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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祸余生石天河
文章来源:邮件来稿 作者:毛翰 发布时间:2013-01-07 22:41:32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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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祸余生石天河 


    石天河文集中长达万言的《序诗——复活的歌》,可以称为当代的《离骚》,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一个受苦受难知识分子的心迹。
    屈原写完《离骚》,在悲怆中投水而逝。石天河则是唱着“复活的歌”,笑迎未来。这就是这一年龄段的中国知识分子! 
                            ——钟沛璋

    《石天河文集》出版了。作为晚辈,作为先生的“追星族”,我由衷地为之高兴。《石天河文集》为四卷本:第一卷《复活的歌》为诗集,收录其新、旧体诗约300首;第二卷《野果文存》为杂文、随笔集,或讽喻时世,或阐发人生,辛辣深刻,有鲁迅遗风;第三卷《劫后文心录》为文学评论集,包括大量的诗评、诗论;第四卷《广场诗学》为专著,系统地论述诗学原理、创作方法,并对中西诗学做比较研究,深入浅出,精辟独到,足为诗家弟子之教科书。


    石天河,本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生于1924年,按虚岁,今年已是八十大寿了。先生一生坎坷,历尽苦难,至今耳聪目明,才思不减,笔耕不辍,这大概是当年的整人者不曾料到的,也是先生自己不曾奢望的。“当年意气向天横,大好青春付一鸣。直捋虎须争黑白,逆批龙甲作牺牲。” 1957年创办《星星诗刊》,因言获罪,成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首领,判刑15年,劳改22年,先生却傲骨不改,决不向权势乞怜。其《遣怀致诗友》中这些句子可谓掷地有声:“壮年负气争民主,志欲回龙搏兕虎;赤手空拳绝代痴,一夕阳谋罹网罟。枷系囹圄廿二年,始知人世有寒渊;红羊不死丹心在,要舍余生再执言。”转换成新诗,先生有这样一首《梦话》,抒写其虽九死犹不悔的执著信念:

林妹妹,你不要哭了吧
什么“花谢花飞花满天”呀
这不是谢,这是开得太早的花
悄悄埋掉,免得凤姐儿说闲话

林妹妹,你别说那么多伤心话
什么“红消香断有谁怜”呀
到时候会有人把它挖出来
叫它作《重放的鲜花》

    于是,冤狱尽头,本该“社来社去”的他,却不得重返成都《星星》诗刊社,被拒之门外,冷落数月。栖身无所的他,只好应一位朋友之邀,暂到自贡,那个以卤水熬盐和出土龙骨闻名的地方,去挂了个教育科顾问的名,继续为“落实政策”申诉。尔后,重庆一家高校慕名前来,请先生去该校中文系,为十年浩劫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教授当代文学。这样,才由学校帮他办了平反安置的手续。


    一位长沙少年,生逢国难,家乡陷落,在逃亡途中长大,抗战胜利后赴南京做新闻工作,加入中共地下党,待解放军攻占南京,即随二野西南服务团西征入蜀。接下来,如果热中仕途,或许不无可为,但先生始终痴迷于诗,痴迷于诗歌理论和创作。由于命运的安排或捉弄,先生如愿以偿地调到四川省文联,又担任其理论批评组长,在那个最没有诗意的年头侍奉诗神,在那个最不容言论自由的年头仗义执言,当《星星》刊发的作品受到粗暴批评时,他针锋相对的反批评文字,为他招致了惨重的牢狱之灾……。以言获罪,在咱们中国当然算不得什么新鲜事。据《词林纪事》记载:北宋“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时上书与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云:‘当初亲下求言诏,惹得都来乱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 自讼监宫及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先生熟悉这段典故,他的随笔《文学拾荒录之二》 就有过引述。只不知道先生读到这篇词林故事,是在领教1957年的阳谋之前还是之后?这故事对于天真而倔强的他是否有过某种警示。


