知的局面。它们之间互相产生各种各样的对立因果关系构成迷局的最基本形式。在狭隘的意指范畴之内，迷局存在于艺术、写作等领域，而诗歌由于其相对独立异端的话语方式、相对不确定的语义处理方式、它的不可解性，决定了在诗歌写作过程中、新诗发展进程中所彰显出来的迷局特征尤为严重。

　　预设和预设者：写作中了谁的魔咒？迷局具备的广泛性使得它能够沉潜在意识形态的角角落落。它像任何一个客观事物的胎记一样与生俱来。它直接导致的结果反映在写作上和历史事件中时，往往像死亡的迷团一样，不可解释。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中开辟的道路更是残酷地直接呈现出迷局的面貌，而且非常形象直观地呈现的迷局就像漫无边际的黑暗一样，不可捉摸。具体的诗歌写作过程，通常被忽略掉的一个因素就是“预设”。作为诱发写作欲望的事物，作为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几乎无人深究，或者根本无法深究。写作动机，在这里变成一个人人脑中有，人人眼中无的被遗忘的问题。事实上写作欲望的产生，和在这个迷局中懂得穿衣服的人一样，只是完成了一个本能的需要，更多的人在迷局中愈加地陷入更深的迷局，即写作的迷局。

　　预设的问题直接关乎到迷局。谁在打乱秩序，谁在为诗人的写作不断地预设下迷局？很多局外人对诗歌写作的看法惊人的精湛，他们的言说依附于怎样的洞察才能达到无意识的指涉就能直接关乎到诗歌写作的最本质问题即：写作的迷局是毒瘤还是兴奋剂。对于一个海子一样“以梦为马”把诗歌当着精神庇护之所的诗人来说，写作无疑是一剂高浓度的兴奋剂，在诗歌写作内部不断地使他获得愉悦，远远地超乎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以至于当他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迷局的残酷性的时候最终导致激烈的思绪紊乱。对于更多“以诗为梯”把诗歌当着物质和肉身腾达的阶梯的诗人来说，预设则显然是一颗噩梦萦绕的毒瘤。出版界盛传的“诗歌是出版商的毒药”一说恰恰验证了这一事实。但是，到底我们所面临的是兴奋剂还是毒瘤，这种二律悖反所产生的强烈的矛盾冲突，使得当下的诗歌写作处于一种冒进、偏离和变异交相混杂的尴尬局面。迷局再一次显示出其对诗歌写作所产生的强大的暗示性。敬畏是必须的，但这种敬畏到底存在于诗歌写作中的哪些角落，或者说哪些方面的“敬畏”正在日趋灭失，迷局在何处现身？

　　　　　　　　　　　　　　　　　　　　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

　　价值观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体现为诗人的价值承担，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诗人的价值观、美学观、道德观点等，更是一种衡量诗歌文本现实意义的价值尺度。诗人首先具备对一种人类永恒的审美承担、价值承担、道德承担的勇气和信心，当不具备上述三点而“独辟蹊径”创造一个所谓的“新价值观”是可疑的，往往这种可疑意味着，对价值观的利用（无任这种利用是如何有理有据道貌岸然的颠覆或者说蓄谋篡改，毕竟人类真正永恒的价值承担是不需要颠覆的，就像天使和魔鬼的两面。），它背后所隐藏的是鲜为人知的目的性，在这里界定这种可疑的，甚至在这种所谓的价值观背后隐藏着的诗歌以外的个人物欲追求（包括物质催生的名、利），姑且称之为“价值论调”，因为在这里，价值观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个人包括小团伙“得道升天”的策略。“价值论调”首先体现在对传统价值体系自以为是的判断，并由这个判断妄加推断结合目的明确的策略方向，而产生的变异的“价值观”，显然这种脱离整个人类价值体系的价值取舍是谬误的，在真正的人类共同默守的价值体系里，这种臆断的理论是一个蹩脚的“异端”，可悲的是很多诗人深陷于这种异端的价值论调之中，不能自拔。就像一个苦苦等待的新手父亲在产房外接到的孩子是一只毛猴一样滑稽。不管如何去评判这一价值延异的现象，在诗人这里归根结底地体现为写作的核心主旨是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就到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在每一个历史时段中，价值观都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诗人的大脑，进而充斥于诗人的写作之中。往往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后一个历史时段的写作，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直接面对历史上过往的价值取向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有限的，基于人类价值认同来考察也是不彻底的。我们通过阅读，便可以轻易发现，近一个时间段以来，诗人们对于价值取向的调整，越发离奇和夸张。若干年来成为写作者写作主线的价值体系，在经历过一系列肤浅的浅及表皮的价值延异、价值清洗、价值重构之后，现在遭到了无情的挑战和颠覆。

　　对于传统价值观最普遍的挑战和颠覆，成为他们自以为能够获救的有效途径。首当其冲成为挑战和颠覆的对象都聚焦在“崇高”、“审美”这两个价值认同上，具体体现在对所谓的“崇高”、“审美”的质疑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把“崇高”、“审美”当着价值尺度的准绳并以这一价值体系为基准而反其道而行。不可否认一直以来在整个中国的写作领域，包括思想界，“崇高”、“审美”始终是写作过程中必然地甚至是贯穿始终的写作方向，它具体地表现为对题材、思想主旨、意识形态、写作方式的彻底的美化，以至到了一种“粉饰”的程度，写作中的这种好恶倾向，直接产生了一些所谓崇高式、乌托邦式的写作，不可否认在所谓的白色写作中，这种崇高的价值倾向通过一定的转基因，再加上所谓的闲适写作一定陈腐、破旧的毡帽。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一些小市民情调的好恶、一些中产阶级的趣味，导致写作面目上的中规中矩，千人一面，在这中情况下，一些政府掌控的官方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崇高的价值观的传播范围和程度。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些自命急进的诗人开始在价值观方面进行调整，不否认这种自发的调整带给写作的良好的突围的风气，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他们在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而在其他绝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也不分辨，就指望着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在颠覆传统的“崇高”、“审美”的使命感式的写作之后，能拯救汉语写作。

　　姑且不谈这种盲目信任的用心和可疑之处，光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这种非此及彼的二元论否定法所带来的写作就是随机的、缺乏思考沉淀的，而且显得很可疑。考察上个世纪进入90年代以后的汉语诗坛，便可毫不费力地发现，几乎所有倡导对传统的崇高、使命感式的写作进行颠覆的写作集团，都是具有随机性、流氓性的聚集（最致命的是很多新价值观倡导者的写作，在传统的领域内始终未产生他们预期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毅然地投身到倡导甚至建立他们自以为是的价值系统之中），从他们的思想层面以及其所抵及的深度作为对象来着手勘察，几乎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性。这种见机行事式的矛头急转，自立山头，插上旗帜，就算是价值观的颠覆，甚至在他们的写作系统内达到通行无阻了，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这无疑是最恶意的陷阱，对于写作的破坏在他们的写作中体现得分外突出，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的写作、他们的发言显得糙急。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伙急于兜售某种理论时，这种事情的结果不言自明。这种幼稚可疑的价值否定方式长久以来一直覆盖在汉语写作的表面，成了水面上漂浮的污秽泡沫。

