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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编选手记
文章来源:邮件来稿 作者:海岸 发布时间:2005-08-29 18:59:10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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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北岛的新书《时间的玫瑰》在国内各大书坊悄然“开放”,该随笔集收有他近年来在《收获》发表的九篇专栏文章,介绍他热爱的九位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每一篇专栏文字均以较大篇幅点评国内中译本的现状。想当初每次在《收获》上阅读他的文章,我都期待着这位闯荡国际诗坛的著名诗人迸发出心灵的火花,尤其在2005年6月读到其收尾篇“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文中点评到我等十年前的译作《狄兰•托马斯诗选》,更是希望聆听到他对诗歌翻译的真知灼见。但是,北岛的点评除了寻找所谓的“错译”之外,有关翻译的深层命题及音韵节律均未触及,最大的问题是书中的“酷评”因缺乏学理的根基难以服众,更兼其翻译理念陈旧,却俨然以一副“大师”的腔调指点江山,难怪别人均不卖帐,一一奋起反击,反讥其为“骑在他人身上,同时耀武扬威,这,就有点失道了吧?”更有网民在《诗生活》网站“翻译论坛”上发贴“北岛真的很厉害呢”,“人家不懂德语、俄语,但偏偏有这个能耐,对任意一个译本都能指指点点,说你那个错了,你那个不对,作者应该是像我这样想的。因而他也可以在没有读过原文的情况下断定《杜伊诺哀歌》不怎么样,‘要不是看在那首《秋》的份上,我才不会把他选进二十世纪伟大诗人呢’!好像这些事情真的是他决定的一样,哼”。是啊,此等涉及多语种的点评惟有钱锺书之类的一代宗师才能胜任,可是没办法,有人就是不认这个理。

  毋庸置疑,北岛引发的这场诗歌翻译论战,不经意间活跃了诗坛学术气氛,大大促进译界学术思想交流。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译者面对沉默的文本,在无法企及作者完全等同的深度之余,在不同文化经验影响下,对文本蕴涵的意义做出不同的阐释,往往渗透着译者一些个性化的理解;有时文中某一亮点在不经意间契合了译者曾经或当下的某种情愫,往往造成一种错觉或理解失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文本的理解;因此,“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恐怕难有人能做出正确结论”。但是,学术问题应该回归到学术论坛进行商榷与批评。任何一位真正严肃的学者,需要随时追问自身言说表达的意义,需要考虑如何在保持言说激情的同时,保持一份思想上的冷静,以免过度夸大自己的立场;任何过早过急地寻求表达,特别在表达本身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理论支撑之前,结果很容易走到思想的反面。我铭记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

  我沉默思考了2个多月,直到8月份《收获》刊出“时间的玫瑰”一文,北岛指责“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版的大量译作粗制滥造”,给诗坛“带来进一步误导”,我实在不敢苟同,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因为我认为正是新一代诗人出入译界,改变着当今诗歌译坛单一、僵直的格局,新一代诗人的努力是真诚的,至少他们笔下流淌的是诗句;他们本能地遵循着“译诗为诗”的准则,为诗歌翻译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他们在阐释与重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吸取养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为置身其中的当代汉语诗坛带来活力与繁荣。颇为凑巧的是近日我又读到《文汇读书周报》(2005.08.26)上的一篇报道“众译家据理驳斥译坛歪风”。看来近期译坛多事“歪风”乍起,有媒体称北外西语系博导董燕生教授“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堂吉诃德》)当反面教材”,引起各方关注。更有学者甚至认定董教授“滥用教师的职权,是一种学术腐败”。此时此刻,我感到针对北岛之辈的“酷评”,据理予以驳斥确属必要,故提笔写下一篇近万字的学术论文投给某权威学术刊物,就诗歌翻译的本质与汉译实践中所要把握的节奏等命题做一番深入的探究与商榷(发表档期想必要排到明年)。

  语言的“同一性”或许早在“巴别塔”停建的那一刻起,就已被上帝打破,翻译成了人类交流和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工具,甚至成为事关民族生存的伟大事业。东西方千百年来形成的译学传统围绕着翻译的核心---理解与表达展开讨论;从经典译论的二分法到三分法:“直译”、“意译”、“仿译”,从功能等值到语用等效,人们正是过于看重翻译的绝对“对等”,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完美统一,故尔展开无休止的论战。然而,历经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的当代翻译理论正另辟蹊径,无论是尤金•奈达、纽马克,还是霍尔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当代译学研究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正从“源语中心”朝“译语中心”转向,译事已被看作是一种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译者、读者不再被忽视,而是与作者平分秋色。新兴的翻译观聚焦于译者意图、翻译策略及其文本在译语文化功能中的转换。文本的翻译正注入译者阐释的意图,既依赖译者的理解,又顺应读者的接受力。而诗歌领域的翻译更多地被提升为一种再创造,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符号系统只能在所指层面达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绝对理解上的诗歌翻译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现代诗歌一旦被创造出来,作者表达的真实内涵就成为读者无法破解的谜团。诗歌的翻译首当其冲需要跨越的就是理解。

