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和北岛的一段“过节”——《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王家新和北岛的一段“过节”

文章来源：综合整理作者：刘春发布时间：2010-08-16 22:50:08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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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按：下面这些文字节选自我在《花城》杂志的“诗人肖像”专栏的第5篇文章：《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写的是诗人王家新。该文全文约4万字，9月出版的《花城》第5期发表的版本是2万5千字。4万字的完整版将收录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0月底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中。）

　　我想介绍一下王家新对保罗•策兰的阅读和翻译，以及此间与北岛的争论，因为这在文坛上具有极其典型的意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王家新对外国诗歌的学习过程、对外国诗人和诗歌的熟悉程度与理解进程，以及他对大师及诗歌翻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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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新从1991年秋天开始翻译策兰的作品，当时国内对策兰介绍得特别少，只有钱春绮、刘华新等人翻译过四五首策兰的诗。当王家新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图书馆借到企鹅版策兰诗选时，“完全被他的诗和命运吸引住了”。于是王家新从这个英译本中译了二三十首诗，并请冯至先生的弟子、德语文学博士李永平指正，得到李永平的盛赞。
　　随着阅读的深入，王家新一再被策兰的作品打动。他意识到，策兰这样的诗人，值得用一生来读。1991年底，王家新在去英国前夕，写了一篇策兰诗歌的译后记《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深感自己笔力不达，但是，当我全身心进入并蒙受诗人所创造的黑暗时，我渐渐感到了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
　　正是这些“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温暖和照亮了王家新此后在异国他乡的日子。1992年初，王家新到伦敦不久，马上找书店买下了企鹅版策兰诗选和叶芝、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米沃什、维特根斯坦、卡内蒂等人的诗选，这些异国大师的作品与王家新随身携带的杜甫诗集一起，构成了一个诗人的“全部的苦难和光荣”。
　　有别于一般读者的是，在策兰作品中，激励王家新的不是《死亡赋格》，而是《在下面》、《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我仍可以看你》等不被一般读者注意的中晚期作品。“从这些诗中体现的那种罕见的对苦难内心和语言内核的抵达，那种对一个诗人命运的承担，那种从词语间显现的　‘痛苦的精确性’，都深深地激励着我。”
　　在国外，王家新四处搜集策兰的作品，并开始进行系列翻译。2002年7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家新和芮虎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文选》，这本书收录了策兰的100余首诗和部分散文、获奖演说辞、书信等。这是策兰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集，出版几个月后，首印5000册很快就售完，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最受关注和欢迎的一本。
　　《保罗•策兰诗文选》出版后，王家新没有止步。近几年，又搜集了大量相关材料，新译了约180首策兰的诗，并于2009年2月到德国住了一个月，获得一大批重要资料。利用这些资料，王家新对以往的个别误译进行了修正。
　　在翻译策兰诗歌的过程中，王家新一再感受到了策兰诗歌的翻译难度，并以此为基准，确定自己的工作态度。王家新认为，对策兰这样一位诗人，没有任何一个翻译家能说完全理解了他，或是有绝对的把握来翻译他，我们要求自己的，只能是忠诚和耐性，是对诗的敬重以及对翻译本身的局限性的觉悟。因此，对翻译来说，首先要求的是“诚实”。
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家新与北岛有了一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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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北岛在《收获》杂志上撰写专栏，讨论外国著名诗人的生活和作品，每一篇文章都用很大的篇幅来谈论翻译，将其他人的译作与北岛自己的译作进行对比，并对各种译本的优劣“品头论足”。在当年《收获》第4期发表的《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一文中，北岛对王家新翻译的策兰名作《死亡赋格》和钱春绮先生的译本《死亡赋格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的译作“失去了原作那特有的节奏感”，甚至声称王家新的译文“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同时，北岛还对王家新的《花冠》、《数数杏仁》等译作提出了批评。比如，他认为王家新和芮虎翻译的《花冠》有四个“问题”：题目译成“花冠”过于轻率；过度阐释；语序牵强，“洋泾浜”；缺乏语感与节奏感。而在列举了王家新、芮虎和钱春绮翻译的《数数杏仁》之后，北岛将几个翻译家的“问题”上升到了“犯罪”的高度：“我们常说的所谓翻译文体，就是译者生造出来的。我并非想跟谁过不去，只是希望每个译者都应对文本负责。谁都难免会误译，但由于翻译难度而毁掉中文则是一种犯罪。”
