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第一首诗写于19岁，1971年，知青第二个年头，吉林省第二松花江畔，一个叫小河沿的村庄，五月暮春。那个村庄寒伧土气，但有一条生命般的小河蜿蜒流过，河畔春天奇迹般绽开一丛丛怒放的野樱桃花，两位年轻伤感的集体户姑娘几乎常整夜坐在河畔唱歌(知青歌曲!)，她们全是大我两、三岁的“老三届”知青，我一下子“爱”上了她们——姑娘们，情境，感染的情绪：
小河沿边云影悠，
真心相倾翠桃柳。
朗朗夜色澈澈天，
酒醉歌还春和秋。
愿将青年归华去，
愿留热血丽樱头。
……
其后我把这首幼稚的诗，用钢笔抄在集体户的裱墙纸上，户里的同学都说写得还不错。但他们不知我暗喻什么。
我从未碰过两个姑娘的手，也从未与她们散过步，或有过一次正式交谈。她们一个名字有个丽字，另一个有个英字。
我1952年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的平原上(松辽平原中部)，6岁前我在乡间，那儿夏天的色彩极为绚烂，是历30年后我再次返乡为父母扫墓所惊奇地发现。平原有一种朴素、神奇的美悄然浸入我心底。5岁后丧母，我腰系一条麻绳，穿着没有任何内衣裤的“光壳郎”棉衣进了城，50年代后期的长春对于我简直是一个“神话般”(以前我从未进过任何一个城市)奇异美丽的冰城，冬天，街头水果摊五颜六色，日式小灰洋楼畔绿篱笆映衬着干净没有任何污染的白雪。其后我在那儿度过了艰难、困苦、孤寂的少年时光，寄人篱下，在垃圾站拣过菜帮，在火车站装卸场抢过煤核，7岁前得了一场黄疸病，枯坐家里半年，大概我的暝思就从这时发展了。
“我的大学”。准确地说我只读过6年认真的书(1961-1966)，初中三年(1967-1969)参加“罢课闹革命”，批斗过教师、教导主任、校长，直至市长、省长(在学校操场)，当过红卫兵又遭开除(因出身问题)，从1969年毕业奔赴知青的远方，从此与高等教育无缘。有次我读高尔基的书(〈在人间〉〈童年〉〈我的大学〉)内心大呼“天哪，我怎么与高尔基这么相象?!”可见高尔基不全是什么“左翼”作家，他写的是人，人生，人和人民的历史经历。这些还会重演。回城后至今我复读过共计4年“短训班”，1979年1年业余英语，1985-1987年两年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半业余)，1996-1997年北京鲁迅文学院一年文学创作班(脱产)。
我的语文。得益于我小学6年扎实的训练，特别是5、6年级时遇到的王力士老师，他注重语文，常从市图书馆给我们借来课外书(以文学的小说、散文、诗为主)；还有就是回城后待业、当临工、工人期间近10年的艰苦的公共图书馆自学时光(1973-1983)。如果让我向我的一个“完整的母校、先生”致敬，我将满含热泪向公共图书馆的方向躬身三礼!没有书籍的帮助我将终生是一个“半荒废”的知青。
想想我所以走向文学，大概主要来源于“愤怒”和“感伤”。我亲历了26岁之前(1978年前)深沉的“出身论”歧视和压迫，我在青少年既饱尝了一个前“美国黑人”的滋味。“我有一个梦!”(马丁·路德金语)所以追求人类的平等、自由——其后才谈得到幸福，是我流动血液里的呼唤与永生之追求。公共的利益与我个人的利益我自少年时代即已完全命关在一起。
而感伤，则纯属于我个人“命运的色彩。”
初期写诗(20岁前后)从格律诗、添词开始，写了好几本“旧诗词”。回城后待业期间有一个跟我在一起帮忙搞“外调”的文友，那时我们结伴每到达一个城市，如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沧州，都在旅行日记本上比赛似的写下一首首诗来，读给对方，互评优劣。这是我真正的第一个诗友，叫郭久生，(当然他早已不写了)。写自由体是我读过郭沫若新诗后激发所为(1974年左右)，我至今喜欢他早期诗集〈瓶〉，及像“站在地球边上放号”这样的诗。我不知觉中变为一个“浪漫主义”审美者。我写过几百首诗、词，绝大多数今天我认为不成功，见不得人，会使我重读脸红。