　　我们姑且称这些为了某种处于写作上的自我膨胀需要而拉起价值颠覆大旗的写作团伙为“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在此，每一个把写作当着毕生未尽事业的人们来说，必须像一个小心的人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警惕扒手一样警惕这种“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的侵蚀和毒害，因为世界上所有卑鄙者的共同特性就是，善于引诱，善于挖陷阱，善于渗透。我们不难看到经常有人像突然遭遇黑洞一样，遭到了某种“价值论调修正主义”的侵蚀，甚至他（她或者它）就是我们身边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看他走进陷阱，却无能为力。

　　“崇高”和“崇低”；“审美”和“审丑”之类的价值修正，显然属于最低层次上的价值报复，更妄谈思想。一个60年代以捡粪为生的农民，也许可以获得比2004年跟你谈论价值“崇低”或者“审丑”益处的诗人，更值得你尊敬。当然整个90年代甚至延续到现在的所谓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写作梅毒都是触者即病的价值报复。由于某一块蛋糕的瓜分而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而导致的直接结果，从传统的价值层面的角度来考虑，他们无非抱着一种帝国主义心态，甚至连帝国主义都称不上，彻头彻尾地就是一坐地分赃的小偷心态。

　　谈到这里，对于当下甚至未来的诗歌写作，我们都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写作队伍中的“假流氓”的大面积存在，“假流氓”具备所有“流氓”的一切行为特征，包括话语、行为、甚至思想意识，但在这里加了一个“假”字，说明在写作群内出现的这拨人，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在生活中他们连流氓的勇气都没有，而只是在文字中，甚至借助网络借助一些汉语传媒的庇身，而在文字背后龌龊地嚣张，大有不可一世之势。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向一部分人手中集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部分中产阶级写作团伙，这些人的最明显特征就是，手握钞票，自以为是，盲目乐观地以为拥有了社会财富就拥有了写作上的发言权，于是“扫帚戴帽——充人”式的诗人应运而生，四处流窜，好象世界从此了然于胸一样地嚣张，到处结党营私，盘占麦克风，发出刺耳的怪腔怪调。他们对于“价值修正主义”的运营往往更是得心应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整个汉语诗坛闹得鸡飞狗跳，感觉好象谁要是不赶快找个组织，马上就会被消灭似的，这种奇怪的现象充斥于写作的内部。如此一来“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在21世纪初的汉语写作内部漫天乱舞的局面也就不难解释。

　　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对于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所有的“价值论调”无疑都是一个无关宏旨的荒诞剧，在任何一个历史横断面中，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艺术流派中，对于“价值论调”的过度阐述，必然是一种于写作、于思想毫无裨益的可疑动机，他们呼号的最终目的显然是一种物质文明带来的余孽深深根植其内而产生的利益吁求。精神的杠杆每每遇到物质的挑战，其必然地向物质一端倾斜，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段内的必然表现。关于写作，“价值论调”的大行其道首先是一个彻底的悲剧（真正指向终结纯粹的写作从来不需要一个画蛇添足的“价值论调”来作为其价值的赘饰。）建立在这个悲剧基础上的修正主义无疑是踏上了一班永远没有下一站，永远没有停车可能的怪异之旅，在这个怪异旅途之中，谁还能指望见着什么真正的风景，犹如痴人说梦一样可笑。

　　“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取决于它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靡乱”的思想根源。价值论调是一个错误。修正主义是一个错误。当这两个错误叠加到一起，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的恶臭的遗体：万劫不复。

　　　　　　　　　　　　　　　　　　　　抒情性的复辟及迷失

　　抒情性的写作是一种依附于真实事境，阐发情感自然流露的写作形式。抒情性是永恒的，它的不可磨灭之处在于满足了人类在生存和生命延续过程中的真实心境以及精神吁求，它必须是真实地、真诚的。这对于诗人的潜在要求首先是诗人的品格、识养、道德立场必须具备高度的“自洁性”。汉语诗歌根正源清的抒情传统，从《诗经》到屈原，到李白，几千年来是蕴涵着抒情品质的诗歌把整个历史一直抚育到现在，在每一个历史进程中也产生过为数不少的具有撼动人心力量的作品，这种无形的无声的无处不入的隐形力量的武器，就是诗歌中的抒情性。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代抒情已经日益成为一门无耻的写作伎俩。当时间像一个乳房干瘪的老妪颤巍巍地走到当代，在短短十数年间，数千年来积蓄而成的醇厚的抒情气韵遭到了最残酷的破坏和调戏，而且正在成为藏污纳垢的挡箭牌，气喘吁吁的抒情性能否承受得了无耻的诗人们的一再贩卖和蹂躏，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凶手，虽然他们正是不可饶恕的强奸犯。

　　这种对抒情性的无意识的冒犯，用“复辟”来阐释，最为精当。在这种潜意识背景交错复杂关系下的复辟，严格说来就是一种恶意的破坏，这种破坏比抒情性在自己的路上继续朝着老化的末路前行的行为更为恶劣。在人为的强心针作用下甚至借尸还魂的写作行为和自然式的死亡或者消匿相比，它的灭亡或者迷失在理论层面上，代表着双倍的残忍和悲哀。一种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下，进入的伪“抒情性”的写作，从语言内部就已过早的丧失正常体温，过早的进入写作上的冬季，丧失最原初的纯洁性和活力，甚至这种貌似善意的复辟，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诗人像玩杂耍的演员一样，要哭就有泪，想笑就咧嘴，而最可恨的还不是这种职业的病态写作，往往在这种职业病夫的基础上，他们泛滥地自渎式的写作才是最致命的。

　　抒情性的“虚构”败坏了“抒情性”纯洁的光环。虚构的事境、情感加之优雅华丽辞藻的过度修饰，彻底地使抒情性走向一种艺术的虚空，像发福少妇身上的赘肉一样令人作呕。过度浪漫、过度美化甚至近乎意淫的抒情和虚构的抒情一起导致大量滥情的诗歌垃圾，是最残酷的结局。抒情性的迷失，从侧面显示出诗人的“不洁”、“不真”甚至“虚伪”的传染病毒正在大面积传播，“污染”从一开始的环保专用名词到社会学的名词再到诗学名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抒情性由嬗变到迷失的复杂过程。在此不得不说：抒情性的迷失是从抒情性的泛滥开始的。种种迹象表明，在这种历史时境中，抒情性的特征已经强烈的表现出其迷失的一面。甚至这种可怕的迷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诗歌写作个体终结前的回光返照。荡开漂浮在诗坛表面脏兮兮的泡沫，综观当下的诗歌写作，抒情性导致的满目创痍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一方面我对此种现象抱着一种局外人的立场进行返观和审视，对许多诗人陷入先民们创造的迷局之中，欲自拔而无力（甚至鲜有人产生自拔的念头）的现状，不自觉地陷于失语状态。他们甚至对诗人伟大而神圣的使命视而不见，他们在迷局中忘记了自己通过写作重造迷局的历史任务，并以此来随着时代进程的改变而替代先民们创造的迷局的重要职责，还何谈诗歌。另一方面又对此种现象深感惶惑。惶惑是因为在考察诗人们写作的过程中发现了可怕的消失的秘径，在这种抒情性表象掩盖下的秘径中，竟然看不出丝毫崛起的的迹象。这种致命的发现，犹如在30层高楼上发现电梯轿箱里那一望无底的虚空的暗黑，更让人毛骨悚然。