  例如,狄兰•托马斯创作过一首诗:“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诗中第三节一个小小的比喻“as dead as nail”在北岛和我的译文中就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在我看来,“as dead as nail”显然源自于口语词“as dead as doornail(彻底死去)”,是诗人化陈腐为神奇的诗性创造。各种比喻实际上包含两级指称,即字面上的指称和隐含的指称。当诗人说“as dead as nail”,自然不是说“彻底死去”,而是道出一种“僵死如钉”的心态。当然,狄兰•托马斯在他的诗歌中还创造了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当然不是通过创造新词来创造新意义,而是通过违反语词的习惯用法来创造新意义。活的隐喻只有在不断的运用中才有可能,词典上的隐喻都是死的隐喻而不是活的隐喻,恰当地使用隐喻是人的天才能力的表征,只有少数人才具有创造隐喻的能力,而狄兰•托马斯就是其中少数的天才诗人。

  对于诗歌译者而言,隐喻既是理解和解释的桥梁,也是理解和解释的障碍。隐喻可以解释但无法确切解释,因为隐喻不但体现并维持语词的张力,而且不断创造新意义。隐喻扩大了语词的意义空间,也扩大了人的想象空间。诗人北岛竟然无视此类创造性的活喻体,判定“僵死如钉”的翻译为“明显错误”,反而要译成毫无诗性张力的“彻底死去”,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更为可笑的是还被指责犯下了“牛奶路”一类的错误,此类指责若在日常和科学语境下还情有可原,但在现代语境下也非竟然;而在现代诗歌语境下,此类的指责就贻笑大方了。看来个性化的理解,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总是与误解相伴而生,哪里有理解哪里就有误解。作者与译者为读者提供理解的可能性,但译者并不一定比读者更能理解诗歌文本,有时读者反比译者或作者更能深入地理解作者自己。

  当代语用关联理论翻译观正在为译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翻译在此被认为是译者确保译文读者阅读和谐的一个动态认知过程,“以译者为中心”的关联-顺应选择翻译模式,就是要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等多维转换上,力求传达出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同时,也要顺应译语的文化语境,分析权衡包括源语语境、译语语境和译者所处翻译语境中的各种相关因素,对原作者意图进行操纵性的重构,即采用灵活多样的语用翻译策略,不断做出最佳优化的译文选择,让译文读者轻松地获得作者试图传达的语境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等效。据报道近期李景端电话求证杨绛,为何她的《堂吉诃德》译本比别人的译本少了11万字,杨绛回答对初稿进行了“点烦”,即“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看来杨绛的“点烦”法与上述语用关联理论翻译观天然契合;这也许正是杨绛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使然”。

  至此,我不禁想起弗罗斯特的那句名言,“诗者,译之所失也”,可翻译到底“丢失”了什么,在丢失的背后又得到了什么?也许,我们真的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有所失必有所得。我们不应将“丢失”看作是翻译的一种缺陷,一种遗憾,而要将其看作是诗歌翻译的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向度。当代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不就说过“诗者,译之非所失也;诗者,恰为译之所得也”。我们应该认可并在一定意义上鼓励诗歌翻译过程中“有所得”的再创造。此处,我们再来讨论一个实例,请看狄兰•托马斯那首著名诗篇“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开头三行的翻译:



    “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 drives the flower
    Drives my green age; that blasts the roots of trees
    Is my destroyer.”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
    摧毁我的一切。”
               (海岸 傅浩 鲁萌 译)

    “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催开我绿色年华;炸毁树根的力量
    是我的毁灭者。”
                    (北岛 译)


  首句的“fuse”一词,在巫宁坤教授的译本和我的译本中均未译成“导火索”,被北岛斥之为“重大错误”。我等不至于不懂得英文“fuse”的基本词义为“导火索”,且不说为减少英汉两种语言在“音步”上的差异,我也曾考虑译成“信管”,可汉语“绿色导火索(或信管)”实在拗口,以诗行的小语境推导含义,“导火索”与花朵下的“茎管”在符号意指象似性原则上颇为关联,故放弃“导火索”这一字面意义上的重合,而在作者意图层面去追寻内在本质上的“信度”,我在句首采用“穿过”与句尾短促的“力”(而非力量),来弥补“导火索”所蕴涵的爆破力,此时此刻,我们译者有权对作者意图进行相关因素的取舍,在翻译语境下顺应译语读者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和语码选择。此外,熟悉英汉诗歌的读者可能都会领略到两种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异,上述英语句式将焦点“force”放在句首,汉语句式却将“力”的重心放在句尾,我们无法也不必译出原有对等的句式,只能顺应译语语境下的句式因素。事实上,英诗中的音韵节律及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法等均不能完全传译。我们在翻译中不得不“丢失”这些东西,但是不能丢失内在的节奏。我们推崇诗人译诗,译诗为诗,就在于诗人译者往往可以重建一种汉译的节奏。