二
记忆中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东北城市寒冷，阴郁，冬日整天雪雾迷 蒙。我端坐在省图书馆三层的“参考室”(那时参考书籍室需凭特殊证件、介绍信，但不收取一分钱费用)，读1925年版的〈心理分析引论〉(弗洛依德著)。我读书常从上午9时开馆读至下午17时闭馆，中午在一楼小卖部买个面包，到厕所水龙头喝口凉水。那些年我大量借书(手里有三个借书证)，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管多厚的书，每三天必须读完二本!残酷的阅读改变了我，我知道并深知，除了文学我几乎再找不到任何一条能改变我命运的道路!在欧洲的18、19世纪文学、哲学中，我看见了一隙光明的人类曙光。我在阅读中一次次确信，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桎梏人、人类走向光明的企图，并再次确信文学是改变世界的“磊落武装”。我由此深入到俄罗斯(原苏联)译文的腹地(非常悲哀，终生没机会掌握一门外语)，在那里我遇见了我所能有幸遇见的几乎任何一位坚强、温暖的北国身影，他们给予了我无穷无尽的鼓舞和力量。
我的文学底子。主要来源于欧洲18、19世纪文学，及同期人文主义文化思潮。
我对人类的观念受卢梭、雨果等影响；现当代哲学受罗素、萨特等影响；抒情性受歌德、海涅、屠格涅夫等影响；忧郁性受哈代、缪塞等影响；自然淳和性受布宁、日古林等影响；人性纯洁性受高尔基影响(最大)；对大自然态度受库普林、普里什文、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影响；时代性受赫尔岑、沃兹涅先斯基、艾伦堡、叶甫图申科等影响；文艺思想受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勃兰兑斯等影响；还有一些人给了我影响，如今道友信的美学，阿尔盖齐、瓦西列夫的情爱观等；
思想哲学上给我较多影响的有尼采、吉辛、培根、蒙田、约翰·弥尔等，他们的人生论述精独深刻；洛札诺夫的神秘主义文学杂著、克鲁泡特金的一部分自由主义思潮也给我影响；其后对20世纪的彻底认识来自于茨威格、海明威、索尔仁尼琴、池田大作等；
我喜欢奇异、深沉、美丽的作家、诗人，如威·赫士列特、索洛乌欣、叶芝、恰佩克、莱蒙托夫、施企巴乔夫、济慈、洛尔伽、马蒂、波德莱尔、布洛克、叶赛宁等，女诗人我喜欢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狄金森、米斯特拉尔等；还有一批我记忆深刻的作家、诗人、画家、人类的阐述者(均按回忆顺序列名)，如加姆札托夫、巴乌斯托夫斯基(我在那儿一次次学习汲取抒情性力量)、勒内·夏尔(短语)、米沃什、但丁(他描绘的黑暗罪罚)、巴尔札克(我青年时非常喜读)、杰克·伦敦、帕斯捷尔纳克(写作、生活态度)、普希金(一次次回读)、卢卡契、列维坦(19世纪通向20世纪一位俄苏“桥梁”风景画家)、邦达列夫(二战作品)、马蒂斯(野兽派的变形)、莫奈(印象派的作用于文学)、川端康成(欣赏他的高尚美学)、夏加尔(一位奇异画家)、高更(有力度画家)、凡高、纪伯伦、史蒂文森、莫洛亚、福克纳、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古米寥夫、黑塞、劳伦斯、曼彻斯特(他的现代主义思潮给我一代决定性影响)、爱默生等；许多读过的已记不得了，像日日的饭食。
译文很关键。我发现决定一个外国诗人、作家在中国影响的，几乎完全取决于译笔优劣。(译文界定了我们的窗口)在这方面以前的俄苏、欧洲译文干得经常非常出色，80年代中期后出版大繁华挟裹不少“粗制滥造”。
10余年的阅读庞杂、广泛、受影响是多方面的，列举部分梗概。