　　对于北岛的批评，王家新写下了长达万言的反批评《隐藏或保密了什么——对北岛的回答》（该文后来收入书中时标题改为《隐藏或保密了什么——与北岛商榷》）发表在2004年第6期《红岩》杂志上，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立场和角度。王家新从北岛至为注重的“语感”和“节奏感”谈起，对北岛的指责逐条进行反驳，并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对策兰作品的理解，并对北岛的翻译态度提出质疑。王家新认为，北岛的译本与此前的很多译本相比，并没有“正确”和“高明”到哪里去，因此，他对的“真理在握”感到难以置信。不仅如此，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关键性的地方，北岛都套用了别人的翻译，包括他所批评的王家新和芮虎的译本以及钱春绮的译本。正如北岛自己在另一篇文章所说，他对里尔克诗歌的翻译是在参照冯至、陈敬容和绿原等人的译本后，“扬长避短”而“攒”成的。对此，王家新不无讽刺地质疑道：“套用、参照或‘攒’用了别人的翻译，而又转过来以权威的姿态对别人进行评说乃至抹杀，这可以说是翻译史上的一个创举。我不知北岛是从哪里得到这种勇气和特权的。”此外，王家新还指出，在介绍策兰和里尔克的长文中，北岛大量引用了别人的传记资料，但又一概不注明出处，而让人误以为这是北岛自己的成果，这种做法“同样使人难以置信”。
　　最后王家新含蓄地指出了他与北岛更深层次的分歧：

　　可惜的是，像北岛这样一位我所尊重的诗人却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这样的教益，相反，他的做法和许多指责都已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在人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他出来“总结”了。总结一下也无妨，但其目的应是把人们导向对诗歌和诗人、对那些备受伤害和曲解的精神事物的更深入的理解，而不是别的。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由此，我也愈加警觉到一种文化反思和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如果不把人生这些更内在的问题包括进来，我们就无法面对像策兰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就不可能从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追问文学的奥义，我们就无法进入到它的内部工作。同样，如果到今天仍持那一套“纯诗”的观念，并且对我们自身的贫乏了无觉悟，我们也无法从根本上给汉语诗歌带来一种“突破”。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寄期望于北岛和其他一些中国诗人能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对这个时代的人们讲话，能在诗的语言之间有一种更为纵深的撼动力，甚或能成为如鲁迅所说的那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但现在看来，我们还能抱这样的期望吗？

　　2009年4月30日，王家新在台北德国文化中心演讲时，再一次不点名地提到了北岛：“有一位著名人物，明明是读了、参照了并受益于别人最初对策兰的翻译，到后来却以权威的姿态评判一切，并摆出一副‘正好我手边有某某的译本’的姿态。这里且不谈他后来‘攒’出来的译本中的错误及问题，他这种姿态和做法已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诚实译者的底线。我想，我们总不至于用自己放大的影子来挡住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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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4年春天开始，到2005年夏天，我一直关注着《收获》杂志北岛的诗学随笔专栏。2005年8月，由这一专栏的9篇文章组成的随笔集《时间的玫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在第一时间购买，并进行了系统的阅读，但阅读的结果却与我的期待相去甚远。按理说，诗人写诗人，必定是文采飞扬，独有洞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些随笔中，北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文人逸事和罗曼史之中沉溺不出，甚至如王家新所说，“大量引用了传记资料，但又一概不注明出处”。有时候则干脆大批量地引用诗人的原文而不做一句解说，其中一篇文章，引文部分占了全文的一半字数。
