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伴着春风春雨，从江南踏青归来，便收到米丁自关外寄来的山参。之前，我曾去电米丁，郭吟叔叔（也是他父亲生前的好友），突发心肌梗塞。米丁受托后，即刻极为认真负责地置办起来，并用快递发来对心血管病具有疗效、滋养的上等山参。
这年头，生者得恙总是猝不及防，而亡者似乎正被时间渐渐淡忘。
——唉，真想去长春看看，可这些年来不知怎地总也没有心境。
老邵离开我们已有三年了。
老邵，你在那里还好吗？我时常想起你。从前，尽管你一瘸一拐，但总会隔三差五来江南，一副行吟诗人浪迹天涯的派头，各地的诗歌兄弟宛如春天，总是鲜花盛开，迎送你的来来往往。多好的年代，多好的记忆。
05年，你突遭中风，这病不能受寒，你便去了老家山东莱西疗养。漫长的日子，你有意与世隔绝，视死如归般地开始打理一生，并将你唯一的长诗取名为《定场诗》。之后，你就挪回所谓的长春，在接二连三的严冬中直面死亡。你拒绝治疗，理由是“诗人哪能靠药来维生？”
关内的老友冰释之、默默专程来长春看望你，你撑着身子骨，几乎是被抬到酒店，却仍要尽地主之谊；嘉兴的伊甸、京城的阿坚，还有黄浦江畔的我……朋友们的每一次问候，你总是万分感激又激动不已。事后，你的心却要奔波于幸福和痛苦的两端。０８年夏天，我在卧榻边见到你，你沮丧地说：“郁郁，这病好不了了，我自己有感觉，他们全都在骗我。”
生，是那么地烦心；死，又是那么地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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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初夏，上海民间诗界遭受了一场警方的秘密冲击。我和孟浪、巴海等老伙计，决计出一期《大陆》，以示诗人不屈不挠的禀性。那时你还叫邵春光，一首《女中尉》几经转手到了上海，竟只有半截（多年后我才读到全诗，那种被拦腰截断的感觉，真让人五味杂陈）。“不写诗四月也是一首诗”，这是你那篇《别说话》中的首行诗句，当时就颇具意味，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慨良多。
在我们未曾谋面之前，你借去威海参加诗会，托人捎来一瓶东北虎骨酒。嗨！诗歌、烈酒，我这关外的诗歌朋友有意思。没过多久，一个阴冷的冬夜，你从大连坐船来了上海。我们一见如故很是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宝山南门，你在我家老宅待了几天，相处的日子很亲切很悠闲。我发现你话不多，甚至有些拘谨、腼腆，不过举止言谈倒蛮有礼数也挺细微、周到，似乎还有一丝的自恋和洁癖。有时，你见我忙碌着张罗饭菜，就会跟我阿婆拉拉家常，还会与我爸妈一起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后来，你又去了嘉兴、湖州等地。我隐约觉得，那里除了有你引以为豪的文朋诗友，还有你既得意又痛苦的情爱。这样的情形，记忆中有好多次。你总是长春—→上海，然后出没、浪迹于偏僻、荒野之处。要不了多久，你便会从东北寄来一叠叠，简陋却散发着油墨香的小册子。你在心里跟“她”说《我真想》“我真想咱们两个都是乡下人”，“你的眼睛就是百慕大”（东北汉子江南情，要数老邵最起伏）；你跟《阿伦兄弟》说“光有情人还不够／还要有仇人／这样才能像个英雄”（正如安琪对你的评价：真诚地偏激，不容置疑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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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９０年代，邵揶好像只做两桩事（老邵嫌“邵春光”有女性之嫌疑，气恼之下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邵揶，还特别强调：揶揄的揶）。十年间，老邵介绍了不下１０位东北写诗朋友来上海（只是这些借过老邵诗歌声名与为人资源的后生，如今我也都不大认识了）。再就是他那时不时，传单般发来的一摞摞油印、复印间杂的诗篇。印象最深的是那两本《水手情潮》和《民族唱法》（居然还挺能耐弄成了铅印，又配上了ＣＤ。据他自己事后透露，这些可都是躲在被窝里捣鼓的。真难为了老邵的字正腔圆、抑扬顿挫）。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那一期期的《太阳》，老邵为此呕心沥血，它也是中国当代诗歌——为期最长２０年、出刊最多１２期——货真价实的民刊。老邵好像喜欢把上海当做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相当部分的诗集、诗刊，由他跑车的媳妇带到上海，并嘱我依照他开例的一长串“黑名单”，发往祖国大地，甚至漂洋过海。