　　如蝗灾一样，密密匝匝布满天空的物件向诗人急速飞来，始终看不清的东西在笼罩下来之前，人们议论纷纷，谈论那些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当每一个被那些飞来的不明物件套住时，他们更始难以说清先前看到的密密匝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些无数个急速飞来的东西正是先民们的布袋子，它们让更多的人沉迷于抒情性的布袋之中，而不思突围，甚至至死也没明白自己被何物笼罩，连篇累牍的诗歌最终成了葬礼上最后一次密密匝匝布满天空的毒疮，所有的人都终将目睹此人的悲惨下场。诗人们往往不愿意怀疑自己的抒情性，甚至找出各种诡辩的借口，来替自己的写作开脱罪责。事实上抒情性的迷局终结了多少诗人的写作生命，已难以数记。

　　但是，作为“抒情性的迷失”的主体和“抒情性迷局”的主体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在于抒情性本身的异化进而导致抒情性本身的迷失，是一种写作方式的迷失，而非诗人的迷失。后者的迷失，则指向诗人，即在抒情性的迷局中丧失自我的一种表征。在此需要重点阐述的是，何为“抒情性的迷失”。这种写作内部机制的迷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归结为诗人的迷失，即诗人的迷失在先，进而通过迷失后的写作而传导出来的抒情性，已经彻底的变质并且在抒情性的写作机制内部，产生了价值替换或者价值变异的现象，称之为抒情性的迷失。

　　　　　　　　　　　　　　　　　　　　高潮迭起的叙事陷阱

　　“叙事”作为与“抒情”相并列的一种写作方式，如果说抒情诗歌传统植根于的东方话，那么叙事的传统则毋庸置疑地植根于西方，《神曲》、《荷马史诗》等篇什就是它的肇始之源。它的命运和其他一些诸如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进口”货一样，在中国遭到了彻底地篡改和异化，使之更加地“符合”某些汉语写作者味蕾不全的口味，而偏离叙事本身的能指和所指，踏上漫长而不知所终的迷途。悖道而辞的命运使得叙事在汉语诗歌里愈发地接近一个进入怪异世界的弃婴，特殊的际遇加上诗人们强加于它的基因改造，使其看起来更像西方世界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美女与野兽》里原始森林中的巨兽金刚在城市。

　　追求诗歌中的情节——“故事”——是叙事诗迷失的开始。在经历了各种历史话语检验、时间检验、现实检验等多重监察下的“故事”本身变成了一种可疑的叙事存在方式。所有的表达和诗歌的各种引申衍射都圄于“故事”或“情节”之中，诗歌的更多可能性被阻断了。诗人被写作抛入叙事的同时亦被叙事放逐甚至抛弃，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残酷事实。

　　首先，情节在小说中的表现和诗歌中的表现显然分属两个范畴的概念，但在现实的诗歌文本中我们看到的竟是五官不分。“故事”一旦被写出来，并以诗歌的名义出现，它就已不单单是小说中的故事那么简单，在诗歌庞杂的写作背景上，“故事”显示出其荒谬的一面是惨痛的。考察作为诗歌写作中以主体存在身份出现的故事，已经远远地背离了故事或者诗歌任何一个命题的正确性，它超越了两者而独自步入了可怕的不毛之地。反观病态叙事诗歌的写作，有如下一些突出的问题存在：一、“故事”自成系统地存在，让叙事诗歌借助于故事“情节”的合理性而道貌岸然地获得了一种蒙蔽大众的合法性；二、故事的“封闭”性，使得叙事诗歌始终蜷缩于某种单一事境而获得某种自足的貌似体系的话语；三、故事的“可虚构”性，使叙事诗歌理直气壮地走向 “虚拟叙事”的牢笼；四、故事的情节性，使叙事诗歌获得畸形的审美趣味，暗合了当代浮躁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读者被物欲掏空的畸形的精神需求，而获得认可；五、故事的模糊性，使得叙事诗歌在一些批评家们的放大镜下获得了精致的“思想”礼帽，而得到肯定。

　　在叙事诗歌中“故事”的出现自然地衍生出“反故事”，在诗歌层面上他们像是唱双簧戏的孪生兄弟，都在努力地歼灭对方而使自己独占话语“麦克风”，结果彼此双双得利，互相牵制、互相斗争最终完成了双双的“鸡犬升天”。“反故事”的肇始者们，源自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维，直接地踏上叙事的另一极。他们错误地把“叙事”当成一种合法的权威尺度，煞有介事的进行价值颠覆和话语革命。他们通过对叙事诗歌的异化，在语言上进行稀释、在思想上进行倒置、在行文方式上语无伦次地结结巴巴和故意错乱。他们获得了一种小学生故意犯错或者顶撞师长的快感，对于写作本身来说，并未作出多少真正的成绩，如果有“成绩”那也是躲在暗处那种不为人知的沾沾自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虽然造成了一时的写作迷局，但最终他们还是在自掘坟墓。

　　“叙事”诗歌不排除虚构的可能性，但坚决拒绝拙劣的虚构和过分的夸饰。“艺术的真实”是叙事诗歌的必须遵守的铁律，姑且称之为“叙事的真实”。对“叙事真实”的必然性、普遍性以及其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改写和异化，是导致叙事性诗歌步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称虚构的叙事为“虚拟表述”，拙劣的“虚拟表述”使得叙事性的生命力日渐孱弱，依靠经验，依靠对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的直观感觉，为了建构一首诗歌，而像一个动机、表现均为良好的工作人员一样，动用记忆、冥想、嫁接、拼凑等手段叠加出事境或图景，当读者试图通过文字的桥梁接近诗歌事境的时候，真相垮塌了，充满了虚假的迷雾。诗歌此时在文字背后消隐了，剩余的唯破词烂句而已，就像9•11中美国倒塌的双子座废墟一样，徒剩毫无用处的废砖瓦砾而已。“虚拟叙事”存在的致命缺陷是：一、叙事结构的元材料违背了“真实”原则；二、事境重叠间隙中污秽的泡沫；三、词语和语感之间的矛盾对立；四、头绪混乱造成的“内分泌紊乱”；五、历史（时间）真实的不可还原。在这五点缺陷之中努力“建造”诗歌无异于对诗歌内部空间裂痕甚至直接断裂进行“墙墙有洞”式的亡羊补牢。

