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拒绝回到体制内的决心是强悍的，某种程度上，他的决绝代表着一种保持诗人独立品格的姿态。

　　当然，决绝只能是特例。王寅和陈东东同被称作“第三代”，现为某南方报纸驻上海站记者。当年写过《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等名篇的他，已鲜有新作。用诗人、诗歌评论家刘春的话说：“作为记者，王寅的文章观点新颖、文采斐然，但十个记者王寅也比不上一个诗人王寅。”

　　令刘春感慨的是，珠江诗歌节上，当年上海的“第三代诗人”中唯独陈东东亮相，其余竟集体“缺席”。“对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先锋们的集体沉默，我深感遗憾。”刘春对生活周刊记者说。

　　连曾经闹出过很大动静的“80后诗人”，也有烟消云散之虞。肖水告诉记者，当初一些诗人匆忙举起了80后大旗，想立足于诗坛，但由于种种原因，坚持下来的很少。比如一度相当活跃并被大家看好的古马，“现在几乎不写诗了。”

　　即便还在坚持的诗人，也面临着产量下降的困扰，陈东东的速度减慢、数量减少。老诗人钱国梁告诉记者：“现在写得比较少。”但另一方面，这也表现了坚守者对诗歌的尊重：缺乏灵感、没有新意就不动笔，宁缺毋滥。诗人铁舞反问：“写100首同样的诗有什么意义呢？”

　　诗歌节上，许德民朗诵了旧作《飞白》：“在没有大雪的时候/我们的足迹该怎样保留”。那么，在诗人流散、诗歌园地萎缩的情况下，除了陈东东决绝的“个人化生存”，诗歌和诗人，该怎样保留？ 





　　学院诗社

　　如果说陈东东决绝的“个人化生存”是一极，王寅、张小波的离开诗歌是另一极，那么介于其间的，则是大大小小的诗社。大批诗人以诗社为依托继续创作，诗人、诗歌理论家李天靖为记者做了分类，将之分成民间诗社和学院派诗社。

　　学院派诗社以复旦诗社最为著名。该诗社成立于1981年，由许德民担任社长，现已有31任社长。前社长肖水向生活周刊记者介绍：“我们是中国范围内唯一没有断过的诗社。”

　　目前复旦诗社共有100多位成员、20多位骨干。肖水认为，复旦诗社在两个层面上具备优势。其一是写作水平，2005年后，每年都有成员荣获“未名诗歌奖”。其二是活动组织水平，复旦诗社组织了不少诗歌活动，并辐射至长三角地区。此次珠江国际诗歌节上海站，便由复旦诗社承办。

　　上海大学有“风信子”诗社，成立于2004年。同济大学则有“兰樱”音乐诗社，华东师范大学有“丽娃”诗社等。学院派诗社经费多为校方提供，如风信子诗社，上大艺术中心就给予了大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学院派诗社往往最具先锋性、实验性，同时也善于反思。肖水就表示，当代汉语诗歌是由西方诗歌，尤其西方汉译诗歌哺育出来的。肖水认为，从技艺上说，中国当代诗歌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但缺少具备民族内涵的作品。他本人意欲逐渐摆脱，寻找真正属于中国的诗歌。

　　民间诗社

　　学院外依然有诗歌生长的土壤——民间诗社，其中以“上海城市诗人社”牌子最老。接受记者专访时，诗社社长铁舞介绍，城市诗人社于1990年正式成立。最初的社刊为4个版，一年两次，现每年出一卷本，涵盖了诗歌创作、诗歌理论等内容。“我们是比较松散的组织，以聚合志同道合者为主。”铁舞告诉记者。在黄浦区文化局、文化馆对诗社的扶持下，近些年城市诗人社有所发展，华师大的丽娃诗社就是由铁舞等人协助的，作为城市诗人社的分社。此外，从城市诗人社还“裂变”出去一些诗社，如“新城市诗社”等。

　　位于豫园内的海上诗社成立于2006年，社长钱国梁告诉记者，诗社的成立源于：诗歌不景气，诗人需要出路。海上诗社有四五十位会员，骨干二十位，每月搞一次活动，两个月出一份诗刊。该诗社得到了豫园的支持，每次出刊都会资助2000元左右。

　　诗人们还“自主创业”。诗歌报论坛创始人小鱼儿，一直承揽政府和企业网站的业务，用挣来的钱养诗歌网站。据记者了解，这种生存方式在全国诗人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都著名女诗人翟永明告诉记者，自己和友人投资了“白夜酒吧”，既能谋生，又可以作为诗歌活动场地。本次珠江国际诗歌节成都站，便在“白夜”举行。

　　可以说，陈东东的纯粹独立、靠相关部门扶持，以及诗人自掏腰包，构成了诗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这三种状态的分界也不那么清晰，一名诗人很可能“跨界”，而无论他选择哪一种，都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诚如陈东东所言：“没有诗歌就没有生活。”

　　守望与反思

　　无论是学院诗社抑或民间诗社，都面临着诗歌园地萎缩、诗人影响力大幅减少的困境。对游走于“两极”之间的生存状态，诗人和诗社既有不同的认识，也尝试着改变。

　　女诗人张烨对记者表示：“我很满意当下的状态。”受到的关注少了，她能静下心来思索写作。至于大众读不懂当代诗歌，张烨觉得关系不大，“诗歌本来就关乎内心。”李天靖更“激进”，他告诉记者，“诗歌就应该是小众的、精英的，不需要大众理解。”

　　肖水认为，诗歌目前的处境是“正常的”。“包括朦胧诗在内，诗歌承载了太多本不应承载的东西，诗歌在1980年代的火爆，外部原因大于诗歌的内部原因。”但肖水反对张烨、李天靖等人的“精英论”“小众论”。换言之，他反对诗人安于目前的生存状态，不思进取。“那是托词，诗人无法获得读者喝彩，就找了个‘诗歌不适合大众’的理由来搪塞。我现在写诗有个标准，一定要能看懂，要关乎时代。”

　　铁舞也不满于诗人“蜗居”的状态，他长期在中学实践诗歌教学，力图让诗歌走出象牙塔。他认为：“从艺术角度看，诗歌必须高精尖，但也未必完全脱离大众。”铁舞举《诗经》的《小星》为例，“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公务员的痛苦，现代人读了也会有感触。这样的题材当代诗人完全可以写，只是没人当回事。”铁舞觉得传统诗歌还有大量尚待挖掘的地方，值得当代诗人借鉴。

　　对话：

　　生活周刊：作为诗歌节上海站的承办方，你认为诗歌节的意义何在？

　　肖水：首先它为诗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作品的平台，而且是“原声朗诵”。这种形式在国外非常普遍，但在国内还是初次尝试，很有意义。不过我们的诗人还不太适应，你觉得张烨老师朗诵得怎么样？我觉得话剧腔太浓了，应该自然些比较好。这种形式我们还会推广下去。这次诗歌节还给了诗人报酬，虽然不多，但表示了对诗人的尊重。

　　生活周刊：80后诗人为什么都设计成方言朗诵，现场笑场挺多的。

　　肖水：在上海的诗坛上，其实新锐一族本地人不多了，反而新上海人越来越多。这跟深圳很像，但深圳才多少年的历史啊？方言朗诵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上海这座城市的包容性。此外，我觉得有些作品用方言朗诵更有味道。当然我们的安排有点问题，选择诗歌可能不适合，以后会逐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