    右派生涯结束,不让回文联机关,这里的本意,无异于逐出文坛,继续发配。《围城》里说: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世俗社会的某些评价,无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外古今倒是天然相通。然而,重获自由后,已近人生晚境的石天河先生,却以其铁骨未销、才情不减的卓越风范赢得诗坛的普遍敬重,并赢得了姗姗来迟的美好爱情。在三尺讲坛上,先生的学识、才华和人格风范,让众多学子为之倾倒。其中一位聪慧漂亮的女生袁珍琴,更深深地爱上了他,更冲破种种世俗的障碍,不顾一切地嫁给了他。之后,他们便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先生名之曰“独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初挤兑他去教书,意在继续惩罚他的人们,想必没有预见到这一层吧,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成人之美”的。


    如此让人感动的一段师生恋,先生却没有为之写下更多缠绵的情诗。或许是由于“沈园柳老不吹绵”,或许是由于“天河水深不起浪”,或许是由于“风花雪月都抛却,变作横空烈焰冲天阙” ,这情形与鲁迅先生有点类似。有过“慰我素心香袭袖,撩人蓝尾酒盈卮”之类绮词丽句的鲁迅,后来赢得一场迟到的挚爱,也只留下这四句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题于《芥子园画谱》。读遍石天河诗集,其旧诗中与爱情有关的只有这么两联:“幸有佳人怜骨鲠,愧无金屋慰婵娟”、“早罹乌谳寻芳息,晚识香莲得子迟”。其新诗也只有一首《寄》,先生自称是“定情之作”。此诗长33行,却是理智多于情感,冷静多于激动,惶惑多于陶醉:“魔鬼用33这个数字/把鸿沟的两壁变得更加陡绝”,“我并不是一个天真的画家/在孤松旁/偏要画一株雏菊/在怪石旁/偏要添几笔兰叶”。这一年,先生已经五十六岁,珍琴才二十三岁,他们的年龄差距正是33岁。在先生看来,珍琴还是一株雏菊、一丛娇兰,自己则是久经风摧雷殛、劫后余生的孤松怪石。对于这美好得有点奢侈的情缘,他简直没有勇气接受。
先生不知道,他们的相遇也许是宿命,他们的情缘也许在1957年就结下了!那一年,先生蒙难,珍琴出生。珍琴的前世也许就是一簇菊英,或一抹兰香,因不忍见先生蒙冤受难,骤然凋零,香销玉陨,花魂飘然而去,投胎转世为一痴情女孩,悄然守候在先生的命运转机之处……

希望——她是个薄情的女郎,
她有时冷漠,有时失信,有时轻狂,
我等了她许多年,许多年呀,
她总依然罩着面纱,站在彼岸。
每当我刚刚看到她的一丝微笑,
转瞬间,一阵风又把她吹向远方。

只有当她的姐妹──绝望,
披头散发地向我猛扑过来的时候,
她才会突然把我拥抱在怀里,
紧紧地偎着我,吻着我,
直到重新温暖了我冷却的心房。

    至于这首广为传诵的《希望》,其中咏叹的,显然不仅仅是爱情。“希望”与“绝望”的情怀被双双意象化,化作一对性格乖张的女郎,诗人心中的那份感慨便得到了极具个性极具感染力的表达。“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绝情,伊人亦多情。人生希望的失而复得,命运遭遇的不公而公,多少悲喜,多少歌哭,尽在这典雅的意象表达中。


    石天河先生的新诗佳作颇多。如下面这首《徜徉》,抒写惨淡的月光下思绪的流动,灵魂的徜徉,诗句与诗思同样自由不羁,流畅练达:“真理也许是圣哲们对世界的一种猜想/十年百年过去/圣哲们的偶像/也该把金装换作时装/我不是没有敢舍身的追求/不是没有翻遍圣经祈求给人类赐福的愿望/我不曾惧怕/魔鬼用炮烙烧焦我的三魂七魄/我不曾企望/顺着海风去寻找黄金的彼岸/但我也不愿把灵魂抵押给上帝/因为梅叶的《遗书》说了真话/我知道/所有关于永恒真理至善天国的说教/都是红衣主教的弥天大谎……”人抵晚境,月入晚秋,回顾半个多世纪追求真理的苦难历程,追寻历史的真谛,无须刻意锤炼的诗句,处处流动着哲思和才情。


