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发美：艾青在“叙述”——《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陶发美：艾青在“叙述”

文章来源：邮件来稿作者：陶发美发布时间：2005-08-28 11:31:36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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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华诗人致敬系列】

　　　　　　　　　　　　　　　　　　艾青在“叙述”
　　　　　　　　　　　　　　　　　　　　　　　——一次关于诗歌语言的发言

　　　　　　　　　　　　　　　　　　　　　陶发美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呈给你吻过我的唇，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颊，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
　　我把这段文字引述在本文的开头，也没按原文的格式分行写出来，你很可能不会想到，这是艾青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写的著名诗篇《大堰河，我的褓姆》结尾的诗句。因为，它很像是一封家书里的文字，或是某散文篇章里的段落。
　　我之所以有心引出这段文字来，是因为，我读艾青的诗，被他朴实、沉静、真诚、坚毅的语言风格所感动。无论感伤还是欣悦，艾青的创作都贯彻了高度自觉的叙述意识，都运用了近似散文化的叙述性语言的表达方式。他心中尊奉的诗神总是沿着散文的边岸很自信地前行。也就是这一点，促使我产生了写艾青的强烈愿望。进一步的缘由，是我很想借助老一代诗人的力量，就当代中国新诗语言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读艾青的诗，使人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时期：那是中国新诗语言曾遭受了空前侵害的一个时期，那是“朦胧诗”铺天盖地并夹杂着“叫卖声”的一个时期。在那一个时期，本是阵阵迷雾袭来，人们却以为又一个新诗的光明前景已经到了。我的一个朋友说得好，他说，那是《皇帝的新装》在中国诗坛的一次新版演绎，皇帝赤身裸体却自以为穿了美丽的新衣。本是七拼八凑的一段不知所云的文字句子，有人偏要声称那是了不得的好诗。朋友感叹说：“那真是自欺欺人了！”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试验，将某“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多首诗歌句子随意打乱，接着又来一番“片瓦残砖”式的堆垒，很有趣的是，这些新“堆垒”出来的“诗”与他原创的作品比较，居然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之处。在那个时期，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有人将一次动物的交配过程加以语言包装，也能披上“朦胧诗”的外衣而在某刊物上华丽登场。
　　回想起来，这真是中国诗坛很悲哀的事情。在那一个时期，诗“朦胧”了，诗人“朦胧”了，诗坛也“朦胧”了。
　　当然，也有从来不被“朦胧”的人。艾青，就是其中的一个！
　　近来，我为写“向中华诗人致敬”系列文章，需要阅读一些诗文资料。每读一位诗人的诗集或有关评论文章时，我务必要进行着辗转思考。当我决定要以艾青为例，以谈诗歌语言问题作为本文的题旨时，思想里自然少不了一些联想，也自然会联想到那个“朦胧”时期。而在此之前，我并未读过艾青写的《从“朦胧诗”谈起》这篇文章。该文章原载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文汇报》，后收录在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论争集》。我这次读艾青文章之初，不免有些担心，不知道诗人所持观点与我要为其写进文章的观点是否一致。读后，才发觉自己的担心已是多余，心里且生出颇多感慨。看得出，当时诗人虽有沉沉忧思，但仍然是以一种平和、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了那场论争。他在文章中凸显了这样的诗论：“首先得让人看得懂。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尽管有些人不同意——我还是坚持着：首先得让人能看懂”！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代诗师已故去。令人欣慰的是，那迷雾般的“朦胧”已渐渐散去（尽管这“朦胧”的危害还没完全消退），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艾青是正确的！那些看不懂的诗，那些不能看懂的诗，那些所谓的“朦胧诗”，绝不可能代表中国新诗的主流！也绝不可能代表中国新诗的发展走向！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意大利著名诗人夸西莫多在其《受奖演说》中说过：“诗有凝聚语言的力量”；“语言有正统的文脉，不能用欺骗而不成规的文脉来想”；他还说：“即如抒情诗，亦不过是说话而已”。从夸西莫多的观点中，我们增强了这样的认识：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语言也有不可被破坏的传统法则；诗歌也是一门叙述艺术。——诗歌，亦不过是说话而已。艾青的诗可谓“叙述”无处不在，而且是很地道的“叙述”。他在《向太阳》的开头写道：“我起来——/象一只困倦的野兽/受过伤的野兽/从狼藉着败叶的林薮/从冰冷的岩石上/挣扎了好久/支撑着上身/睁开眼睛/向天边寻觅……/我打开窗/用囚犯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看见了黎明/——这真实的黎明啊！”
在探索和创新诗歌艺术的前提下，艾青的创作实践，表达了对汉语言传统法则的尊重。从法则看，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诗歌语言也不例外，既然要交流，就少不了叙述，叙述是语言交流的基础。但诗歌语言与小说、散文等文体语言比较，是有其独特的风格和气质的。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茫然起来，就会混淆诗歌语言与其他文体语言的特征，甚至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即认为叙述性语言必然落于繁冗、浅陋和粗略，而无法成就中国新诗的正果。诗歌语言既要坚持一般语言的叙述特征，也要坚持自己独特的语言叙述特征。二者是同一语言艺术阵地的坚守！诗歌语言的叙述性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体语言的叙述性，最重要因素是诗歌更强调心灵感悟于瞬间的语言记录，且这样的记录更能体现深刻、凝炼和精辟的特点，更能呈现语言的节奏感、音律感和时空感，更能在简约的语境中展现人类思想及情感的万千气象。
　　艾青的“叙述”是紧紧围绕这些语言艺术要素开展的。他的“叙述”并没有伤及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他的“叙述”有韵致、有情理、有瞻望、有寄托、有思想的光亮、有行进的高音。艾青决不为叙述而叙述。他一定是为诗歌艺术而叙述，为尊重读者的需求而叙述，为“首先能让人看得懂”而叙述。
