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诗歌的历史档案

　　上海曾是现代新诗创作与出版的重镇，最早发表新诗的《新青年》是在上海编辑发行的；新诗史上第一份诗刊《诗》月刊于1922年1月在上海创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也最先在上海出版；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编辑的《创造》季刊（1922年3月创刊）也是在上海出版发行，这些刊物都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此外“新月派”也是以上海为根据地，创刊于1928年，还有同样创刊于上海的《现代》杂志，它们在推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坛还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新诗歌派、现代派：1947年7月，在诗人兼装帧艺术家曹辛之的带动下，《诗创造》第一辑《带路的人》在上海破土而出，代表诗人有臧克家、金克木、沙鸥、唐湜、苏金伞、杭约赫、徐迟、陈敬容等人，至1948年6月，《诗创造》整整出刊一年十二辑，而《中国新诗》于1948年6月15日创刊，每月一集，共出版了五集。在上海文坛万马齐喑的环境下，《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发表了大量优秀诗作，不少诗人如李瑛、邵燕祥等早期的诗作大都刊在《诗创造》上，而在当代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九叶诗派”也是由早期在上海的几位诗人：辛笛、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湜，加上当时远在北平的西南联大四杰：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加盟《中国新诗》作者队伍，1947年，南北诗人终于汇合形成一个流派，又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了《九叶集》一书，而被诗歌理论界冠之以“九叶诗派”，并确立了其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艾青评价“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九叶诗派元老辛笛先生生前说过，九叶诗风是“在《中国新诗》和《诗创造》期间，因为作品互相吸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自然形成的。《中国新诗》和《诗创造》在当时那样的年代里团结了大多数诗人，为诗坛开创了一种新鲜的氛围与意境，注入了一股活力”，但在白色恐怖中，《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两个诗歌丛刊很快就无法续办，戛然而止。《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由曹辛之先生创办的星群出版社出版的诗刊，作为一个专业的诗刊出版社，星群得到了臧克家的鼓励和支持，在资金融通上，又得到当时在金城银行工作的辛笛给予的信贷支持，这是诞生在民国年间的一家集资经营的股份制私营出版企业，先后出版了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辛笛的《手掌集》，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等，又出版了臧克家主编的“创造诗丛”十二种，这是当时“轰动全国诗坛的一件盛事”，接着又以森林出版社名义出版“森林诗丛”八种，诗歌读物总数达三十多种。与此同时，上海一批青年诗人相继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转移到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上来。从象征主义诗歌鼻祖波德莱尔起，诗歌就开始把关注的目光由浪漫主义的描绘田园生活转向表现城市生活种种，表现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社会的黑暗，世态人情的冷漠。“九叶诗人” 更多接受了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智性思考的特点，观察和批判更冷静，更犀利，描写的也多是城市低层人们的悲惨生活，如唐祈的《女犯监狱》、《挖煤工作》、《老妓女》、《雾》等；表示对不幸者的同情，充满了人道精神，哲理比抒情更多一些，又如郑敏的《清道夫》、《贫穷》、《生命》、《死难者》、《小漆匠》、《人力车夫》、《噢，中国》等，这些诗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同时也表达了对贫穷弱小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悲惨境遇的同情。还有对当局者腐败无能的控诉，像一副政治漫画，如袁可嘉的《南京》等。还有直接描绘城市的，杭约赫《火烧的城》写的是一个江南封建小城的繁衍兴衰，象征着中国百年的社会历史沉浮。总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更多的上海诗人开始接受西方文艺理论和思潮的影响，成为都市生活出色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现代新诗发展也日趋成熟。

二、颂歌时期的上海城市诗歌

　　以上简单梳理的是上海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和重要诗刊和社团流派。白话新诗从《尝试集》的尝试开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日臻成熟。而当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代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上海诗歌的发展并没有顺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开创的现代主义诗风，却走到了现代主义的反面。综观建国六十年的上海诗歌行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自1949年10月到1965年的十七年；从1966年到1976年10月的十年；自1976年10月至今的三十多年。“在新中国头一个十七年中，同全国诗歌一样，上海诗歌也表现出一个主导的创作倾向，就是诞生了大量的颂歌。” （吴欢章《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诗歌卷》序）其中如石方禹《外白渡桥》、《在上海大厦屋顶》；毛炳甫《在外白渡桥上》等都是城市赞歌。诗人公刘曾为上海写下一曲《上海夜歌》“上海关。钟楼。时针和分针，／像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铰碎了白天。