    《少年石匠》是凝聚着先生更多心血的一件大作,长达千行,是一篇童话诗。这篇诗体的童话,初稿于1957年春,重写于1982年秋,由《离河》《百炼》《山神》《蝙蝠》《仙女》《化云》六章组成,抒写一位少年石匠挥别恋人,献身艺术,拒绝为天宫御用,遂遭厄运,而矢志不渝的动人故事。其情节瑰丽,语言隽美,有着作者的精神自传的色彩。试看其《仙女》一章里仙女与少年石匠的对话:

    石匠,早安!/我们是天宫的女使,/天后命令我们来,/邀请你去到天上。/天上需要你精美的艺术,/天后对你的石刻非常欣赏。/天宫的楼阁要刻青藤缠上玉栏杆,/天阙的大门要刻百鸟群飞朝凤凰,/天后的花园要刻珊瑚树上琼花放,/天宫的内室要刻水晶帘里戏鸳鸯。/请你在仙乐声中,/随我们踏上虹桥去到天上。/天国是无比繁荣的极乐世界,请你立即离开这污浊的尘寰。


    仙女,你们的天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是满身俗骨的一个小小石匠,/这凡间污浊,/却有我离不开的家乡;/这凡间苦恼,/却有我思念着的姑娘;/这凡间穷困,却有我的乡亲和朋友;/这凡间丑恶,却有我要刻的石头山。/仙女,我的艺术只能是人间的艺术,/天国,没有什么能吸引我的地方。

    1953年,石天河先生的童话诗《无孽龙》在北京《新观察》杂志发表,被人改编为川剧、舞剧,还被改编为连环画出版。先生遂有一气创作五部童话诗的计划,除了《无孽龙——复仇者的故事》,还有《杜鹃——相爱者的故事》《荷花——牺牲者的故事》《泰山石——英雄的故事》《少年石匠——艺术家的故事》。到1957年春,《杜鹃》已完成,《荷花》有了初稿,《泰山石》有了章目梗概,《少年石匠》写成前四章。然而,横祸飞来,诗梦惊散。待22年冤狱平反,所有的诗稿已一去不复返。对于一位诗人,那是怎样令人悲绝的遭遇呀!“击碎瑶琴怨成海,抛残诗卷恨弥天!” 待先生强打精神,续上断绝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诗思,重写了《少年石匠》,却再也没有心力,或者说没有心境,去重写其它几部了。我曾有幸聆听先生亲述他的“荷花——牺牲者”的故事:一个为改变家乡穷苦面貌、改变姐妹们苦难命运而奔走求援的姑娘,把自己的爱,许给了三位帮助她劈山挖河的勇士,待到山河改造成功,她却因为无法兑现承诺,只好自我牺牲,投水化荷:荷花是她的脸,荷叶是她的裙,荷藕是她的臂膀……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爱她的人。这是多么别致隽美的诗家意象呀!不知先生晚年,还能不能完成这几部大作?“早失蟾宫折桂缘,晚将枯墨著遗篇。已无笔扫千军力,独叩天阍自解玄。” 毕竟人生有限,时世无情,失去的,也许就永远失去了,只能抱恨终身了。人们总在抱怨,那是一个非诗的时代,除了廉价的颂歌、声嘶力竭的战歌和假大空的伪民歌,诗坛几乎乏善可陈。殊不知,不是真正的诗歌自绝于时世,而是那时世扼杀了真正的诗歌。

    先生的旧体诗功力深湛,用以抒情言志得心应手。尽管先生于诗不免“喜新厌旧”,不大看重旧体,所作散佚者甚多。在其诗集一卷中,旧体诗词只是“附编”,以其旧作有云“残书未卖怜痴蠹,断稿犹存惜冷尘”,题作《冷尘断稿》。而在我辈追随者看来,先生的旧体诗娴熟练达,出口成章,成就当不在其新诗之下。

