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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访谈:回答《 经济观察报》采访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翟永明 发布时间:2010-03-15 21:06:52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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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回答《 经济观察报》采访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不喜欢被采访,好像女诗人女作家大多不愿接受采访?

翟永明:我不是一个善于口头表达的人,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也不是一个有急智的人,不知道采访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些紧张。有的时候,采访都是同样的问题,都已经说过了,不想再说了。我以前坚决不接受采访的,开了“白夜”之后不得不接受一些,因为“白夜”也算一个公共场所,有时要搞一些活动,不得不接触一些媒体。

经济观察报:可能还是要谈一些谈过的话题,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就是写诗的?有没有过写不出来的时候,会不会为此焦虑?

翟永明:可能是写作《女人》之后才开始真正想到自己是写诗的,写《女人》时是1983年,也没有想太多,只想着一直写下去就行了。当然有过写不出来的时候,在美国两年没写作,我当时觉得我有点江郎才尽了,即使写了一点点,我也觉得特别不好特别不满意,所以我都考虑过是不是再也不写了。这肯定与身处异国他乡,完全不在母语的环境里有关,还有那时我的状态不太稳定,我不知道是留在美国还是应该回来,这一年半我一直在做这个选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当时也有生存焦虑,不写诗我该干什么?是留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还是回到中国?主要是焦虑这个。那段时间对写作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不写了,也没有什么。顺其自然。就写作而言,我也清楚,如果留在美国,我不大适应那里的写作环境,而且,要在美国生活下去,我就要像那些美国人一样生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学英文,可能要放弃写作。我当时不会英语,同时首先要考虑生存问题。

回国后,状态调整过来,很快又有了写作的冲动,《咖啡馆之歌》写得比较顺利。

经济观察报:现在回过头来,怎么看当年的《女人》这组诗?

翟永明:可能写《女人》的时候是我的状况特别不顺,特别压抑,这种压抑是各个方面的:首先是工作上的,我在一个研究所,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在那个单位也特别不习惯。我们单位是搞科研的,对文学没有概念。单位的人比较反感我写作,所以我比较压抑。因为工作和单位的事情,又跟家里也闹得不愉快。单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我长大成人了,单位领导还会去找家庭反映情况。好像我还是一个教育对象。所以我写《女人》时的写作状态跟生活状态完全是一致的,感觉内心很痛苦,写作《女人》,第一相当于发泄,第二相当于治疗,通过写作《女人》,还有后来的《静安庄》和《死亡的图案》,我是在对内心做一种清洗,把我内心特别不好的感觉、压抑,通过写作这种方式清洗干净。

经济观察报:写完会很痛快?

翟永明:对,是很痛快,而且有一种隐秘,一种生活中无法向别人描述的情绪被表达了。那会儿其实比较年轻,有种反抗的欲望。特别不想处于被别人控制的状态,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内心是比较复杂和痛苦的,写诗的情绪也是很强烈的。

经济观察报:写作时得重温一遍那些压抑,会不会带来新的伤害?

翟永明:因为不是重温,本来就在这种压抑状态中,不这样做会更难受。所以通过写作表达了很多东西,有放松的感觉。后来我也意识到,通过写作我变得更健康了,其实我也不希望我永远压抑,我也希望我的写作是比较快乐的;既给我带来快乐,也给别人带来快乐,所以在写作中我一直在调整,调整写作的感觉和方向。使我的写作和生活都慢慢成熟一点,生活中能把握的东西也更多一点。

经济观察报:一个人情感老是很激烈很冲突,可能会比较危险,比如普拉斯。

翟永明:对,是这样,美国自白派诗人里好几个都自杀了嘛。这样的写作可能会产生一种循环的效应,人在这种激烈的状态里不能自拔,然后更深地陷进去,之后又需要新的发泄,再一次形成循环。其实我自己以前意识到了,更重要的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系,生活有所改变,写作也才会有所改变。

写《死亡的图案》的时候,我长期住在医院里,照顾我母亲。有各种困扰,也感觉离死亡很近。写完之后,我就想我再也不写死亡这个主题了。老是写死亡,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也老想到钟鸣说的,不要中谶,谶语的谶。我想他说的可能有道理。

经济观察报:《女人》这组诗,我一直不敢多看,杀伤力太强。

翟永明:呵呵,有这么可怕吗,我在写作时比较忠于我自己的内心感受,写的时候内心的确是比较激烈。当时我的状态,我的情绪,我的生活,都处于一种激烈和有害的状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跟我的大家庭和小家庭都有很多冲突,生活有一种无望的感觉。后来慢慢地跟母亲,跟家庭有了一种和解,冲突也就减轻了。可能是生活中的变化带来了写作上的变化。跟母亲,跟家庭的关系如何,对我真的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1980年代的诗歌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没有?