／／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如同一幅垂帘，／上海立即打开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灯的峡谷，灯的河床，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全诗只十二行，诗人精确地描写了入夜后上海高耸的钟楼，长长的街道，穿梭的车辆，“到处珠光闪闪”，概括了上海夜晚动人的景色。诗人艾青建国后也为上海写下一组诗篇，虽然这两位诗人并不生活在上海，但他们诗中的上海新城市新面貌却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建国17年内，面对上海崭新的生活气象，诗人们精神焕发，诗风为之改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诗人辛笛入选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到上海后，他转入工业战线工业，直接投身于新生活和社会实际，决心对新事物从头学起，以促进个人诗风的进一步转变，开始了他新诗创作的第二个沉默期。1957年5月至1962年间，辛笛发表过《陕北道情》等三首新诗，一扫以前的风格，变得朴实无华，琅琅上口。诗人芦芒写下《外滩，玫瑰色的早晨》，诗中洋溢着对新生活的赞美和激情，此外，米福松、宁宇、劳辛、谢其规、缪国庆、刘希涛、闻捷等也写下了一首首时代的颂歌。值得一提是17年文学中涌现出来一批工人诗人，如李根宝、毛炳甫、居有松、曲传久等，他们的诗歌里充满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工人诗人书写城市和工业题材的诗篇为上海建国初期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诗歌记录。“上海以它在工业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工业题材诗歌贡献了显著的业绩。”（谢冕《上海的诗和诗的上海》《海上诗坛六十家（上）》P3）可以说，前17年的上海城市诗歌创作中，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诗人们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高兴地认为城市无产阶级是创造太平盛世的力量。”（ GM海德《城市诗歌》）
　　诗评家吴欢章认为由于文革浩劫，极左思想泛滥，绝大多数诗人被迫沉默，文革期间上海基本没有诗歌（吴欢章《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诗歌卷》序），因此建国以来的上海诗歌发展，实际上只包括两个阶段：即“文革”以前的十七年和新时期以来至新世纪的三十多年。但随着史料的新发掘，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开始浮出水面，进入研究视野，诗人杨宏声则以为：一部较为全面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诗歌史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正统的”文革诗歌。包括红卫兵诗歌、工农兵诗歌，以及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为主题的诗歌创作。二、旧体诗词创作。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诗词风行一时，加之郭沫若等身居高位的文人们推波逐澜，旧体诗词并不寂寞。三、“非正统”的“地下诗歌”。这类诗作更接近诗人的个体生活和内心活动，或歌唱友谊，或沉思人生，或抒发爱情，或吟咏自然……。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是以青年文学“群落”为主体，随着上山下乡运动，不少青年学生下放，也把文学群落移到乡间，因而有所谓“社青”（因失学或待业呆在城里的“社会青年”）文学和“知青”（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文学的区别。文革时期的上海，曾有一群被社会遗忘的青年，远离了主流社会与政治浪潮，在囚徒一样的日子里，出现了一些文学青年的聚会，他们的诗歌大都偏向于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语言真挚、形式典雅，传达的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内心情感，不同于当时夸张、虚假狂热的革命浪漫主义，抒发的是矛盾、孤独、苦闷的心灵体验，体现了动乱时代激流下个体自我成长的经验。代表作有张烨《暴风雪的插图》、《悼歌之一》、《悼歌之三》、以及文革时期的个人诗歌专集钱玉林的《记忆之树——1966-1977抒情诗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程应铸的《月光下的徘徊——抒情诗集（1966-1972）》（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许基鹤《等待——1966-1979诗存》（1999年，自印本）等。上海也有一些诗人和学者试图编辑更完整的文革诗歌选集，如钱玉林编辑的《文革诗选》，是文革时期诗友们的创作结集，诗人杨宏声目前正在编印的《文革时期探索诗存》，收集了包括“知青诗歌”、“社青诗歌”以及老一辈中包括“七月派”、“九叶派”等在内的各派诗人在

　　文革时期创作的诗歌。

　　综观建国前三十年上海诗歌发展，诗人们对上海这座重获新生的城市的热爱是强烈的，但对生活的认识却过于简单，诗歌书写也过于直接直露，尤其公开发表的大部分诗作中充满了新旧社会的对比对照，却欠缺对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剖析和个人真情实感情的描述，“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个时期由于过分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也产生了不少浮泛的颂歌。” （吴欢章《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诗歌卷》序）应该说，建国前三十年诗歌创作中虽不乏描写上海的诗歌作品，但从内容到技巧到语言的运用，并没有太多深具现代感富有现代意识的真正的城市诗歌产生，大量的美化式口号化的颂歌，是时代的错误使然，也是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引导创作，加之诗人们缺乏对城市生活的真切体验，缺乏真正的现代意识使然。当然，也应看到，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文革地下诗歌”是新时期“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的源头与潜流。
　　“现代主义是大城市的艺术”（《现代主义的城市》布雷德伯里）真正的城市诗歌是带着现代主义意识和技巧的诗歌，而当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都市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当城市的硬件建设和人们的思想意识还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城市诗歌。出生在上海的诗人们带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和自豪，来自解放区的诗人们带着把秧歌舞扭进上海的主人翁意识，讴歌上海的新城市新面貌，书写上海人民的新生活，但很多流于“唱中心”，听将令，诗歌中充满了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喜悦之情。建国前三十年，上海产生了众多的描写城市新生活新风貌的诗歌，但几乎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诗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开创的现代主义城市诗风几近断流。