    例如这首1978年底作于劳改队的《人参酒歌》,二十余年的沉冤,二十余年的孤愤,二十余年不得伸展的楚囚之志、楚狂之才,借着友人所赠一壶人参老酒喷涌而出,足令听惯“莺歌燕舞”之类滥调的耳膜为之刺痛,从而省悟何谓诗骚正声。须知,孔夫子说过“诗可以怨”,却从来也没有说过“诗可以颂”、“诗可以谀”或“诗可以媚”——

    友人送我人参酒,期我穷躯病骨能持久。擎怀望月笑如狂,为问何时相对嫦娥斟北斗?蜀山老,巴江竭,二十一年缧绁劫;丛荒千嶂不知春,但见杜鹃啼尽声声血。梦里尚持刀,犹似攀山越险度危桥;醒来徒默默,我无除弊安民龙虎策。唯觉胸中有气成长句,恍若天河流不绝。有时散作芙蓉花,有时聚作峨眉雪;有时剧作扶摇风,有时化作婵娟月。蓦地风花雪月都抛却,变作横空烈焰冲天阙。一支笔,几张纸,天下兴亡敢辞死?当年宁效灌夫狂,直指佞人呼贼子。自谓平生肝胆赤,岂知谗诽能销石;一系囹圄六月霜,龙蛇合作三冬蛰。正声微茫九甸秋,天崩地坼万民愁;哀怨饿殍连蜀道,冠盖京华走沐猴。……

    再如这首长篇古风《读曲歌——读王震宇〈神女曲〉感赋》,一百二十四句,一气呵成。其诗思幻妙,情节瑰奇,于天庭地府追寻“神女”,与之晤对,别开生面,类似古人的游仙诗。


    神女阿谁?当年无限风光,自荐枕席与楚王云雨巫山险峰者是也。然事过境迁,待诗人梦游天庭,已不见神女芳踪:“见说神姝今削籍,下系丰都待转轮。”此丰都,彼秦城?乃辞别瑶天,下叩鬼门,遇“狰狞鬼卒如相识,臂志依稀红小狲。”得小鬼引路,来到地狱一十八层之神女居处:“顾云首长今非昔,铁窗孤影瘦伶俜。临近铁窗方欲语,瞥见犹为忠字舞。”神女人闲意未闲,见有客人来访,便诉说当年罗曼史,喋喋不休:“当年轻倩足妖娆,长睫修眉楚楚腰。自是英雄怜国色,秋波一转便魂销。”从此鸠占鹊巢,好不得意。可怜芸芸众生“岂知王谢堂前燕,原是君王掌上莺。”待“秦宫豪气正凌霄,聒耳鸦鸣即是妖”,便有“阳谋一计平天下,右阙书文付火燎”之壮举,有“裹足悖时当跃进,卫星升处野无炊”的乱象,有“刚直一言成祸史,横峰直岭变苍黄”的匡庐之冤,有“红袖红旗红海洋,红书一举当王纲,百吏千官皆鼓栗,低头唯颂寿无疆”的荒谬一幕。然而神女的结局,却是“十年冠沐假如真,夺印垂帘两未申,龙去鼎湖狂浪歇,浮天星斗化微尘。”可悲复可怜。是呀,“举世皆为尊者讳,徒将女魃谢苍生”,这也许是不公平的;“倘教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翻刻甲骨文版的女人祸水论,今人就没有一点心虚气短吗?
这首游仙诗夹叙夹议,意境兼工,其指陈左祸,鞭辟入里,凭吊覆辙,发人深省,思想艺术成就当不在唐人《长恨歌》之下。