　　所谓的“日常化”的写作方式和“虚拟表述”同样直接糟蹋了叙事作为一门严谨的写作技艺。进而通过日常化的写作通道在渐行渐远的叙事迷途中，逐渐显现出庸俗化、非诗化的面貌。“叙事”的过度泛化使之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贫乏、琐碎、虚假、日常、无聊、废话是最可影响叙事变异的病菌，繁衍速度奇快，若结合“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者的崇低、崇下、审丑等价值趋向的影响，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叙事性光怪陆离的写作面貌，它们借助于写作表面貌似“先锋”的面具，在诗人大脑中一路跑马，他们凭借其异化的价值观、羊肠小道式的语言取向造成千奇百怪与众不同的文本面貌，而获得写作上的虚荣感和满足感，最终导致大面积爆发“异化的叙事”式的诗歌写作。

　　与其简而单之地说“叙事”是诗歌写作中的一门技巧，不如一言蔽之直抵核心地说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本文我们讨论的层面界定在“叙事”作为诗歌写作的方法论上，并就由此延展开来的有关叙事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在诗歌写作中，叙事和抒情都是限于技术层面的两种形态，它们最终不能左右一首诗歌的表达，但它们控制了每一首诗歌的面貌，面貌的存在使得诗歌在抒情和叙事两种写作方法的作用力下开始向两端分化，互相获得了一种在以对方作为参照系下的独特存在地位。可以说，诗歌的写作无任最终以何种名谓出现，在本质上的划分都不出抒情和叙事两大门类。

　　叙事陷阱的大量存在，促成中国诗人大面积地迷失其中，井口一样大小的天空成了诗人们津津乐道的理由。……迷失的诗人→叙事陷阱→诗人迷失→叙事陷阱……鸡生蛋、蛋生鸡如此循环往复的诗歌恶性生态在汉语诗坛形成了今日的诗歌气候。在改革开放、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当代，叙事像一场难以预防的瘟疫一样，大部分诗人遭受到病毒的吞噬，剩余的少部分诗人陷身惶恐整日战战兢兢一事无成。在叙事陷阱中的迷失是上个世纪末汉语诗坛最为壮观的灾难，直到今天阴霾仍然在中国诗人的头顶凝聚不散。

　　叙事性大面积地出现在汉语诗歌中，也不过是近十几年来的事。但它在短短的时间内所爆发的破坏的威力远远大于过去几十年上百年的文化破坏，甚至这种貌似健康（当然这和很多身陷迷局的所谓的批评家的鼓吹是分不开的）的面貌使得所有的破坏力都像今日的坏人一样不易识别，久而久之它所聚集的隐性破坏能量仍在越来越严峻地威胁着今后的汉语诗歌。总结它的动因可以直接地归结为汉语诗人指望通过叙事来发展或者说拯救当时汉语诗歌写作的现状的幻想。一元话语的线性思维严重局限了诗歌的空间，使诗歌长久地置身于重重迷障的境地，最终耽于形式。指望通过对叙事诗歌所谓的发展（实际上是解构、异化）来获得所谓的诗歌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它的主要症候表现在：对革命话语的唾弃、对反抗意识的复辟、对西方文本的直接摹写贩卖和改写、对主流文化作离心运动使写作边缘化、用边缘化的写作解构文化霸权、用语言策略来造成文本冲击；复苏的“文革”分子的大面积出现，对诗歌的想象力、创造力构成挑战；诗歌写作进入叙事轨道的过程可以看着是，对日益平庸、琐碎、无聊的呓语式变异了的写作妥协过程；封闭在“故事”（情节）容器内的写作，正如缺氧的铁皮屋子一样令人透不过气来，而“反封闭”式写作的出现，在客观上构成了叙事的内部生态系统，这样一来又对叙事的“开放”和“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灵魂的游离最终促成诗歌的中枢神经坏死，游戏式梦幻的破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诗歌表象上的质感效果，但最终死于灵魂的崩塌。

　　　　　　　　　　　　　　　　　　　　画饼充饥的大师幻像

　　大师意识从来就是写作的灾难。它所带来的令历史尴尬之处在于两方面：①构成对“写作群众”的误导；②把自己引向迷失。“对写作群众的误导”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写作意义上有意无意的跟风者（模仿者）的误导，“把自己引向迷失”则更多地表现在对自己的敏锐感的伤害和迷惑，甚至会产生一种自我膨胀，诗人们实际上都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现代林黛玉。同样，在这里“残酷”也自然地成为一个具有双面效应的词汇，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正面是残酷，它的反面就是公正。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大师”这一主观意义上的“指称”，一方面明确地显示出了历史的残酷性，它的选择使得一些人得道升天，另一些人裹身其中窒息而死——死在奔往大师的路上，还有一些人则“画虎不成反类犬”急转直下地走入历史的暗角；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像标错方向的路标，成为更多的人踏上不归路的灾难性灯塔。大师，是模仿不得的，更不意味着大师就是丰碑。对于任何一个在写作意义上完成了“大师”的人，他们更应该看着是一枚历史的皮屑，通过其作品呈现出来的是永远的过去。对于无时无刻不在消逝的“现在”而言，大师是一个过去完成式，更像“摸石头过河”里的石头。大师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那仅能成全的皮屑和给后来的写作者提供可资修正的写作坐标。

　　个人英雄主义的复苏，是大师情结的直接根源。望山跑死马的现实，往往被马忽视，而悲剧却会在每一个旁观者眼中留下余音绕粱的悲怅。当代诗人的身上正上演着现代版西绪弗斯神话——“大师梦”，愈演愈热的趋势使得人心思高，久而久之，过度的自信促成自负而在真正写作价值的层面上造成了彤云密布的怪现状。

　　从“大师”的衡量尺度来考量，大师本身显示出了其自欺欺人的幻像特征和可疑之处。这种游移不定的尺度标准，使得更多小有所成的诗人开始头重脚轻的获得了一种可怜的自大，他们把自己反锁在这种膨胀的猫捉尾巴式的幻像之中，接受着一种源自于自满的写作情绪所带来的“限制”。在现世之中，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宿命的解脱和荒唐的救赎。这种自足式的写作，体现在当下的每一个写作者身上，或轻或重或隐藏或显露，无一例外者。所有堂皇的理由，和第三者闻风得雨的评论，都是无效的。