三 新时期的上海城市诗歌交响

　　1颂歌之后的城市诗歌创作
　　上世纪70 年代末，社会和城市的大变革终于到来，“文革”结束后，诗人肖岗到《上海文学》当了诗歌组长，诗人宁宇是诗歌编辑。由于《上海文学》的倡导和组织，上海的诗歌创作活动再度活跃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历经动乱和坎坷的老诗人们重新拿起笔来，上世纪八十年代，老诗人辛笛迎来诗歌创作的新生。1981年他与八位诗友结集出版的《九叶集》重现四十年代现代诗歌风采，“九叶”诗派由此定名，《九叶集》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的创作，也激发了现代主义诗歌思潮的重现。此后，他接连出版三本诗集《辛笛诗稿》（1983年）、《印象•花束》（1986年）、香港版《王辛笛诗集》（1989年），收入了1976年至1986年十年间创作的百余首新作。除与友人合集出版的除《九叶集》（1981年）外，还在香港出版了《八叶集》（1984年）。从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的散文写作也源源不断，1998年结集出版散文新集《琅轘偶拾》。他还主编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1997年）。到91岁高龄时，老诗人辛笛诗心依旧，这位以新诗成名的老人出版了旧体诗集《听水吟集》，把人生每个阶段的生活都用诗记录了下来。
　　除了辛笛先生，老诗人冰夫、于之、黎焕颐、肖岗、白桦、宫玺、宁宇、姜金城、郑成义等在沉默多年后，重新恢复的写作的激情，创作出不少与时代息息相关的诗歌。如老诗人黎焕颐写下《题南浦大桥》，宫玺创作《南京路》、诗人白桦、赵丽宏、季振邦、姜金城、宁宇、刘希涛、缪国庆等在新时期都有新创作，描写上海新的城市氛围，新的变革，诗歌充满了乐观明朗的基调，也渗透了个人的情感。比起前三十年的诗歌创作，新时期的许多诗作更具个性色彩，如宫玺的《南京路》不同于殷夫，也不同于公刘笔下的南京路，除了景观描述，更有着个人对时代对城市的独特思考，而张烨《车过甜爱路》、《外白渡桥》，写出了城市背景下的爱情生活，是以往的城市诗歌没有涉足的领域，也预示了城市诗歌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对城市景观的表象描述，城市诗歌开始真正深入城市人的心灵生活。而在胡平的《上海，在中国的阳台上》，裴高《上海：山与海的协奏》、吴钧陶《南浦大桥颂》、曲传久《浦江情思》、韦泱《外滩》、铁舞《是夜，车过南浦大桥》、朱吉林《浦江随想》等作品中，处处充满了新时代的信息，充满喧哗的城市建设之音，激昂的城市情绪，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城市的复兴和诗歌的复兴是齐头并进的。”（GM海德《城市诗歌》）。 布雷德伯里教授在《现代主义的城市》一文中说过，“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在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比较充分的西方，城市诗歌大多取材于城市生活，诗歌的格调、韵律、用语等形式元素与现代城市生活的节奏和色调相吻合。城市现代诗的先驱者波德莱尔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恶之花》，诗歌写的大多是城市中落拓的艺术家、醉汉、妓女、吸毒者、杀人犯、自杀者等的心态，以恶入诗，以丑为美，波德莱尔的“审丑”意识贯穿在他的城市诗创作中。而艾略特在《荒原》则巧妙运用各种隐喻和神话寓言说明一系列城市怎样变成荒原。不可否认，波德莱尔和艾略特的名作都是源自城市生活的。袁可嘉指出：“现代派在思想方面的特征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意识、变革意识。特别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1波德莱尔认为现实人生是“一片令人厌倦的沙漠中可怕的绿洲”，他的《恶之花》是对人类社会，对人类自身的一个严酷的批判，而后期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末日来临的图像，《荒原》中到处弥漫着悲观和绝望的情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艾略特的《荒原》对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表现在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上。西风东渐，中国诗歌中也开始出现了反映都市生活的倾向，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田园意识、山水情绪和悠闲优雅的诗歌风格，从容的诗歌观念也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古老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耕社会，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充满了“山水诗”、“田园诗”，“怀乡诗”这样的描绘自然风光，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但生活在现代城市的现代人，对城市的感触当然不同于古代诗人，诗人缪克构提出，“城市诗是指诗人在城市生态中的精神活动所化作的诗行。”由此看来，城市诗歌描述对象必须是城市，城市诗歌必须关注城市人的内心生活和心灵体验，此外，充分运用现代主义诗歌技巧也是城市诗歌的语言特征之一。如果用这些西方理论和现代主义诗歌风格来衡量上海几十年的诗歌创作，上海这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重新进入现代化的都市中并没有出现过《恶之花》或者《荒原》这样的文本，是否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诗歌呢？不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城市诗中曾有过郭沫若式的讴歌都市文明的激情和奔放的浪漫主义情怀，也有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吟风弄月低吟浅唱，更有九叶诗派直面酷现实的反思和理性批判，描写都市生活的阴暗和丑陋（这点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审丑意识的影响）的诗作。上世纪以九叶诗歌为代表的上海诗歌创作中存在全力表现城市生活，表现城市人的迷茫、失落、精神沦丧、理想缺失的痛苦和悲哀，表现病态的人生和情感的作品。只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批判性的诗歌创作一度断流，歌颂城市新生活的新颂歌大量涌现，真正有意义的现代城市诗歌几乎消失。当新时期来临，诗人重拾现代主义诗风，学习用现代主义语言技巧表现都市生活和城市人心态的诗歌不断出现，诗评论家谢冕在《上海的诗和诗的上海》一文中指出，“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上海诗人提出了城市诗的主张，并有着非常突出的实践。”“此外，上海诗人在促进中国现代诗的创新和探索方面，也是为世人所瞩目。人们通常用“海上诗坛或海上诗人来称呼和评价上海对中国现代诗的贡献。”