我学习文学的另一个“辅助器”是自学美术，主要是西洋油画(我本身不绘画，只是有一阵迷上油画，读画本、美术史、理论杂著等)由此喜爱了一大批欧洲画家，他们给了我诸多意外的教益。
有一段我迷恋于建筑、雕塑、音乐；而心理学则帮助我明了写作中别人对我们不感兴趣部分(只有少量的心理译著有趣味)；学习哲学使我认识到文学的根系在哲学中；历史我读的很少，是一大疏误。
10年阅读期间，我有意识地扔掉了中国文学，(隐隐地觉得它“难以解决问题”)后来我对它采取“回读式”的。但这时我的“文学底色”已基本描完。
10年阅读，它们打下了我其后几乎全部的“写作基础”，没有它们，我80、90年代里几本拙写(二部诗集、散文诗集〈摘自笔记原想扔掉的片断〉、散文集〈北部边疆漫游散记〉、随笔文评集〈京华遇诗人〉等)，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
以后我根据近40本读书笔记编了本小书《环球小语精典》(已出版)，里边的每一个警言丽句都是我读书时摘录的，我十分喜欢并时时回读。它们结构成了我的人生观、文化观和审美观。我一生都难以写出书中几个句子。
遗憾的是我丢掉了古典文学。究其原因我没有读到高中语文(古典文学部分)，没掌握古文自学阅读，近40岁才补读了一些。惊讶于我们民族的恒久文化大道。悲哀的是我已久别此大道远矣。(单就个人生命而言，此生已完全没有时间弥补了。)
旅行给予我特别的影响。70、80、90年代我都有一些旅历的机会，也有意识自费旅行过不少地方，(完全有意识的“自费旅行”开始于1984年)近30年中我收入的钱一大部分花在旅行上。旅行是人生实地考察。旅行对我的重要意义仅次于：阅读。
我曾试写过小说、长诗，均告失败。来路上我渐渐校正了自己继写诗之后向随笔化的“抒情性”的发展方向。“抒情性”的一个致命伤是容易迷恋言辞、停留在事物表层，赫尔岑、艾伦堡的写法都给了我重要启示：要真，去荒不择路写出最想表达的深层!这一点在索尔仁尼琴那里走到了一个极限。(索氏奠下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后一块重要的基石”)我接触真正的宗教书籍很晚，35岁之后(我这代人基本是无神论，教育，经历)先从外围读，而后读完三大宗教主要代表著作。宗教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精神中的精神”世界门扉，其实宗教的写作、整理者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哲学家和作家。宗教几乎与自然的力量同样巨大。
哲学的基础大多在宗教里，凡宗教不占有一个应有“位置”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其它方面也必有问题”。“文革”和多年“极左”极大破坏了宗教，是导致社会一旦转型道德迷乱信念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的信念必将重新整合。我似乎看到了基督新精神导引的欧洲人文群星转动的璀璨，再一次回忆佛卷东来唤醒大唐文学才华麇集一时光射牛斗俊彩星驰。——
我(这一代)能理解这些，并不十分容易。
三
80、90年代非常重要。我有幸参加了思想解放怒潮中的新诗潮，并在东北参与了创办建国以来东北第一本民间诗刊(1979-1980)，看到并震慑于新诗潮的憾动人心。个人写诗意义上，我属于一个“个人主义”者，很早就沿一条孤独小径朝前走。我个人对“流派”并不特别感兴趣(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中外人为制造的)，我认为80年代文化、文学主体是上升的，90年代呈惶惑歧路。“民间化”写作是90年代里明晰的一件新事物，它具现代写作经验总结性的意味。80年代末至90年代里，我个人不幸又卷入一次“群”的道路，“文革”从左边打了我的耳光，“经济”和“道德”迷狂又从右边打了我的耳光。百年天道，两度迷津(各不低于10年)。这是生命体验中两次不同形式而实质类似的“文化拆裂”。