    臧克家先生有两句咏牛诗“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近年颇为流传,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诗所赞扬的,是牛的勤勉恭顺,善解人意,与鞭共舞,效忠于主子。诗题《老黄牛》,表达的正是御世者乐见和鼓励的“老黄牛精神”。臧诗此题共四句:“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1975年1月28日作于五七干校。到80年代,有人置疑臧老的干校诗集《向阳集》对文革的讴歌,此篇也当在置疑之列。诗集取名之意与此篇题旨完全一致。


    石天河先生笔下的牛,却是“天教我辈头生角,索性抵牾到百年”,与臧家老黄牛迥异其趣。这是头角分明、桀骜不驯的牛,是独立思考而非惟命是从的牛,是因抵牾而获咎却不改抵牾本性的牛,是让御者心存几分敬畏,不敢恣意妄为的牛。此诗共八句:“未许心闲任笔闲,何妨纸墨发危言。民间底事非关己,世上阿谁恶弄权?铁骨铮铮干气象,云笺叠叠写新篇。天教我辈头生角,索性抵牾到百年。”作于1985年初,题为《步韵奉和牛翁兄牛年迎新之作》。牛翁,即杨钟岫,重庆著名老诗人,与石天河先生为1957年“同科进士”。

    先生有一首新诗《请你签名》,作于1952年,主题是呼唤人类的爱心和良知,祈祷世界和平。在50年代,这是一首难得的好诗。此诗共有五段,每一段的句式大致相同,其最后两行,分别是“你有孩子,/请你签名!”“你有母亲,/请你签名!”“你有爱情,/请你签名!”“你有生命,/请你签名!”“你有良心,/请你签名!”

    但我初读此诗,感到有一点别扭,因为其中一段对日本人寄予了过多的同情。在编一部20世纪下半叶中国诗选时,我给石天河先生写信,建议将诗中有同情色彩的“日本人民”一语中的“民”字删掉,成为中性的“日本人”,或者干脆删去整个这一段:

请你签名!
我来自长崎广岛的废墟之中──

那儿是一片凄凉的地狱,
那儿是一座巨大的荒坟,
那儿的每一点每一点灰烬,
曾经是生活着的日本人民。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尸骨,
我代表他们屈死的幽灵发问:

你难道愿意地狱等待在你的门前?
你难道愿意坟墓吞噬掉你的青春?
你难道愿意和屈死的幽灵作伴?

你有生命,
请你签名!

    我想,作为中国人,我们毕竟不能忘记日本人的侵略和杀戮,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日本人血洗中国首都时的残暴和疯狂,我们不能谴责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扔原子弹以迅速结束战争。石天河先生回信,表示不同意改动。他说:“当时其所以对‘日本人民’有一种同情心,主要因为从实际情况看,日本人中最可恨的是日本的军阀政客,而后来承担战争灾难性后果的日本人民,大都是受骗的,甚至是根本无辜的。我在抗战时,也见过日本反战同盟的人,他们在中国桂林等地工作,写小册子唤醒日本人民反对侵华战争,他们当时也认为日本军阀政客是日本人民的罪人。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对结束战争,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毕竟太残酷,一次屠杀了二三十万人,人类历史上最愚蠢最残酷的事,莫过于人类用核武器消灭同类,而且,受害的人,大多是无辜百姓,那些该对战争负责的战犯和日本天皇,后来反而没事,一个二个都赦免了,或竟连作为战犯受审都没审过。世界上的这些事是非常荒诞的,完全没有正义性的,在我们文人看,这就是‘黑幕政治交易’。我们企望世界和平,不应专为‘政治’服务,我们就为无辜遭受战争灾难的普通人民(不管他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呼吁。我原先也非常痛恨日本人,恨不能杀绝他们,但后来,我渐渐明白,民族仇恨是人类野性的遗留,在文明世界里,这种野性完全是由各民族中当权的野心家(军阀、政客、皇帝、独裁者)煽起来的,我们应该反对民族仇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的这个教条,对我们仍然有意义。……”(1998.9.23)