　　2新时期主旋律的宏大开场
　　作为国际大都市，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的经济、文化、城市建设近年来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人们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在新时期，上海一直是小说、戏剧和散文的重镇，唯独遗憾的是诗歌缺少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21世纪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上世纪50年代初短期出版过《人民诗歌》外，上海竟再也没有出版过一份专业的诗歌报刊，许多纸质媒体上的诗歌也逐渐消失，两者形成了矛盾，上海诗人在诗坛声音也显得不够响亮。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诗人》主编赵丽宏表示，上海缺少一个诗歌的平台，而《上海诗人》的出现可以让上海诗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弥补上海几十年来没有诗刊的缺憾。《上海诗人》创刊是新时期以来上海主流诗坛的一个重要事件。《上海诗人》原为报型，创刊于2004年8月，为繁荣和发展上海的诗歌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新的《上海诗人》为双月刊，由《上海文学》杂志社、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上海左联纪念馆主办，由上海市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季振邦、副主任田永昌、朱金晨主编，是建国后上海第一份诗歌专业报刊。《上海诗人》，以“立足上海，面向全国，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为指导思想，努力实现“出诗人，出作品，出理论”的编辑目标。《上海诗人》设“星闻”、“海派”、“国风”、“民间”、“观点”等8个专版。创刊号上推出的《上海：现代新诗的重镇》，梳理了1917年至1949年中国新诗在上海的发展历程和辉煌历史。《困境与出路——上海现代化的步伐和诗歌发展》一文，对上海地区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士进行访谈，就诗歌在当下的状况及发展听取看法和建议。创刊号上还推出了诗人张烨、孙思等数十位沪上和全国诗人的作品，以及诗人任钧档案、黎焕颐手迹、宁宇诗配画等。《上海诗人》发掘和弘扬诗歌文化，让诗意、诗性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追求。
　　此外，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上海城市诗人诗社对上海现代城市诗歌的创作和理论研究起着引领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诗社发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办单位是黄浦区文化馆，早期有赵丽宏、刘国萍、陈放等人，先后涌现出一大群活跃在上海乃至全国诗坛的诗人，如赵丽宏、陈放、缪国庆、陈柏森、梁志伟、铁舞、缪克构、曲铭、古冈、杨宏声、芜弦、李天靖、张健桐、杨秀丽等……出版有数十种著作。从80年代至今，出版了诗报37期，《城市诗人》诗刊2期。城市诗人社坚持城市题材、城市品质、城市风格的有根性写作，坚持“实验、守正、促新”的宗旨，把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建设甚至诗学教育结合起来（上海城市诗人社还在本市一些中小学开办诗歌教学实验班）。在诗歌普遍不景气的前提下，城市诗人群体仍不改初衷，坚持创作且成绩显著。目前有刊物《城市诗人》，主编铁舞又编选了《忘却的飞行——上海现代城市诗选》一书，是继宋琳等的《城市人》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有关上海现代城市诗歌的选本。近年来，诗社成员出版的书目有缪国庆的《黄山五季》、陈柏森的《盘旋而起的龙》、梁志伟的《烈焰之魂》、铁舞的《手稿时代》、王成荣的《饼干圆圆》、玄鱼的《凡人之城》、张健桐的《海边的树》、缪克构的《独自开放》、杨秀丽的《桑之恋》、殷才扣的《年轮》、陈佩君的《行囊》……。黄浦区文化馆也出资为诗社出了两本诗集《广场鸽》和《都市虹》。近年来，二十余年来，一代一代的诗社成员们，在创作实践中努力使诗歌融入现代城市，把诗歌触角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出现了几首正面描写城市的主旋律作品。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诗人赵丽宏的长诗《沧桑之城》，这是一部正面讴歌上海百年历史风貌和城市精神的长诗，扉页中题辞：谨以此诗献给我的母亲之城上海。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沧桑之城》，这首长达3000余行的诗歌，是诗人献给母亲之城——上海的一份厚礼。《沧桑之城》九个章节分别为“醒狮之眼”、“惊雷大世界”、“苏州河咏叹”、“从霞飞路到淮海路”、“生生不息的风骨”、“在地下飞翔”、“我亲爱的父亲母亲”、“烟囱的盛衰”和“仰望和俯瞰”。诗歌从一个在这座大都市里出生成长的上海诗人的情感视角出发，以上海独具的标志性景观、文化事件和人物故事作为切口，细述城市曾经的兴衰，展现上海开埠百年来时空交错的巨变，透过这座城市沉浮跌宕、生机勃勃的历史命运，描画了历史的悲苦与现实的绮丽。第一章“醒狮之眼”的开篇语：“世界/是一棵浓荫缤纷的大树/你在树下/承接飘零的落叶/岁月/是一条暗流汹涌的长河/你在河边/检阅起落的浪波”。而在“生生不息的风骨”一章中，诗人向在上海生活过的鲁迅、梅兰芳、巴金等文化名人致敬；在“我亲爱的父亲母亲”一章中，记录了自己家庭的变迁，诗人对上海的感情，也就是对故乡的感情，是“发自肺腑的吟唱”。从身怀“生生不息的/坚忍风骨”的文化人物到“我亲爱的父亲母亲”，全诗中有我们熟谙的场景、意象、事件、人物，诗人说“这座城市生我养我，我的个人记忆已与这座城市交融”，“我并没有打算写史诗，只是想通过个人的体验、观察和思考，描绘这座城市，展现这座城市。其中既有讴歌，也有感慨和怅惘。要想用一首诗来写尽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貌，那是妄想，绝无可能。诗中展现的，只是一些片断和瞬间。”从九个章节的篇名来看，可大略了解所涉的内容以及时空容量，但《沧桑之城》并未简单进行纵向的历史叙事，而是打破了时空的阻隔和分界，将历史、现实、梦想和个体情感相互交融，如诗中“仰望和俯瞰”一章的末尾所写：“仰望使我异想天开/神游的思绪/在辽阔的视野中/翔舞飘行/遥远的目标/会变得很近很近/俯瞰使我亲近生活/沉思的目光/阅览现实的人生/世界精微而博大/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天地间/一粒微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认为，“以长诗抒写城市非常困难，正面抒写上海这座城市更是难上加难。”《沧桑之城》以上海这座宏大都市的历史与现实为背景，抒写了百年上海的荣辱悲欢及生生不息的城市精神风骨，承载着上海的枯荣盛衰、世事浮沉，从正面抒写了城市的巨变，将有关城市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糅合在一起，以个人情感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百年变迁，透过历史视角兼容了带有自我成长印痕的个人情怀，是这部诗歌的特征。