　　从“大师梦”的心理动机来透析原因，无疑这种“想当将军的士兵”的想法，是可以原谅的，可以说也正因为此，汉语诗歌才在一个又一个优秀诗人那里获得了向前发展的助推力，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段内，确实涌现了不少真正的汉语巨匠，为我们留下了最可宝贵的汉语营养体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随着社会物质化程度的不断上升，随着经济社会一系列价值衡量的指标在不断的变化，诗人们的内心在时代的染缸里发生了一些“与时惧进”的微妙变化。他们在改革开放前从事写作的心理动机，到了90年代之后，几乎一夜之间被时代彻底地异化了，他们向物质功利主义者缺膝了。随着网络的出现，随着传媒的发达，所有人都按耐不住了。虽然，人人都在贼喊捉贼地尖叫着“写作是寂寞的事业”。

　　面对不断变化的万花筒似的当代社会，诗人们日渐放弃了最初的贞操，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塑像，通过媒体，在各种场合故意设计并摆出大师姿态，像一个落水的宠物一样在时代面前，极尽各种媚俗的嘴脸，又要不时地抖落身上被沾染上的物质水珠。然而在写作上，由于完全地在心态上背离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最纯粹的信仰，哪怕曾经是一个多么多么优秀，多么多么具有创造力的诗人，现在也开始变得在写作上心不在焉，为了保持住光环，继续写作是必须的，但继续写，写什么，怎么写等一系列严肃意义上的写作问题，却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制造出自己“一直具备创作力”的形象。于是，不断地重复自己，重复别人变成他们的统一标签。

　　作为一个大师必须在写作上始终具备三力原则，即：洞察力、判断力、创造力。敏锐的洞察力，是大师之所以是大师，而别人不是的基本素质，它能使写作者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同样的生活状态中，在同样的表像里，发现别人难以察觉的时代的哪怕是丝微的变化，并能迅速捕捉住，并通过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真实地再现，通过作品永恒地留住这些稍纵即逝的变化；判断力是指，在相同的写作背景下，大师必须具备常人不能具备的正确的判断力，对一件事物，对一起事件的走向，对大时代的去向，对人性的发展轨迹，具备足够高明且精确的判断；创造力，是“三力原则”中排在最后一位，也是最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它要求大师们，时时具备充足的激情和创新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大到整个人类，如果缺乏创造力，都将没有任何出路可言，何况领思想之先的诗歌写作？创造力永远是一个愚蠢地头脑发热做着大师梦的人难以企及的素质。

　　说到底，“大师”是一种对写作的霸占，一种对话语权力魔棒的图腾崇拜，是一种综合了名利、理想的因素，而通过写作的渠道企图获得一种至上至虚的理想。“大师”和“写作”在本质上的位置已经被彼此调换了，“大师”在这个时代俨然成了一个被抽空其灵魂的空壳道具。这种主、宾调换和具体的文本质量几乎丧失了其内在必然的联系，这是最致命的，是最难以弥补的裂痕。而在这裂痕之中微小的空隙内，诗人们都背叛了写作，背叛了诗歌本身，“大师”最终成为诗人们心态失常、病态冲锋的诱饵，从而使很多诗人自绝于不归之途。

　　　　　　　　　　　　　　　　　　　　词语拜物的技艺泥潭

　　很多人诗人的完蛋，与读者无关。对于一个靠摆弄词语，并振振有辞地谈论一些词语的各种复杂可能性的诗人，永远是对“诗人”这个称谓最严重的泼脏水行为。

　　由于单个词语在汉语语境中，先天地具备多义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词语在意义上都具备无限延伸的空间和可能性，这本应是汉语与世界上其他语种相比，最伟大的地方，也应该是最能有助于汉语诗人诗歌写作的地方。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诗人这里，正是这各种象征、隐喻、歧义、使他们见异思迁地沉沦于语言之中，通过各种拆解、拼贴、错乱、谐音等伎俩的运用，像一个精通玩具的孩子一样，把诗歌写得花里胡哨，却不知所云，甚至一些诗人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楚自己在写什么。更有甚者，整天信奉“感觉”，对语言进行肆无忌惮地胡乱运用，只要能制造出一些奇怪的语言效果，就称之为好诗，真是汉语诗歌的灾难。

　　靠对词语的搬来运去而搭建的诗歌，在诗坛上并不鲜见。

　　一切唯词语至上。把词语当成自己的君王，自己做奴卑。并以“敬畏”来为自己辩护。一个连词语都驾御不了的人，你还能指望他写什么？追根就底，这体现出一种“内虚”不自信，事实上，每看那些摆弄词语煞有介事的诗人们，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甚至连一些空头的感叹，虚假的抒情都是那么的同出一辙。

　　症结何在？

　　语言本身与生俱来的“自足性”是封闭的，正因为在自己的体系之内，具备自给自足的内循环特性，才导致语言的复杂性。从来没有人能清澈地理解词语、理解语言，将来也不会有。上帝的产生源于词语的产生——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上帝洞察人间一切——可以理解成唯有上帝才能清澈地理解词语，而不幸的上帝并未能拒绝或者摆脱语言为他虚设了一个空头鸭蛋样的真空词汇“上帝”。语言的语义、寓义、歧义等交错纷繁的特征隐蔽了其“能指”和“所指”，甚至我们所谓的懂得语言，或许仅是开启了其微小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更大的空间，几乎是人迹罕至的。当然，像当下的诗人们这样去写作，永远别奢望能向开发大脑一样去开发语言，不像人类糟蹋自然环境一样去糟蹋语言就谢天谢地了。因此，一直处于全隐蔽状态的语言的意指，催生了自己的魅力。人类从来就有对神秘的未曾全部领悟的事物产生美好幻想的习惯，这种幻想加之于语言，就形成了其所谓的“魅力”，愚昧的诗人们却深陷其中，不明就里，仍在义正词严一个劲地叫嚣语言具备如何如何势不可挡的魅力。对于这种盲目而无知的被征服者，显而易见，语言始终保持它的尊严及私秘状态。就像别指望高尚的贵夫人会随便向身边成群结队追随的浑身洋溢着油腔味的小厨师展示私人隐秘一样。

　　而沉湎于词语之中的诗人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像杂技团的人善于把玩技艺一样。对于一个靠铁杵磨成针的工夫，能把大桶油倒进铜钱眼，而滴不外泄的“卖油翁”来说，跟他们还有什么诗学可谈？清醒一点吧，这是在写诗而不是在卖油。