    这是一位年愈古稀的中国诗人的心声,信写得很长,让我感动,也让我反省,关于民族仇恨,关于历史,关于人性。尽管我并没有被完全说服,在一些问题上,我仍然转不过弯子:一、到中国杀人掠地的野蛮罪行,不仅是军阀犯下的,日皇认可和指使的,一般日本人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的。有良知的反战人士毕竟是极少数。而1894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其战争成果(《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等),一般日本人也都是分享了的。既然绝大多数日本人在道义上或多或少都对战争负有罪责,其接受原子弹的惩罚,就没有多少好抱怨、好同情的。二、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扔原子弹,是永远不应该受中国人谴责的,也是永远不必向日本人道歉的。不扔原子弹,日本晚投降一年,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被屠杀。没有原子弹迅速结束战争,中国人即便再打八年,日本人也不大可能“无条件投降”。如果有条件投降,中国人能收回台湾和“满洲国”吗?


    不记前仇,以德报怨,自是圣人胸襟、菩萨心肠!我承认我达不到石天河先生那种精神境界。我在反思自己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刻薄时,也在忧虑石天河先生们是否过于宽厚过于仁爱慈悲了?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位至今供奉战犯牌位、不肯忏悔战争罪行的恶邻。在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战争灾难之后,先生仍然能以理性的宽厚,试图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对待,这是不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恕道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太深的烙印呢?

    当然,先生那一代志士的爱国热忱和抗敌意志是不容怀疑的。那是怎样刻骨铭心的大爱与大恨呀!聆听先生《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放歌》,我只有崇敬和仰慕,只有感动和慨叹:

    诗坛友人贻我书,邀我再作齐门竽,抗日战胜五十载,沧桑回首能无感慨与唏嘘?

    忆我少时多冻馁,家如蓬窝身如苇;东瀛铁骑卷地来,兵燹之中几为鬼。噩梦回思痛彻心,难禁老泪湿衣襟;故园一火成焦土,骨肉分离直到今。呜呼,我一歌兮声似铁,长江浪遏苍崖裂。

    当时中国弱且贫,更兼执政尽庸人;开门揖盗寻常事,虎柙缇绮惯虐民。寇氛已蔽芦沟月,庐山犹自议和亲;可怜百二秦关不能守,江河淮汉漫胡尘。呜呼,我再歌兮歌忿怒,专权误国难追诉。


    法西群魔皆黩武,血雨腥风遍寰宇;东亚汹汹泛鬼潮,西欧黪黪横豺虎。铁鸟摩空毁城镇,长鲸逐波吞岛屿;千村搜屠到犬鸡,万里焚余无禾黍。呜呼,我三歌兮歌思哀,无限繁华化砾灰。


    中华健儿非不勇,舍身卫国无所恐;八百孤军泣鬼神,琅琊烈士真龙种。无奈敌驱战车我刺刀,敌驾飞机我长矛;兵器悬殊不成比,相看碧血染旌袍。呜呼,我四歌兮心如戮,英灵听我安魂曲。


    敌寇凶残甚瘈狼,烧杀无分前后方,尸山血海神州路,龙蟠虎踞变屠场。处处寒风吹白骨,熠熠青磷传鬼哭;乌鸢哑哑啄人肠,累万残躯埋一窟。呜呼,我五歌兮悲难罄,大劫何曾恤民命。


    …………

    先生早年像那个时代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经过二十余年的炼狱之旅,其晚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活动中,则鲜明地表现出对于“人道”、“民主”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历史性反思。同时,他对传统的形而上的“真理”观念的沉思,也表现出了“不执迷、不执一、不执我”的解构取向。也许,愈是亲历了战争灾难、专制黑牢和文化浩劫的人,才愈会感悟到:价值只能随机地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去寻求,固定的观念是没有意义并可能导致迷误的。他的诗集的序篇《复活的歌》,是由十一篇散文诗连缀而成的宏大篇章,其中展示的他的迂回曲折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他的开阔博大的精神世界,正可与他各个时期的众多诗篇,包括新诗和旧诗,参照来读。

                                         2003年6月泉州湾。2004年3月补题记 

                                            (原载《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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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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