我不认为作家、诗人必得是个“激进”派(写得好坏与“激进”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如愿选择另是他的自由)，但必得是个良知、良心派。在现代公民的队伍里他要诉诸道德的秉持特别清洁，具体体现就是怀有更饱满而巨大的爱意，并且和恨、抵拒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情感不应是狭义的、私利的、怨尤的；他并没有一个私敌，而他的公敌必得是“千夫所指”；他的才华要掩于德行身后，而“德生于卑退”在这个时代特别要紧，一言蔽之他绝不能是个“抢食派”(“抢食”会拆除“道德防线”，而失去道德导致写作能量失散)。
以上是我个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我衡量任何一名今日写手的“基准眼光”。
90年代后期，我又一次有幸接触到“民间写作”。忽视了“民间写作”将使我们无法全面认识20世纪末民族文学和诗歌内核究竟发生了什么深刻内里变化。
90年代下海，失业，打工，漂流。个人的一切均与时代有关，也与个性，命运的偶然性有关。
我少年的理想是投考师大，终生做个教师。我的家族里有数一二十人从事这一职业。但我父亲是个农民，解放前他理农、经商，解放后在吉林、黑龙江农村接受了20多年的劳动性改造。他逝世于1989年，只念过三四年私塾。
小学二年级，我在少先队旗下宣誓：“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我在内心深处从未背叛过自己的誓辞。
1947年东北解放，我家族财产土地被分，父亲和祖父因害怕土改斗争而从白城草原逃走。解放后我及二个姐姐受到家庭问题多年牵连。但我仍然认为，20世纪的共产革命是对19世纪资本残酷剥削的一个反动(参见大批19世纪法国、旧俄小说)，但革命本身带有“残酷性”，“压制—产生革命—又产生压制”(德国·马尔库塞语)。我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它只是场实验)。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人类在社会形态上可能还是“雏形”。由现代主义思潮缔造的世界也远不是人间乐土，只是人类的一个必历过程(另场实验)，所以追求“乌托邦”理想社会不应终止。我终生反对人对人的新旧奴役、剥削，占夺。对人类财富问题是我以往经验中最深沉敏感的部分。
我曾经历长达13年“考验”而后加入共青团(1976年粉碎“四人帮”年底)，而后数月因超龄退团。我的理解共青团员的使命与19、20世纪一切仁人志士为推动中国的理想奋斗一致。虽然我没有做过多少团里的工作。
我认为我这一代(50年代初期出生)，本质上是半个新“准”布尔什维主义者。我阅读马、列的书很早(18-20岁左右)，〈资本论〉是19岁读完的，它给我留下了最深的烙印。我至今认为它是一部非常人道的书，其主旨与基督教、佛教的一个主旨一致，即提倡天下为公。20世纪的共产革命是东方的天命道路，就像21世纪的后工业革命一样。这是我所能形成的真实的既往历史观。我这一代是与共和国一起诞生的“最优秀、最有道德、最有文化”的一代，(以前的一个提法)我认为除“文化”可圈点外，其余二项都基本确实。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代”。
1971年我参加了农村生产队一级的“基层夺权”，其后担任队委会委员，我曾写了数十张大字报并批斗队长，这场“巴黎公社”式的经历对年轻的我不啻惊心动魄，但既使在那时我也并无多少确切“政治性”观念，只多半为一种严峻的生存形势所挟裹。对农村其后的深刻了解和“风暴”时代给我终生留下印记。其实“文革”开始我年龄很小(13周岁)，无形中成为一名少偏见的旁观者。