　　往往善于摆弄技艺，进行词语构筑而成诗的人们来说，都患有一种“强力意志”症，可悲的是，每每这些人运用自己的强力意志去堆砌词语时，都无一例外地沦为词语 “强力意志”反弹力的承受者。换句话说，所有凭借娴熟的泥瓦工技艺而妄想去驾御诗歌的人，得到的下场都很悲壮。恕我们不能给任何一位终身写作的老泥瓦工，随便颁发一个诺贝尔什么的奖项。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去对待词语才是最明智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必须不断追问自己的，尤其是一个自命优秀的诗人，更应该首先偷偷地做到这一点。①放弃强力意志。这就意味着在写作中，首先得放弃一种颐使气指的习惯，放弃由驾御词语而产生的快感，能不能立地成佛往往取决于施虐者（或受虐者）能否放下鞭子（或收起贱态）；②放弃想象。真正的想象应该是回忆。什么是回忆？回忆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像打开超链接一样，让一些事境真实在再现而已，在此意义上，诗人们都误解了“想象”一词的真实作用。把“想象”还原成“回忆”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就等于放弃语言的魔术，不着边际的想象首先是对想象的一种过度滥用，在写作中不令自己满意的时候，请首先自审自己是否肾亏，不要怪诗歌，和女人一样诗歌是无罪的；③放弃意象之“拐”。没有人在自己的孩子学步之时，希望孩子永远带着拐杖走路。换句话说，放弃意象（记得李原曾经提过“超越意象”的说法）意味着放弃一种依赖。太多的写作者难以舍弃意象之“拐”，故很多诗人其实不会写诗。难以想象普天之下没有疾患的人们从明天起都拄着拐杖走路会是什么样的一幅场面；④拒绝解构词语。对一个词自以为是拆卸、混装之后，而冠以“解构”诗之名，是可耻地。道理很简单，你不可能指望靠着把一个玩具拆拆装装地就能混成个发明家什么的。就像杜尚把小便池倒装之后，我再也没听说过什么人把别的什么东西倒装也能轰动世界的；⑤拒绝呓语。写不出来就写不出来，诗人（包括其他门类的写作者）首先应该诚实。现实中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永远别指望在梦中能说出人话。做到以上五点的人，“词语拜物的技艺泥潭”将不会再向你敞开。

　　事实上，陷入词语技艺泥潭的人多为有些知识基础或者阅读基础的年轻人（因此学院派患病率相对较高），由于生存经验不足，对世界的认知尚不全面，然而又急切地想表达得“更像大师”些，便在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秘密通道，靠着“偷”别人的词语，偷别人的形式（神不似则空壳一具），梦想着一鸣惊人。这种急切的拔苗助长式的写作心态导致了大批35岁之前的青年诗人都或轻或重地患有这种症状。他们想通过对词语技艺的娴熟把握来掩盖一些思想性上的先天不足，却一错再错的踏上了语言的陷阱。而35岁之后仍不见好转者，可以断言是个患了绝症的老庸蛋。

　　　　　　　　　　　　　　　　　　　　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

　　英语语境中的history（历史）与story（故事）一词共同源出希腊文historia，意为“一个人的调查记录”。而汉语语境中的“历史”是“历”和“史”两个单音节词的合成词，《说文解字》解释为：历，过也，传也。史，记事者也；两个词综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对过去的事情所做的客观的记录”。“文学史”则可以理解为对于过去文学事件（重要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文学作品（重要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的叙述。可以这样理解：基于历史进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当下”而言，文学史都意味着“文学史=未来的现在”。某一历史阶段的事件或作品在文学史上呈现出来的，都具备一种“静态”特征。

　　“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里的“历史”特指文学史，“奸尸”可以理解为对“未来的现在”的静态历史的强行进入。因此，指望着“强行进入”者们在心理上更接近一个“奸尸狂”，故称这种心态为“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要想理解并清醒地认识这种“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者的种种深刻而隐蔽的心理病源，我们必须清晰明了的梳理出他们的一些症状。

　　从“未来的现在”中透支心理满足的一种心理变态，类似恋尸癖。有人把“对尸体的固执性爱恋和对异性尸体的嗜好性凌辱行为”称为恋尸癖。在诗歌范畴之内的“恋尸癖”行为，专指于历史中的任何一个片段的“当下”，并且是被“未来”覆盖之前的“当下”所施行的强奸行为。这种混合了臆想症和恋尸癖的心态，可视为“奸尸癖”或“奸尸狂”。这种人具有进入文学史的强烈欲望。对于一个非常优秀的出类拔萃者的这种欲望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个人成就来来获得满足，比如世界历史上的拿破仑、希特勒等人；或者，这种欲望也可以通过极端的历史事件来满足，比如海子和顾城的行为；而更多的人则是把这种“文学史情结”诉诸于当世的出风头，以此来弥补一下对“未来的现在”可望而不可及，这种安慰式的做法一方面使诗坛少了很多“奸尸狂”，另一方面又给诗坛增添了不少洋相出尽的“丑角”。

　　具有“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特征者以各种各样的面目混在庞大的诗人群体中间，主要的几种识别类型有：幻想型奸尸心态、伪奸尸心态、迷恋型奸尸心态、破坏式奸尸心态、非破坏式奸尸心态等几种。伪奸尸心态和非破坏式奸尸心态是最为常见的奸尸心态者。这种人不破坏诗歌（可能是无力破坏），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创造一种类似神像的精神图腾，以供自己自娱自乐。一些可以提供满足这种相对不太过分的奸尸心态的场所，利用职业之便为自己创造条件，如：文学类报刊编辑、出版社的策划者编辑者、甚至部分自己注资的民刊创办者等。不可否认文学类报刊编辑的工作对这种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类的报刊报酬很低，但仍有很多人不在意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奸尸情结而毅然选择了这些职业。

　　幻想型奸尸心态者，并不在具体的写作行为中表现出来这种心态，甚至从他们的写作行为上根本看不出什么异样，只是偶尔会在写作中、生活中无意识地流露出一丝“高蹈”的症状。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完成对文学史强奸行为。他们幻想自己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师”，已经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把交椅（这种人在本文的《画饼充饥的大师情结》中另文专门分析）。他们就在这想象中获得个人心理上的愉悦和虚荣心的满足，甚至是一种意淫的快感。

　　伪奸尸心态者又属于“受虐恋尸症”，这群人也不会在日常的写作行为中轻易表现出来这种心态。此类人群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沽名钓誉，也是最奸佞狡猾的小人之辈。往往托“一切为了诗歌”之名，行奸尸之实。这种人很累，一方面要为这种“一切为了诗歌”的虚名假义而假事真做，以用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一方面又要恰到好处地进行奸尸之事。换句话说，有了这种“伪奸尸心态者”的存在，确实也为诗歌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繁荣。君不见很多根本不懂什么叫诗歌的人，因为大把大把的钞票而做起了贩卖诗歌的勾当。一年能义务出版很多种选集、选本之类的诗歌书籍么，而且还往往以金钱为依托把诗集印刷得比世界名著还要精美。这种情况的大量存在掩盖了人们的视线，使得他们在获得诗歌界异口同声的赞誉之时，轻而易举的就夹带着那些牛头马面的分行文字而得逞鲜为人知的真实用心。

　　迷恋型奸尸心态者有时也具备“伪奸尸心态者”的一些特征，但是他们似乎更为迷恋直接的强行进入文学史，于是他们便积极的运作一些诗歌运动，靠“这派那代”的升旗仪式，来获取一些资本。他们把“这派那代”的一些诗人、诗歌通过出全集或者选本等独特的精神贿赂方式聚集在一起，并迫不及待的宣布，他们又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历史阶段，并在享受“这派那代”旗帜下的诗人们自摸式吹捧过程中获得虚假的“进入文学史”的快感和虚荣心的满足。