诚然，艾青的“叙述”是一种很辉煌的心灵艺术的创造。心灵艺术也可叫做真诚艺术。一切心灵艺术的创造是要靠艺术家的真诚才可实现的。只有真诚的艺术家，才能实现生活的真诚感受到艺术的真诚表达的飞跃。至此，我们突然又有了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找到了“朦胧诗”之所以产生的一个根由——我们发现了是“真诚感”的缺失才导致了“朦胧诗”的产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作者在一旦获得了心灵语言信息后，不是真诚地直面生活，不是真诚地直面生命存在于诗的意义，当然，也不是真诚地直面广大读者的阅读审美愿望，而是一味地自我强化一时间的自我感受，从而失去了从心灵语言到艺术语言或社会语言的最佳表达可能。其语言的组合偏离了人类思想及情感交流的逻辑，而迷惘于无理性、无律戒的状态之中。严格讲，由此产生的所谓“朦胧诗”还没有完成诗的创作过程，它的语言还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或者说只能算是一个难产的“语言畸胎”。它既然不能算是诗歌语言的最终诞生，那就只能算是一种心灵语言被劫持、被裹挟、被诓骗的“语言状态”。这样的“语言状态”离真正的诗歌作品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因而，它们不仅不可能被当代人接受，也更不可能被未来人接受。它们即使有一些残存下来，最终也一定会沦为一滩“死语言”。
　　我们还是有必要推开一扇时空，作一番这样的检视：我们读二十世纪中后期的那些所谓“朦胧诗”，竟然一口苦涩。但为什么读半个多世纪以前艾青的作品，我们的心灵却被一次次强烈震撼？这样的震撼来源于人类语言的自然沟通力量，来源于人类语言透射出的思想和情感的力量。或者说，它来源于真正的诗歌语言力量，——即来源于艾青所坚守的叙述性语言艺术的力量！
艾青在“叙述”。
　　我们这样命题，并不是认为仅艾青一人在“叙述”。我们仍有必要重述这样的意义：叙述，是人类语言表达的一个法则、一个方式、一个基本手段。唯有叙述，才会有更多的语言之性情自由地释放开来。甚至可以说，叙述是人类语言存在的一种生命状态。没有叙述，人类语言的生命状态将会受到破坏。诗歌语言也是人类语言的组成形式之一。叙述，不仅属于小说或散文，它同时也属于诗。因此，诗歌也一定不会拒绝“叙述”。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艾青在《芦笛》中写道：“芦笛并不在我的身边，铁镣也比我的歌声更响，但我要发誓——对于芦笛，为了它是在痛苦的被辱着，我将象一七八九年似的，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在艾青真诚的“叙述”中，我们欣然看到了诗境的悲壮和美丽！
其实，古往今来，凡一切优秀的诗作都是叙述艺术的结晶。它们既离不开叙人、叙事、叙物，也离不开述理、述志、述情。只是或有一方面侧重，或有几方面兼合。如上古时期的《弹歌》，仅“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也是人事理叙述其中。还有《诗经》、《楚辞》，亦有如此意义。它们有很多作品虽是用于吟诵的，但作品的全部情绪则不会离开叙述的流程。
　　还有，唐诗也是叙述的，宋词及其它时期产生的诗作也不例外。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李白的叙述。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这是杜甫的叙述。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是白居易的叙述。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山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这是李清照的叙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的叙述。
　　　　…………
　　自中国新诗出现以来，其叙述艺术特征更为显现，其诗歌语言更趋向于口语化。这是中国新诗的一次语言大解放，也是诗文学的一次大突破。于是，这也迎来了中国新诗的大繁荣时代。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藏克家的《有的人》、贺敬之的《雪花》、冯至的《晚报》、公刘的《中华魂》、公木的《棘之歌》、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叶延滨的《哥们的茶凉了》、李小雨的《红豆》、屠岸的《礁石》……等等，都是真正的叙述之诗！
　　不仅是中国诗人们在叙述，还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的诗人们也在叙述，还有普希金、叶赛宁、雪莱、雨果、艾略特、惠持曼、但丁等等，他们也都担承起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叙述”使命！
显然，我们对“叙述”的反复考察，是在艾青的“首先能让人看得懂”的诗歌理念指引下进行的，即是将叙述置于“首先能让人看得懂”的前提下进行考察的。否则，那些创造了所谓“朦胧诗”的人也会在那儿振振有词，他们也会称自己的“诗歌语言”是叙述性的。我们很鲜明地提示出这一点，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正确的理念作基石，我们关于“叙述”的话题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得毫无情趣可言！
艾青曾回忆写《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情景。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艾青说，因为战争已到了危急的时候，他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这首诗，在这首诗中他写了自己：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
　　　　流浪与监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贵的日子，
　　　　我的生命
　　　　也像你们的生命
　　　　一样的憔悴呀” ！
　　假如艾青的创作存心让人看不懂，而盲目地追求晦涩和朦胧，我们怎能感受到作者当时的悲哀心情？又怎能感受到处在战争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由此引伸，叙述，还不只是一个诗歌语言问题，它甚至还关联到我们的生活价值观和艺术价值观等方面。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人们去创造一切健康的语言艺术；一方面，在语言艺术的创造中，我们又要告诫自己，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捍卫最能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人类语言的尊严！
　　真是不要忘记了啊——
　　艾青在“叙述”！
　　诗，也在“叙述”！

　　写于200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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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地址：湖北省赤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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