印象里的“文革”像个极复杂、特殊、纵横交汇的历史学科中的“地下管道”，要说清晰它非常困难(几乎要了解全部人类史)而亲历了能说清全豹一斑的也不多。它是一只“历史迷团”中大怪物。我个人认为70年代末以来写“文革”作品诸多但鲜有成功范例(多半图解化、概念，也许时间“沉淀”尚不够?)大概只有写〈九三年〉的雨果和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之类经历了才能写清全景。
但我十分钦敬我同时代的许多优秀知青作家勇敢的反思和探索，他们用瘦削的肩膀承担了历史过重的道义负荷。他们惊人的能量再次使我震憾(《如血色黄昏》老鬼著、《今有暴风雪》梁晓声著、《一个春天的童话》遇罗锦著等，路遥也几乎同时写出紧扣时代之弦的《平凡的世界》)。
文革、知青经历从“另面”馈赠了我另外一些极重要的东西：我几乎变成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怀疑精神，敢于睨视一切“权威”，很少迷信和挑战性，冲击力，爆发力，果决态度，和敢于“一切重头”的不屈意志力……还有对时代风云的高度敏感……以及与命运俱来滋生的深切社会、人生关怀。这些东西对写作至关紧要。更对我一生影响重大。所有的“正、反”岁月都不会白历。
四
……写作中我曾不止一次流泪。比起同龄人，我不过有幸多了次学习掌握汉语言表述的过程，绝没有什么特殊，我所途经的是整整一代人广泛的社会、文化演绎、嬗变过程；我的全部愿望、冀求与我同代人并无二致；青春蹉跎，多不如意，这代人为历史进程付出沉重牺牲代价；有时拿起笔来，感到身后站着一代人、热切瞩望的目光，热泪和热血都在心中迸流——而我竟完完全全不俱备这个能力!!……
我对人类曾怀着早期冷漠和高度警觉，是因为人类在少年时代深深伤害了无辜的我；我对人类复怀着巨大的热爱谅解，首先是书籍点燃和开阔了我情怀。我记得大跃进，村庄大食堂，60年代初饥饿，我看到各种困境中就在我身边闪耀着普通人的了不起人格，他们包括邻居、师长、亲人、朋友、乡亲，包括我进城后含辛茹苦抚孤长大的姐姐。(包括我曾恨过、爱过、赎过自己的罪愆并在漫长一生中永慈爱我的父亲)他们铸就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
我1985年经东北老诗人胡昭介绍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均是上述二个协会普通会员。写作、出版作协并未给过我任何直接帮助。它提供了一个“比较性”身份，或一个格线。我所以“珍视”这一身份，是因为除获得初步肯定外我自视为进入一个更严格的自觉准则内。组织与个人、与写作是两回事。任何一名写手的写作自由均掌握在自己手里。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母校)曾聘我为“聘任作家”，我理解是种嘉肯鼓励(其实我认为我们生活中经“公众性”认定的作家、诗人多属“半真半假”)。
在所有的写作时间里，我已完全忘了自己的任何名份。我从未获过任何文学奖，我很早牢记了外国作家先辈叮咛的尽量“远离”各种机构、奖金、名誉更有利于写作生活的有益教诲。在写作状态中我是自由的，只看见纸张，墙壁和我记忆中世界的活画。我极少跑编辑部(我认为作品过早发表是对写作一个损害)，从那儿获得只有讯息，对写作毫无用处。我讨厌、不善人际关系过多纠葛，我认为读书、孤独、相对简单的生活、丰富的旅行、纯洁的灵魂对写作更有滋润。
两次读文学院对我写作用处甚微，它能提供一种文学阅历(或资历)，多数人念过文学院反而更不能真正从事写作。从事报纸、刊物、及工厂工作多年，它们提供了庞杂经验，对写作究竟有多大用处，一时说不清。
回看，我只有在良好阅读中才能写作，我不是一个“原创型”作者，而是一个“综合型”，
在他人的文化冲激下进行“再创造”，这是我给自己的归类。离开了阅读我几乎不能进行一
行写作。我永接近不了天才。