　　另外，上海城市诗社也在近年贡献出了两部主旋律作品，诗人铁舞从建设者的角度写出了一部《上海书》“我歌唱隧道/是因为我们朝向时光的核心”亲身参与上海城市建设，亲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重大变化的诗人，作为时代变迁的见证人，在《上海书》这一弘扬主旋律的长诗中，描写了浦东的开发开放，地铁和隧道建设者，高速公路指挥部，以及杨浦大桥建设工地“上升的感觉是大地节节后退/站在晃荡的简易电梯里/空气也跟着晃荡起来了/看着周围的平凡建筑纷纷朝后落去/始知人已上升/城市画卷，从容不迫/在你眼里舒展开来”诗人用长诗的形式，从正面直接描写了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赞美了城市建设者创造的伟大奇迹，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主旋律题材的诗歌。作为一名城市建设的亲历者，铁舞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建设者的艰辛劳动。诗人长期坚持深入建设第一线，认真观察，努力积淀，坚持从普通工人、平民百姓的角度，从城市建设者角度出发，以民间参与的方式自下而上打造主旋律题材，在大量讴歌城市建设成果的篇章中，也不乏对普通人平凡生活，建设者辛勤劳动的细节描写，诗中也有因城市巨变带来的精神困顿。此外，上海城市诗人社还在2006年用交响诗的形式集体创作了《人间正道——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纪念日》，回顾沧桑历史，展望美好未来，叙事和抒情结合，为上海30年来改革开放、发展变化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
　　此外，还有一部主旋律颂歌《城市的心跳》值得一提，作者桂兴华以写领袖颂歌而闻名，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人。期间也留下了《祝福浦东》、《激情大时代》等歌颂上海改革开放成果的诗作。《城市的心跳》一书，用诗歌形式反映世博大动迁，演绎2010世博会主题的诗集，全书由80首诗篇组成，共3200多行，包括序曲、旧地表情、新区掠影、长街风景、情缘上海、异国印象、特别报告、尾声等内容，从2002年12月3日上海申博成功写起，诗人多次深入到浦东白莲泾、三林世博家园和周家渡街道等世博动迁与建设现场采访调查，感受城市变迁的艰辛和市民生活的况味，留下了时代的印证，演绎了“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的上海世博主题。被诗评家谢冕赞为坚定地写大主题的诗人桂兴华“他在上海诗人群里是很独特的一位，他在政治抒情诗方面成绩是巨大的。”《城市的心跳》具有极其强烈的主旋律亮色，是一首献给世博会的颂歌，它用政治抒情的方式讴歌了这座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
　　以上几部长诗是从大时代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带着个人为时代作代言的激情，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城市变迁的图景，作为一份时代的诗歌记录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3生活在别处：城市隐居者、漫游者、异乡人的自我之歌
　　除了以上的主旋律诗歌，事实上这个城市中还有一群潜伏在城市生活里的诗人，他们重新打量着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朦胧诗”出现带来了新的诗歌空气，对朦胧诗的效仿和争议，终于打破了“颂歌体”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在上海，据1987 年初《文学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49 所大专院校就有近百个文学社团。中国民间诗歌运动如火如荼，诗歌流派林立纷争，论争不断。加上改革开放给上海带来了全新的变局，轰轰烈烈的城市现代化进程终于开始了，“现代主义是大城市的艺术。”（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现代主义的城市》，伴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真正的城市诗歌，终于开始在上海出现。
“城市人”诗群
　　1987年10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城市人——宋琳、张小波、孙晓刚、李彬勇合集》，两次印刷19500册，评论家朱大可为诗集作序《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从此上海正式出现第一个以写城市诗为主的诗人群体，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觉的“城市诗”团体，由华东师大的宋琳、张小波，复旦大学的孙晓刚、李彬勇，组成了“城市人”诗群。迄今为止，“城市人”诗群仍然是中国最具典范意义的城市诗群，《城市人》诗集仍具备城市诗的文本意义。
　　在《城市人》诗集中，很多诗歌表达了外省新来的年轻人的异乡人情结，他们有着“城市人”理想，在一首题为《中国门牌: 1983》的诗里，宋琳写道：“人口密度已精密计算过了/ 所有家庭都应拥有/ 一套刷新的住宅/ 一块蓝色的门牌。”“中国门牌/以金属的亮度/辐射我身后三千年历史/在拥挤与宽敞之间/在现实与憧憬之间/高举一行立起的数字——1983/走向未来”响亮仿佛是一代人走向未来的宣言，也成为城市诗歌的发布宣言。在早期的城市诗创作中，宋琳的诗歌一起笔就显出天然的灵动，摇曳多姿“我从创世纪的海面漂泊而来/ 骑在时间光滑的背脊上喷射高高的水柱/ 我掠过城市红色的屋顶向一千条街道/ 人工降雨。” （《白鲸•我•印象城市》） “她昏睡的姿态无法描绘/遮住了一座城市”（《生命之晨》“城市的停尸房里有我的熟人/绰约如处子”（《空白》）宋琳和张小波在诗歌中建设了一个“城市乌托邦”，如张小波在诗中反复提到地铁（《这么多的雨披》、《我们之间》）“这么多的雨披从地铁车站涌来/仿佛一次旅行进入最后的冒险/他牙齿白白地打量着两旁的玻璃转门/她眼睫上弹飞的水珠又降临在发怒的鼻间//雨披和雨披之间/是大片的积水，是积水匆忙的反光”，庞德《地铁车站》的著名意象在他们的城市诗里反复再现，几乎是一种外国经典诗歌意象和诗歌经验的中国翻版，显然诗人已开始自觉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经典，写到后来，对于城市，他们也开始像波德莱尔、艾略特和庞德那样厌倦和怀疑，虽然上海的城市现代化才刚刚开始，还 没有出现太多城市意象符号（如高架和地铁）和孤独无助的人群，但借助于西方经典阅读，诗人们早已敏感地发现城市是个骗局，他们开始渐渐疏远这座城市 ，“城市人/实验室里的一只白鼠为文明流泪”（宋琳《城市之一〈热岛〉》“我惊讶于城市如此这些的土木建筑/我惊讶于土木建筑林的背景下如此这些的社交活动/我惊讶于荣耀和金币的潮涨潮落/使一座城市土木建筑与社交活动的百年史/时兴时衰”（张小波《城市的个中三味：土木建筑与社交活动》）。