我深知，《太阳》寄托了老邵的思想、情感，和他的风范，毫不夸张地说，《太阳》和老邵的诗歌，涵盖了他的青春与一生。０５年秋天，病中的老邵写下一首《郁郁兄弟》，其中有一段：
我死后这首诗不会死
只要读诗的读者活着
你就活着
托付给你一件事
请关照下江南的辛欣
关照他就是怀念我
他发扬光大了《太阳》
诗写到这程度，朋友交到这份上，我心里的哀伤说也说不出来。老邵啊，时过境迁，人心不古。你脚高脚低、风光无限的８０年代，再也不会重现。这短短的三十年，环境恶劣，人心发黑。什么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只有流行音乐抽风于世。全被你一“诗”中的：
哥哥说城里的妹子
只在酒店里才对他笑，全是些
不想从良的杜十娘
哥哥的头发遮住了脸头越垂越低
像在ＭＴＶ里唱歌的
一个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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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与老邵也有过一些做派和理念上的碰撞，但并不影响我们二十余载的交往与情义。８０年代后期、９０年代头上，老邵下威海上北京，一会儿与文艺男女青年扎堆“群艺馆”之类（发现苗头不对，便伺机起了一把义，纯属撇清干系），一会儿拜访“诗歌泰斗”又忙不迭合影留念（只因嘴脸似有狰狞之嫌，刊登家乡报纸未果）。最要命的是，怀揣着七拼八凑的两千块钱，三天四夜的硬座跑去了乌鲁木齐，说是找什么出版社自费出诗集。
“老邵，你不至于吧。”
“我这不是起义了吗？书没出成，我贩羊毛衫呗。”
当我说起老邵这些扫面子的事儿，他就会据理力争，抖落起诗人的机智和尊严，算是聊以自慰。
老邵喜欢创造性的“动静”，８０年他与媳妇的那场清明节婚礼，“动静”可大了去（老母亲为此差点跟他断绝关系，公安还在一旁“观摩”哪）。二十年后，这他又和一拨信心满满的诗兄诗弟，办起了“皇业养牛场”，说是为出刊《太阳》准备所需费用。
这老伙计可没少在长春折腾，虽然他不怎么喜欢东北。记得他曾概况性地指出“东北有什么？尽出胡子、汉奸、李洪志，还有你们上海的王洪文。”
“别急，还要加上邵揶。”我得“削”他一下，免得这哥们单腿鹤立，孤掌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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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诗人是疯子。可我认为诗人有先知般的本领，他们的想象和预知，会让人的前生今世成为一种铭记，一首可以当做祭文的诗：
当尸布盖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想起他的生动
他的生动比他尸布下的缄默
更能让我们
涌出泪来
他站立时的眉飞色舞
加剧了我们的泣不成声
其实我们是在为自己哭
有一天我们也会躺在尸布下
一生的灿烂都聚在这一刻
被泪水溅的光彩四溢
可谁会知道
生前我们独自吞咽的那些泪
是怎样地辛酸
老邵这首写于１９９３年的《当尸布盖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在十七年后的２０１０年元宵节，老邵的追悼会上，我几乎是哽咽着念完的。老邵走了，唯留我们无尽的思念。
自老邵中风那天起，我就觉得，他以起誓展示了一个诗人的特质，他用行为和作品确立了与众不同的一生。老邵越到后来心里越明了，他在病重时，深情又歉疚地跟我说《没有如果，只是如果》“金路常来看我／还有李成，还有季风，还有孙士清／我能驾驭“正骑驴”了／我应该去看看他们／多好啊／没有如果，只是如果” （这“正骑驴”乃老邵患病期间，李成兄弟找人帮忙特制的三轮车）。
是啊，如果，如果，这人世间谁能如果。如今这天下，四季无常，冷热陡然，长春快不叫长春了。老邵啊，你诗中的《黑土地的春光》、《地质宫草场》，还有《阿瓦图的冬夜》，他妈的恐怕业已荡然不存了。
——唉，关外无春，诗亦干涸。
2013年 清明节
上海 苏河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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