　　破坏式奸尸心态者是最卑劣的不负责任的对诗歌史的强奸暴行。这种人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破坏汉语诗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强行进入“文学史”，在他们的策略体系中，绝不允许自己的写作符合正常的道德逻辑，连连以翻越底线为荣。他们不顾一切地、声嘶力竭地破坏一切，包括语言、道德，他们无所顾忌。他们根本不理会也不关心破坏之后的重建问题及其难度，甚至更有龌龊者，破坏之后拉出自己捉襟见肘的一套来替而代之。这种非健康意义上的破坏和建构，使得汉语诗歌气喘吁吁地走了很多年的下坡道，现在正陷在一个又一个的畸形的陷阱里，难以自拔。

　　“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古已有之，具体形成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①这种人身上有一种狂妄而强烈的“支配欲望”，这种欲望的满足在其内心世界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②文学史是他们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整日像拿破仑梦想着征服世界一样梦想着征服文学史；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小有所成，于是便心理膨胀，急欲立地成佛；④还有一种人是一无所成者，他们对自己地写作毫无指望，然而天生地虚荣心又始终不得平息，这种人的本性是懦弱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跟写作中一样是一个屡受挫折的失败者，由于他们虚荣心的强大力量控制着他们，无法自控地要成为诗坛上的强者，以慰藉自己那颗懦弱而脆弱地内心，因此才不惜铤而走险；⑤他们俨然是个话语权的掌握者，他们的内心渴望诗人们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他们，这种人害怕受到别人的嘲笑，害怕别人批评他是个写作上的无能者。

　　从病学原理来说，这种“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就是一种主观臆想症，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针对这种病症最好的一帖处方就是，努力保持心理平衡。在写作层面上导致的心理失衡的压力长久得不到合理的释放，久而久之，造成心理畸形、人格缺失。一般说来，臆想症患者只限于一厢情愿地想，很难真地实现。当这种臆想症日益恶化之后，表现得就尤为厉害，甚至像“大跃进”一样，将“狂想、狂做”结合起来，于是便产生了上述的诸多症状。曾经有一个受了性压抑的民工迷恋于看黄片，久而久之积蓄起来的巨大能量控制着他，最终走上了杀人奸尸的道路，这或许能给患有“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的诗人们一个警醒。当然，这里的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与前面的“大师”情节有所区别，后者自知之明地知道自己万万成不了大师的，故另辟捷径，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指望着能功垂千秋。

　　　　　　　　　　　　　　　　　　　　无耻者无畏的先锋情结

　　先锋，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诗人们争相标榜的漂亮礼帽。这是一个谁不先锋谁可耻的时代。先锋的门槛竟然一降再降，最终沦落到这步田地。当全天下的诗人们都在以先锋而自居的时候，当先锋丧失其客观存在价值而变成一种姿态的时候，当自命先锋的人们为了谁才先锋而你争我夺竟至恶言相向的时候，面对如此牵扯不清，面对如此缠绵不休的先锋，我们不禁要问何至于此？先锋到底为何？谁才先锋？对于这一连串的自设自问，我想起了似乎是谁说过的一句漂亮而干脆的回答：“该死的先锋，因为它总也死不了！”

　　契合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进程，一部分人先疯起来了。当“先锋”和“姿态”这两个风马牛不相接的词语，忽然以“=”的符号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先锋就已经变成事实上的写作策略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甚至自80年代第三代诗人“反崇高反文化”肇始）“先锋”就被人们和“冒犯”等同起来看，这一致命地概念曲解，导致大批诗人似乎一夜之间如此方便地找到了突破的可能。在他们的理解中，无任什么样的写作只要在前面加个“反”字就能得道升天，这一重要的写作策略使他们获救了，先锋也就在这个时候像意淫的快感一样莫名其妙地降临了。蠢蠢欲动之中，一种直接移植来的“朦胧诗”被当着可怜的枪靶，通过所谓的“反崇高反文化”以及一系列粗暴的语言改造（所谓的语言实验）、一系列趋向“诗歌无意义”的探索、一系列“是是而非、非非而是”的“稀释诗歌”的实验等对其实施强暴，一时之间，很多诗人争先恐后地与朦胧诗划清界线，投身于所谓的先锋诗歌的洪流之中。这一时期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流派口号争齐斗艳，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山头。但是很遗憾，他们除了在得到了“冒犯”的快感（强奸未遂式的快乐）之外一无所获，但就在这微小的战果里他们就消耗了一生的时间。近十数年来，欲以“先锋”为旗号对诗歌进行强行革命的叛乱宣告失败。直到今天先锋诗歌并未能找到名符其实的容身之所。除了一种“救世者”过分膨胀的私念之外，在一个又一个圈套里，诗歌被他们套牢了。

　　在他们一系列绵绵不绝的“先锋”运动之后，为诗歌带来了什么？一些无意义的流于口水之作为诗歌留下了块块污渍；把诗歌降低为毫无技术难度的群众性呓语；把道德的门槛通通清除，行成粗野且等而下之的消遣之娱，不一而足。诗歌的状况每况愈下，导致了很多爱好者级别的诗人，得以就着“伪先锋”们开辟的野路子，一蹴而就地迅速飘红，宣告自己的诗歌进入先锋行列。这也是诗人们的道德水准日渐松弛、低下，诗作日渐趋于无价值无意义的根源。令人吃惊地是，当用以上的一些症状去批评他们诗歌的时候，他们竟敢宣称“要的就是这个味”。先锋孱弱不堪地任人摆布，诗人们相继提前跨进先锋行列。如果就“先锋诗歌”进行一个调查的话，90%的诗人不甘承认自己不先锋！当严肃的事情一旦变成令人啼笑皆非的“严肃”时，我们该怎样责怪，该责怪谁？

　　无耻者无畏——先锋安在？作为一种因具备持续发展可能性而存在的先锋性，一旦成为一个任人标榜的姿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成其为先锋，而仅是一具徒具其表的臭皮囊而已。在这个时代它丧失了一切可供辨认的特征。有谁听说过哪位将军把自己的部队全部派上前线，却称他们所有的士兵都为先锋的？在这里，无疑限于诗歌范畴的先锋性同时丧失了它的尺度标准！至今好象无人提及先锋的尺度了，每个人拼命地挤上这班车时，懒得去理谁是先锋，管它先锋谁谁谁，我先锋了就行。看似漫不经心的忽略，事实上隐藏着最最严重的弊病，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人敢揭的地步了。诚然，先锋走到今天，确实已然难以概括、难以评判了。权当如此，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先锋就真的不需要一个合理的尺度，是否意味着先锋已经无法定义了？众所周知，一旦一种价值取向变得再也不易辨认，面孔模糊不清的时候，肯定是有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