这些文章最常见的表现是：无法在思想深度上挖掘时，就绕道而行，列出一首诗来逐字逐句煞有介事地分析，或者举出几种译本进行比较。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是，将各种翻译文本作比较时，北岛随时都会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自恋——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译本最佳而批评其他大多数译者，却忘记了自己的有些译本是站在前人的成果的肩膀上“攒”出来的，这是引发王家新撰文“商榷”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对待同一个诗歌大师，北岛与王家新的区别主要不是对作品领悟能力上的区别，而是态度上的区别。在北岛的字里行间，时常表露出“我是大师的朋友”、可以与大师并肩而坐的自傲。比如在《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中，分析完策兰《花冠》一诗之后，北岛首先赞美《花冠》“是最伟大的现代主义抒情诗之一”，紧接着又说，这首诗“和特拉克尔的‘给孩子埃利斯’和狄兰•托马斯‘那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一起，作为任何时代任何语言最优秀的诗篇，由我推荐并选入2000年柏林国际文学节的纪念集中。”这种语气多少可以看出北岛的姿态。难怪王家新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不无讥讽地说了一句：“看来策兰有福了！”
　　而在《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一文的开头，北岛写道：“里尔克一生写了2500首诗，在我看来多是平庸之作，甚至连他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也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在分析了《秋日》一诗后，北岛说：“正是‘秋日’这首诗，使里尔克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该文的结尾部分，北岛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行文至此，我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修正，这与我重新阅读时被其中的某些精辟诗句感动有关。”由此可见，北岛对一个诗人定位的严谨性——从另一角度而言，是“随意性”。既然在策兰和里尔克等大师面前都如此“傲慢”，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北岛说出那句颇有些盛气凌人的“（王家新的译作）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的自得了。
　　与此相比，面对大师的作品时，王家新要谦逊得多，他主动将自己置于一个读者和一个学习者的立场。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频频出现这样的文字： “对于策兰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我永远要求自己的是去读，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读，哪怕他们的诗我并不是全部理解或喜欢，哪怕随着我们阅历的扩展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某种局限性。”“在词语的黑暗中，从策兰那里所传来的一声模糊而又痛苦的‘永不’，所陡然显现的诗的深度，经常使我这个‘诗人’痛苦而羞愧。”“从这些诗中体现的那种罕见的对苦难内心和语言内核的抵达，那种对一个诗人命运的承担，那种从词语间显现的‘痛苦的精确性’，都深深地激励着我。”“的确，这是‘最难理解’的一部诗集，迄今我仍不敢说我读懂了它的每一首诗，我想这对我或其他任何读者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不敢说我就能胜任，更不敢说我译出的就是‘德语中的策兰’，我所能做的是尽力译出我心目中的策兰。”……
对待名家名作截然不同的态度，构成了北岛与王家新的分歧，因此，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北岛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大诗人，他的部分诗歌作品将被文学史所铭记。在我阅读到的汉语诗人中，北岛足以排在首位。但在对外国诗歌大师的阐释方面，北岛没有给我们如同他的早期诗歌般的惊喜。在我看来，虽然至今北岛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但那主要得益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打下的基础。1985年以后，北岛的诗歌就乏善可陈，再也拿不出像《回答》、《雨夜》、《结局或开始》那样激动人心的作品了。当然，这一许不是诗艺的问题，而是时代在改变，诗歌的社会功能已经远不如三十年前那般重要。诗人的形象也不再是万众景仰的闪着金光的斗士，而是位于社会边缘、寂寞的物种。因此，作为诗人的北岛，近二十年来，其作品的价值远不如作为“人”的北岛更值得重视。同是北岛散文集，我更喜欢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失败之书》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青灯》，它们自然自在，见性情，虽然没有什么深度，但人们至少能从中感受到一个脱离母语环境的诗人流落异国的种种真切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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