宋琳的诗歌较早开拓出现代城市文化视野，找到了“城市与人”新主题。而“城市人”诗群中另外两位诗人孙晓刚、李彬勇的诗歌则比较天真单一，孙晓刚营造了一个童话城市:“南方/ 装满柠檬汁的城市/ 牛奶在取得新的订户/ 婴儿诞生于阳光充足”（《南方, 有一座美丽的城市》) 。“社会使兜售棒糖的老叟变成拙童。”（《儿童游戏》）李彬勇诗歌里有着对自我的描述，其中的诗歌形象年轻而光明，这两位“城市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和向往的梦幻。“我们用不着大声喧嚷但城市就是倾心于我们。”（李彬勇《鼓槌之歌》）
　　海上诗群
　　除了“城市人”诗群，上海的城市诗群的代表诗人还有陈东东、张真、王寅、陆忆敏、许德民等。与“城市人”的城市乌托邦不同，“海上诗群”的诗人们共同拥有着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就像孟浪所说:“紧挨我们身边的都市并不重要。”海上诗群创立于1984年秋，1985年1月孟浪在上海与海客、王寅、巴海、刘漫流、默默等共同创办的《海上艺术家俱乐部》成立，是年3 月，民办诗刊《海上》创刊。“海上诗群”主要成员包括诗人默默、孟浪、王寅、郁郁、陈东东、陆忆敏等。刘漫流执笔概括了“海上诗群”的种族特征: “上海有那么一些个人，都孤独得可怕, 常常走不到一起。他们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 人生如梦，海上代表诗人陈东东在《秋日断章》里曾写道：梦给了生命双倍的时间。写作即做梦，用语言做梦，写作生涯即做梦的生涯。写作可能使人生真正进入了梦想。这位诗人显现了这样一种中国现代诗歌的某一群体特色：身处于快速与喧哗的都市，内心情结（或其言语表达的）却执着于沉寂抑郁的士大夫状态，他的诗歌意象柔丽，语词繁复杂沓，深具秘密，意义晦涩严正。作为一个纯粹的诗歌写作者，他长期过着近乎幽闭的生活，仿佛“生活在别处”，他的写作与这个城市了构成奇妙的互补关系。
　　海上曾创办了诗刊《海上》，油印了诗集《城市的孩子》。“他们常常从上海隐身而去，成为了一个时间或空间上的波西米亚人。”（《诗坛的春秋战国——当代上海的诗歌场域（1980-1989）》王晓渔《扬子江评论》2007年02期）
　　撒娇诗派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诗坛上就出现了林林总总诗歌流派，它们各有宣言。但除了“今天”、“非非”、“他们”、“莽汉”、“海上”、“撒娇”等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大多已消失。1985年，极具亚文化气质的“撒娇派”成立了，是年5月19日召开了第一届撒娇诗会， 撒娇的诗多带黑色幽默特质，“撒娇”表示一种温柔的反抗。代表诗人有默默、郁郁、京不特、阿钟、冰释之、田勇、陈忠村、阿角、叶青等。2002年撒娇诗院成立。迄今为止撒娇诗院先后举办了兰波诞生150周年纪念会、美国诗人梅丹理诗歌报告会、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诗歌朗诵会、严力的“一行”的诗歌朗诵会、“创造一个城市的高度”的陈忠村诗歌批评会、“垃圾运动”诗歌研讨会、“诗歌圣徒梁小斌潘洗尘上海见面会”、“为当代文学默哀——叶匡政诗学报告会”、 撒娇诗院诗歌吟诵会等多项诗歌活动。
　　从1984年开始，是校园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时期。“文革”十年封闭了校园文化生活，给校园师生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一旦枷锁打开，人们对自由的艺术的渴望就显得异常强烈。透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难看出，新文学的创造者，大都是以教师为主导、青年学生为主体力量的，校园成为新文学的摇篮，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高校涌现出大量诗社中，在八十年代上海近百个校园诗社中，夏雨诗社、复旦诗社、上师大蓝潮诗社等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校园诗歌团体。
　　夏雨诗社成立于1982年5月，社长和主编为李其纲。在第一期的《夏雨岛》诗刊中，发表了李其纲撰写的《夏雨，年轻而执着——代发刊词》，以及著名诗人辛笛的《献给夏雨》。从1982年5月成立到1995年上半年自行宣布解散，夏雨诗社出有社刊《夏雨岛》共15期，以及副刊《归宿》，铅、油印诗集《蔚蓝色的我们》、《再生》、《盲流》等。夏雨诗社的主要领导宋琳和张小波，代表诗人有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于奎潮、李其钢、徐芳、张黎明、陈鸣华、于荣健、林锡潜、郑洁、旺秀才丹、余弦等114人。 “外省青年”的异乡孤独，对都市的隔膜与排斥感，成为校园诗歌写作的一大主旨。这也使得这些描写“城市与人”的校园诗歌具有了现代城市诗歌的意识和意义。夏雨诗社除了集结了一大批热爱艺术、热爱诗歌的年轻人以外，更重要的是，它与新时期诗坛“城市人”这一写作流派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在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宋琳和另一位留校任教的诗人徐芳，对华东师大校园诗歌写作起到引领的作用。诗人张小波的诗歌更多展现身处都市的现代人的复杂心态，零碎拼贴的城市意象，新奇杂陈的词汇，明显折射出诗人的焦虑之情。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陆晓东、余弦、陈哲、江南春等为代表的夏雨诗人们，在城市诗的写作中确立了美学上另一重要的风格：抒情、典雅的风格，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人类灵魂的彼岸世界，形而上、个人化的诗思多了起来，诗歌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和俄罗斯诗歌的影响，在总体语言风格上呈现出纯净、明朗、抒情的特征。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包括华东师大在内的众多校园诗社纷纷宣告解散。夏雨诗社解散后，华东师大的校园诗歌写作趋于沉寂。