　　对道德底线的逾越、对人性的漠视，对无意义地渴求、对写作难度的屏弃、对严肃写作的冒犯等症状彻底构成了当下先锋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道德可以最简单地理解为不对他人利益构成侵犯，以及不造成对公共默守的行为准则的触犯。诗人们冲破道德的时候，亦即意味着诗人们丧失了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接受审判。“诗人”身份并非护身符，不具有庇护的功能。我想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对白“你怎么喜欢这种职业？”“这不是我的职业，这是我卖身地地方！”看来先锋走到这一步，跟诗人个体对廉耻的自我认识程度有相当隐秘且重要的关系。一个陷身贼窝的妓女尚且知道为自己内心（不能等同于肉体）贞洁作出如此强而有力的辩护，而面对先锋的时候，诗人们却只恨委身太慢。

　　在任何一个时代，先锋都应该属于最善于捕捉时代信息并能精确地加以辨别处理的人们。他们的触角必须异常地敏锐和敏感。先锋诗歌写作与形式与语言关系不大，而与思想的敏锐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思想具备先锋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之后，采取何种形式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都不再重要，——“语言服从于表达，表达服从于思想”（拙作《诗歌的动力学启示》参见《活塞》创刊号P92）——而思想才是先锋的灵魂。首先，在当代这个谍影重重的迷局之中，先锋性必须具备批判性。批判性的永恒之处在于，它永远保持独特的视角和思考切入点，永远超越主流话语而存在，它构成对主流话语、流行话语审慎的审视，并与之共同构成一个时代写作的矛盾对立面，它的革命性不言而喻。在一个僵硬的写作匡架之内，先锋永远是无可指望的乌托邦。只有对矛盾的主流话语形成有效地深刻地批判，才能推进作为文化认知基于主流体系的相对进步，先锋不容许妥协不容许退让更不容许缴枪投降，先锋所承担地使命使得它与身俱来的具有危险性，当然荣誉和危险时刻相伴。这些荣誉或者危险都构成了对“先锋”最有力的注解和最庄严的册封。

　　其次，先锋要有独特的创举。与巨大危险和巨大的荣誉相对称的是它的孤军作战的勇气和魄力。冒进和偏离都可能直接导致先锋的过早夭折，这种夭折没有任何荣誉可言，这就是必然地风险所在。基于这样的残酷性，先锋自有其更加严格的要求，即辨别力、判断力和精确度。不可能冲在前面没有明确目标胡乱放枪胡乱冲杀的士兵都能获得勋章的！所谓“创举”，即表明了先锋有开拓疆场扫荡障碍的职责。我们以这一点来返观我们的“先锋们”，他们几乎每次冒进之后，都留下了大量诗学悬疑，他们无法做出正面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先锋，与其从事诗歌写作还不如后方老农，起码后方老农不会制造前线的麻烦。先锋同时还对的个人的诗写素质（包括写作的思想、技艺、语言等方面）要求非常高，因为他们的个人素质必然地承担起巨大的待解决问题的压力。从来没有轻松地拓荒者。

　　第三，先锋必须敢于忍受和献身。一个随时准备献身的英雄如邱少云、黄继光们，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甚至是坚决献身的精神，又怎能担当起先锋的重任。在诗歌写作中，先锋往往得耐着巨大的冷漠、巨大的孤独和寂寞，没有鲜花没有光环无人喝彩无人鼓掌，甚至还会遭至很多嘲笑、辱骂和攻击，也或许在生前将会是默默无闻地。先锋的特性决定了大众的脚步总是要迟到一步或几步（一步或许就是20年、50年甚至一个世纪还要长），这种距离就是先锋们内心必须忍受的最大的伤口。这伤口一旦裂变成巨大的内心悬崖，要么死是选择，要么疯狂是代价。可以这么说，先锋在他的同时代几乎都是缺席地，没有使命感的支撑、没有责任感的提醒、没有为历史而写作的信念，这种先锋性的坚持确实是可疑地！以此为尺度我们再来考查，到底谁才真正具备先锋诗人的资格？

　　第四，先锋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先锋的写作实验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伴随着大量失败的考验。对于一个心如磐石的先锋诗人来说这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如浮萍。一个承受不了失败的诗人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更谈不上先锋性。与传统写作或者主流写作的人们相比，先锋更多面对是个体独自面对种种困难阻力、种种失败的煎熬而且得解决它们，以开辟继续前进的道路和获得精神上的给养。

　　一个诗人必须达到并能默守上面的条件和准则才能成其为先锋诗人。先锋，唯有一个有灵魂的诗人才配与之亲近的。所谓“有灵魂的诗人”即，对诗歌纯粹得不带任何世俗杂质的信念，释放“使人获救”的使命感，以及像对待母亲一样的责任感，具备野草般的生命力的柔韧与强度！达到这些，他可以自然地融入到诗歌最本质的核心中去，成为一个能够闪耀光芒的圣洁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诗人，就像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一样软弱而可怜。

　　　　　　　　　　　　　　　　　　　　　　并未结束的迷局

　　诗人们的集体迷失传递出迷局永恒的客观存在事实。多元迷局的笼罩，使诗人陷入各自的迷局（甚至看到他者身陷迷局）而不能自察或拥茧自尊是永恒的病源。诗人们的集体迷失在客观上构成了一元迷局的永恒存在，进而在迷局内部它的多元特征就像一片雪花的不同侧面，总体上的白色涵盖了诗歌写作的一切形式，而且它的共时性特征像梦魇一样伴随着历史顺时渐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迷局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雪。但我们必须走出既有的迷局，别无选择。

　　20世纪末，伴随着各种“末世论”的荒诞论调，诗人们的生存维度同样遭受到了空前的调戏，这种调戏主要来自于日渐发达的物质力量和日渐萎缩的精神力量之间产生的巨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仍在持续的扩大，并使他们不自觉地卷入力量庞大的迷局之中。21世纪到来了，物质繁荣的持续升位，并未能给诗人们及其写作打开“天眼”，相反，他们在迷局中越走越远。

　　是时候了。向每一个长着“大众脸孔”的写作者，向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者，向沉湎于抒情或叙事陷阱者，向画饼充饥的大师们，向词语拜物者们，向文学史的强奸者们，向蜕变的思想者们，向无耻者无畏的先锋们，伸出右手，在虚空中，握起拳头，伸出食指，作扣动扳机状。“我们没有枪”（丁成《血迹》）——在这个时代，我们一辈子也不要指望具备持枪的合法身份，哪怕一杆猎枪。——“但我们要干掉你们”（丁成《血迹》），向一些所谓的“清晰”的“写作姿态”开枪。让这个时代的迷局随着我们虚空的手势，土崩瓦解。

　　　　　　　　　　　　　　　　　　2004年10月10日—2005年3月21日于上海寓所

【原载2005年4月《活塞》卷二】
dingcheng1205@163.com

责任编辑: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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