我体会既然现实主义写作没有全部过时，那么“浪漫主义”写作仍葆有勃勃生机，“浪漫”是对暴力、类暴力的“温和化”的强大制衡，它用美嘲讽人类的躁动、狂妄、贪欲、荒谬，“浪漫主义”因素中含有对人本身的深刻欣赏和深深怜惜。(这种极为宝贵性在20世纪的剧烈震荡中迅速递减)
如果说90年代写作出现歧路，我以为归其根源是脱离了文学“主流性”功能：作用社会。“技术化”时代能分散文学力量，但并不能消除它的强力内核。写作对道德、社会负责是它在后工业年代里继续顽强存在的“合理积分”。
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发展呈极不均衡的东方社会进入后工业也许需不少于数十年甚至历百年，消除它的各个“阴暗部分”，关注“光明的翅膀一扇动，黑暗的另一只翅膀就紧紧跟上来了”为写作者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土壤。这是我所认识到的今天一个中国勇敢写作者的福音。
五
我在今天的准则。
同形形色色的低级写作、庸俗写作、非文化写作进行抗争，向任何一名时代写手提出了最高形式的挑战。“没有完美的恒世作品问世，我们定然腐烂，定然跳不出时代设置的陷阱、障碍、窠臼”，这一切呼唤突破!“写作……介入什么……保卫自由”(萨特)我理解这个自由今日包括我们任何一公民的人身权、民主权、政治和经济的平等权，包括清洗我们社会和文化沾染的污泥病毒，拓展我们精神和行动的自由度，并时时摆脱封建奴役的残毒，必须平等，并特别警惕个人、人群被“突然推入”深渊、——黑暗具有永久的“潜藏性”危险。而“个人化”写作迟早必然是“社会化”写作的一个“转换器”，以免沦为一种可怜的自欣自赏泡沫进而消蚀掉写作……
六
“诗歌是作家的入门卷，散文是作家的身份证”(一位前苏联作家语。散文：欧洲文学传统中泛指小说在内多文体)
自写下第一首诗以来，忽忽三十年过尽。
我体会写作是困难的、孤独的，这是场生命的“自我战争”(“而成功的几率不到万分之一”!)……
回顾从前我只是祖国岁月里、东北土地上一个极为平凡，严肃而诚实的孩子，可是命运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命运?！
一个孤独者，一袭布衣，一旦拿起笔来(表述、写作——使用“天下公器”)，他已从原有意义那个私己卑微的“我”分离出来，而蜕变成一个古往今来自觉的文化散兵游勇、刀弓游侠，他已汇入一个浩荡的洪流中去了——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军团”。他必得接受前者的“强大指令”。他可以有时优哉游哉，但终极意义上永远不可以“任性而为”！
自激烈幻化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个人的有限经验对他人真有“参数意义”可交流的已很少了。读了一点书，走了一点路，见识了一点世界，如今我总结生命的意义终有一天我会发现竟非常单纯(好像我们原来就懂——却永远深深忘记)那就是献出，全部，毫无保留地，献出最好的，而人类生活的珍贵经验就在于：互相给予。(再说一遍，绝不是互相争抢、掠夺、倾轧)给予什么呢，爱，无尽的爱。这就是我理解文学的简朴而深奥含义。(精神与物质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无限的可分享性)。而我也到了该为“赠与春侬，递与春你”而工作的时候了。-------“总有一天，我要画出一幅熹光照耀的大和路来”(日本·影响了20世纪东方艺术的风景画家东山魁夷)。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汉·古诗句)
我还能吗??!……
终于到达了与充满激荡不安的青春“诗歌岁月”说再见的时候了。
（ 2002年12月30日 通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