　　复旦诗派是以历届复旦诗社成员为基础的诗人群体。一代一代的复旦诗社的成员，在走出校园之后，坚持诗歌创作并自然形成复旦诗派。成立于1981年5月27日（复旦校庆日），同年6月出版社刊《诗耕地》第1期.，从1981年到1991年，《诗耕地》一共编了15期。还主办有《大陆》和《海上》杂志，主要作者是孟浪、郁郁、王寅、陆忆敏等；1983年首任社长许德民负责编辑了中国第一本大学生抒情诗选《海星星》（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达到将近70000本，后来出版的《太阳河》。近年来，由许德民主编的《复旦诗派诗歌系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复旦诗派诗歌系列》共计有十六部，四部合集、十二部个人诗集。《中华文学选刊》主编、评论家王干认为：“我们所说的诗派往往是历史上的一个横断面，而复旦诗派是纵向流动的。它的特点有三个：第一，它是当代校园诗歌的发源地之一，并不断推动校园诗歌的新浪潮；第二，它是城市诗歌的发源地之一，复旦诗派提出了城市诗歌的概念，从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城市文学的产生；第三，复旦诗派诗歌的出版同时有理论的集子推出，在诗人们写作的理论文章中我们看到，复旦诗派是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最早发源地之一，这一概念是杨小滨首次提出的。”复旦诗人胡平《上海，在中国的阳台上》、《上海，我深深地爱你》周伟林《向前，自行车的河》、景晓东《路啊、路》、裴高《上海：山与海的协奏》等都是描写上海城市生活的新篇章，来自校园的诗歌充满了青春朝气，表现的往往是青年人眼里阳光明朗的城市，上海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感受。诗歌充满弹性和活力，有清新透明的质地，火热的气势和舞动的节奏。
　　除了以上这些社团流派外，还有不少居住上海却来自外乡的诗人他们也在用心体验城市生活，他们的个人化写作别具意义。可以说，倾诉对故乡的感情，是古今中外诗人创作的动力和灵感源泉，一些诗人闯入陌生的都市，心里却还始终萦绕着对故乡的怀念，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乡村才能阐发诗意，而对周围的城市风景城市人物，大都抱着批评和嘲讽的态度。诗人张炽恒认为，虽然早年也有些正面写城市的诗作，但那都是在故乡徐州完成的，他认为上海不能给他灵感。“我只有在忘记自己置身于上海时，才会写出诗来。”他的《夏日上海》可谓一首反对城市的城市诗，充满了对杂乱的城市生活，城市中冷酷面具和冰冻灵魂的尖锐批判：“哦，太阳，硫酸一样灼热的太阳/这些冰冻过的心连你也无法消融/这些玻璃的面具连你也无法刺穿”诗中虽有城市的氛围，但显然并不是一首城市诗人写就的城市赞美诗，而是在城市背景上展开的一个异类刺耳的声音，一个怀有故土梦想，无法融入城市的外乡诗人，上海在他的写作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诗人坚持认为上海虽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但并不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城市，他的诗歌可算是宏大的上海主旋律诗歌外的一个不和谐音，充满了消解和批评的力量。汗漫的《海上书（组诗）》也是近年来重要的异乡城市诗代表作，“最初的小渔村，在1843年华丽转身/成为最终的外滩”之一《外滩》，在这个组诗里，有着对上海众多标志性建筑场所的独特解读“人民在广场上普遍消逝/”《人民广场，深夜》“静安寺能坚持安静下来吗？” 《静安寺，或者安静 》“新天空，新土地/目前它被香港知名建筑设计师镶上金牙/咀嚼这座海边城市的骚动、喧哗” 《太仓路181弄：新天地》，带着乡村田园的记忆，都市里的外省诗人常感到被异化的痛苦。“我，一个租居附近深巷里的书生/偶尔与来自异省的乡村诗人聚会于此/一瓶德国啤酒的价格/总是被我们心疼地换算为故乡半亩的月光和土豆”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之一是失落和离异，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诗人已拥有了一张城市名片，但从精神上还是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苦吟的、沉思的、安静的诗人，仿佛是这个城市的流浪者，他常常反省，有时自嘲，诗人希望栖息的理想家园依然是古老的自然的田园，而不是现代化的大都市，在他们眼里，城市只是一个驿站，人们只是过客，城市并没有成为诗人倚赖的精神家园。外乡诗人笔下的上海景象与生长在这座都市，并以此为傲的诗人们笔下的母亲之城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异乡人，都市的精神漫游者，在城市“颂歌”的轰鸣声浪里，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协和音。面对激流奔涌的时代，渺小的个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一个在外滩迷茫徘徊的书生不合时宜” “而我，一个书生/能够坚持安静下来吗？”
　　上海作为中国城市诗的重要园地，在年轻的上海诗人中，缪克构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缪克构的诗保持着许多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生活意象，譬如《地铁车站》中繁杂而匆忙的场景，以及《场景》中所描述的公交车内抢夺位置的紧张气氛等，这些意象包含的强烈的都市气息。缪克构的诗作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在缪克构的诗歌中，见不到城市诗最常见的酒吧和舞厅的意象，更多的倒是拥挤的公交车厢、疾速的地铁和感伤别离的校园门口的车站。缪克构的城市诗写作的经验出发点，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城市诗有所区别。大概是因为生活的逼迫关系，他的诗更倾向于理智方面的开掘。他的诗风不属于强烈抒情的一面，而是求索某种生活的道理的成分多。
　　最后，不得不提到马骅这个诗人，这位九十年代出现的年轻诗人，199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政系，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工作。对于城市生活，可谓烂熟于心，他编过自助旅游书籍，做过网络经理，同时还是“诗生活”“北大新青年”“泡网俱乐部”“网易”等著名网络诗歌论坛的版主。他早年的诗歌技巧灵活多变，表现了复杂的现代都市人心态，反映着他轰轰烈烈的城市生活。 2003年初，马骅经过长期酝酿，离开城市，在滇藏交界处梅里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成为一名义务乡村教师。2004年6月20日晚，马骅遭遇意外，所乘坐的吉普车在梅里雪山明永冰川附近落入悬崖下的澜沧江，被江水吞没……在离开城市，生活在偏僻的山村期间，诗人写下了他一生的重要诗作《雪山短歌》。 “自我”这个曾经在马骅的诗里不可或缺的主体随着辞藻的雕饰一起淡然、消退，世界开始呈现出本来的质朴面貌：“偷睡的年轻汉子在青稞田边醒来，雪山上的花已经开了。”（《雪山上的花开了》）“湿热的白天在河谷里消散，天上也随着越来越凉。／四个年轻男人在雪山对面枯坐，等待积雪背后／秋天冰凉的满月。”（《秋月》）。萧开愚在马骅诗集《雪山短歌》序中说：“他一到雪山，诗歌立刻成熟。”