  最新的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和英语的一个音步都有两个音节,汉语多音节复合词可分成两步或三步,采用自左向右划分双拍步(两音节一步)的右向音步,或采用考虑语法层次结构的循环音步。英语的音步有重音,都为左重,落在每步的第一音节;单音节的词一般为左重双拍步,第二拍为空拍。汉语的音步重音感觉不明显,但有声调可依;汉语双音节词(双字组)的音步节奏最好。(端木三:“汉语的节奏”,2004)。

  虽然汉语无法像英语那样以音节的轻重音,构建抑扬格或扬抑格等四种音步节奏,但元音丰富的汉语以“平、上、去、入”的四个声调,展现平仄起伏的诗句节奏。汉字有音、有形、有义,更能体现构词成韵灵活多变、构建诗行伸缩自如的先天优势。诗人译者不能机械地按字数凑合“音步”,构建理想的汉译节奏,却应与任何不同的口语朗读节奏相契合;有时可能整整一个句子只能读作一组意群,并与另一组意群构成一种奇妙的关系;例如,在阅读“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时,我们只将它读作一组意群不停顿,符合“循环音步”原则;第二行分两组意群,第三行一组意群,读作“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摧毁/我的/一切。”其中第二行的“我-”后需加空拍,稍做停顿才能和谐相应,句尾单音节的“力”也为左重双拍步,其中第二拍是空拍。我们正因为将诗行看作是一组组意群,因此在阅读时,感到内心是那么的轻松而紧凑,这就是汉译的节奏效果顺应了天然的内心节奏,一股自由之气在诗句中跃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代诗人译者在汉译中不断创造出与英诗音韵节律等效、作用相仿的语言表达形式,做到译诗的节奏抑扬顿挫、起伏有致,意境相随。而“细读”北岛的译文“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催开/我/绿色/年华/;炸毁/树根的/力量//是/我的/毁灭者”,其多音节复合词“导火索”既与原诗“fuse”双拍步不符,又破坏了汉语双拍步的“右向音步”或“循环音步”的和谐节奏,第三行“是/我的/毁灭者”更是乱了汉译的节奏,原因就在于北岛此处又在套用英诗的句式。

  翻译难,翻译诗更难!迷狂的翻译之旅仿佛是步入一处流动的风景线,沿途努力以文字表达其美丽的全貌,可一旦定格下来,僵硬、凝结,往往失去原有的活力,绝非真实的风景。如何栩栩如生地传达那一线生命的美丽,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应是译者一生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努力的方向。当然诗人译者相比于普通译者而言,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节奏感方面往往能显露其诗人的悟性与表现力,容易获得读者的偏爱。然而,诗人译者难免会“过度”突出自身的语感与诗句的节奏,而忘却原文的韵律与气势。因此,读者常能在坊间读到一些译诗的句式与诗人译者的诗句如出一辙;但是值得“引起警醒”的是某些掌握“话语权”的诗人译者试图将自己的一种汉译节奏强加于他人,可笑地将一位或九位乃至所有外国诗人的作品译成同一张面孔。因此,为了驱散笼罩在诗歌译坛上空的阴霾,达到“以正视听”的效果,我特地编选一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旨在梳理与澄清中西诗歌翻译并不漫长却充满“论战”的历程。

  以上就是我编写《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的缘由;当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曾在1987出版过同类的书籍《诗词翻译的艺术》,但仅仅也只能选编到1986年。近20年间有关诗歌翻译的理论及实践迅猛发展,及时地整理出版这样的书籍十分必要且意义深远。我在书中保留一些经典的篇目,重点选编健在的老一辈诗人翻译家的新论及新一代中青年诗人翻译家的文论。本书考虑取名为《诗人译诗 译诗为诗: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在于强调所选作者大都为诗人兼翻译家,或者是颇有建树的诗歌翻译家;当然,有些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诗人,但因其翻译理论影响了数代诗人翻译家,故尔入选,例如,严复与他的译论“信达雅”。目前,经与上海某出版社接触,一拍即合,对方还希望搞一本《世界诗歌翻译千年论集》。百年论集的初稿篇目筛选已定,但等约请修改的各家稿子一到,即可付印,争取在春节前与读者见面。

2005年8月29日于复旦

责任编辑:
小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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