　　网络诗歌上世纪90年代后，诗歌陷入低谷，日益被边缘化，世纪末情绪悄然来临。由于大量诗歌刊物停刊，报刊杂志不再重视刊登诗歌，许多诗人失去了舞台，诗歌仿佛成为了濒危动物。1993年3月，诗阳首次使用电脑大量创作诗歌并在互联网发表，网络诗歌由此诞生。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许多失去了阵地的诗人，凭借了网络这个低成本的舞台，再度活跃起来。网络诗歌进入诗歌创作的主流时代，一时涌现出了大量的诗人和各种派别。有资料显示，自1999年国内第一家中文诗歌网站“界限”创办以来，各种专业性的中文诗歌网站、论坛、专栏（包括个人“博客”）开始雨后春笋般被创建起来，迄今为止，其数量已远远超过1000家。在网络诗歌空间中，诗歌论坛因为开放、便捷、直观等特点而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成为网络诗歌的第一现场。大量地下民刊以网络诗歌形式再度浮现，20世纪90年代曾一度趋于沉寂的各个诗歌流派也纷纷开设各自的论坛，重新集结力量，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民刊”或“网刊”，如诗江湖、扬子鳄、北京评论、第三条道路、诗歌报、诗选刊、第三极、、星星、南京评论、非非评论、女子诗报、赶路、诗生活、界限、或者、不解、灵石岛、等。但在这几十家比较活跃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歌论坛中，却没有出现真正有影响力的上海网络诗歌论坛。可以说，民间的现场鱼龙混杂，当代诗歌几乎到了一个众声喧哗、群氓争锋的时代，但有趣的是，与网络环境下诗歌状态日益论坛化、流派化、圈子化和江湖化，各种诗学主张的激烈对话和碰撞迥异的是，上海诗人依然呈现出一种松散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诗人并没有绝迹，但除了个别有影响的社团如城市诗人社外和有影响刊物如《上海诗人》外，更多的诗人依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创作，他们仍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探索，他们中的志同道合者也自印过一些集子，还建设过网站，悄无声息地坚持着（如零度写作，），也有不少上海诗人悄然活跃在上海之外的网络诗歌论坛上。进入新世纪后，上海当下的诗歌写作仍缺乏群体宣言和相对统一的美学风格。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城市的丰富多样性远远超过了乡村，在漫长单调的农业文明社会里，我们拥有了恒久抒情的诗歌传统，诗歌作为一种较抽象的、封闭的、单一和古老的文学体裁，它多多少少排斥了世界的复杂性。而今天，新兴的城市已经远离了古老的乡村文明，城市诗歌该如何表现当代生活？上海，这座日益宏大的都市正一步步向现代化蔓延发展，大都市的艺术结晶——城市诗歌也会一步步逼近现代化的巅峰吗？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依然有很多诗人坚持创作，且不断有新作问世。近年来，上海的诗歌活动也是连续不断，仅由上海作协牵头或参与主办的，有较大影响的诗歌朗诵会有20多场。作为上海地区唯一的一份正式诗刊，《上海诗人》影响力日益凸现。据学者潘颂德先生的资料统计，迄今为止，9期《上海诗人》一共发表了100多位上海诗人的作品，仅2004年一年，《上海诗人》就出版了30多种诗集。此外，新世纪以来上海连续推出许多诗人的长篇力作，如赵丽宏的长诗《沧桑之城》、宁宇的《水舞》、张烨的《奥斯威辛之歌》、黎焕颐的《“8.15”六十周年祭》等。
　　此外，上海各地各级诗歌民刊依然红火。由上海新东宫文艺创作中心主办的《上海诗报》历年来创作活跃，成绩斐然，诗人刘希涛、汤昭智、戴约瑟、薛锡祥等笔耕不辍；《诗芽》报之后、《民工诗报》于2007年4月19日正式创刊。农民诗人王海出任《民工诗报》的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题写了《民工诗报》的报头。赵丽宏、吴欢章、屠岸、丁国成、朱先树、苗得雨、刘章等十分关心《民工诗报》的创刊，都愿担纲《民工诗报》的文学顾问。
　　上海还活跃着很多民间诗歌社团，比如黄浦区等不少区都有自发组建的诗歌社团，豫园的诗歌社团也十分活跃，宝山的顾村又被文化部评为“诗歌之乡”，奉贤也被誉为“诗歌之乡”推出了《诗芽》、《民工诗报》两份民刊。
　　除了《上海诗人》主导的主流诗坛开始确立上海诗人园地，产生辐射全国的影响外，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边缘先锋诗歌群体依然活跃，比较有影响的有新 “撒娇”，新“海上”、上海城市诗人社，“零度写作”，复旦诗派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批更为年轻的诗人如韩博、马骅、王乙宴等出现在上海诗坛，他们的创作实力不容小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的新上海人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异乡诗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诗歌群体，如汗漫《海上书（组诗）》、张炽恒《夏日上海》、马骅《雪山短歌》、韩博《借深心》等也是近年来上海重要的异乡诗人城市诗代表作。最后必须承认，新世纪以来大量涌现的网络诗歌作为民间诗歌第一现场，仍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但目前上海依然没有出现真正有影响力的网络诗歌论坛。
　　上海诗歌如何面向未来，上海诗人如何更有作为？诗人铁舞提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上海诗人的定位的问题。上海诗人应该面向世界诗坛，而背后赖以支撑的，应该是中国新诗文化的丰厚传统。”在广阔深厚的现实世界面前，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跌宕起伏的城市生活，上海诗歌要有海纳百川的勇气，包孕表现城市生活的多种技巧和能力，才能更好地表现这座城市庞杂无边、宏大复杂的多元化生活，为上海这座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都市留下时代的剪影。上海城市诗歌的不断发展最终也会注入到中国新诗发展的洪流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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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心跳》桂兴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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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短歌》，马骅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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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一座城市——上海诗坛摭谈》，季振邦、朱铁武　2006年第一期《上海作家》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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