翟永明:我写作《女人》前后,来往最多的是成都的作家欧阳江河、钟鸣、柏桦和刘家琨,跟非非和莽汉的诗人们都是1990年代后,我开“白夜”以后认识的。他们那时都不在成都,都在川东。在1980年代的成都,大家有很多交流,写的诗互相传看。那时的人真的非常真诚,跟现在诗歌界的状况不太一样,比如相互的写作,别人会真心地提出看法。现在大家真的就成了酒肉朋友,互相并不关心写作,真正坐下来聊诗歌显得比较可笑。1980年代,我们经常谈诗歌,有的时候会是一种比较苛刻的批评,比如跟欧阳江河和刘家琨曾有过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是当年的气氛,对彼此都有过很好的影响,现在这种气氛一去不返了。

经济观察报:你1990年代以后的诗跟1980年代的诗很不一样了。

翟永明:以前一直在写自己,写个人内心的感觉。1990年代后,我一直不太喜欢重复写作,我觉得写这些东西写得挺多的了,我总想要有一些改变,不管是形式主题,否则就没有必要再写写过的。

还有,“白夜”对我帮助很大,在开“白夜”之前,心态比较封闭,从美国回来,也一直没找到真正比较合适的工作,始终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开了“白夜”之后,我觉得我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要面对社会,面对很多事情,开了“白夜”后是个很大的改变,过去我也是个不太自信的人,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开了“白夜”后这方面都有了改变。

经济观察报:听说你后来都怕提到“自白”二字了?

翟永明:是,1986年后我就被定位了,好像我这辈子只写了一首诗《女人》,只要一说我,就是这首诗,我有点怕,也有点烦,你看,《女人》是我二十几年前写的,这么多年我的诗真的变化挺大的,中途我写了多少诗了,我早就“旁白”了,别人还在谈我的“自白”。我觉得一些诗评家,或试图代替诗评家的诗人,其实没有读多少我的诗,没有读到我别的诗,但又不断地对我下定义,那我就不太想谈了。

经济观察报:好像是伊沙说过,《静安庄》之后,翟永明的诗死了。

翟永明:是吗,那他可能就只读过《静安庄》。我其实并不太在意这种话,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喜欢,我自己觉得我的写作没死,那就行了。别人怎么评价我,对我的诗有什么看法跟我没关系。当然,如果对方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诗人,我会有一点介意。

我非常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写作,更不喜欢复制自已,我一直在试验,在推进自已的写作,这跟个人对诗的认识有关。当然,我的写作转变后,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改变,我发现以前喜欢我诗歌的人可能不太喜欢我现在的诗歌,喜欢我现在诗歌的人呢,又会不太喜欢我以前的诗歌。我觉得这样很好,好像我的诗活了好几遍。好象我的诗有一个前世今生。

经济观察报:我特别喜欢那首《潜水艇的悲伤》,虽然我不能确定它的寓意到底是什么?

翟永明:写《潜水艇的悲伤》的时候,正好去大连参加一个活动,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个废弃的潜水艇,作为一个意象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后面写诗的时候它一下子冒出来,我用它来表达我对写作的看法。

诗是1990年代写的,我的写作在转换,社会也在一个转换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写作有点处于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私密、封闭的状态,我为什么用潜水艇这样一个意象,实际上在我内心就像潜水艇一样,下沉了,封闭了,与外界不交流了。有一段时间里,我写了诗,也不发表,往抽屉里一塞,真的成了抽屉文学。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不写了,是自己交流的欲望越来越淡了,这个时代大家关注的东西太不一样了。说到寓意,它寓意的正是我们今天写作的环境和心境。

经济观察报:你一直比较喜欢叶芝?

翟永明:我喜欢的诗人是阶段性的,普拉斯是我1980年代初喜欢的,但很快就不太喜欢了,可能这是导致我后来写作有所改变的原因之一。我开始喜欢别的很多诗人。我一直比较喜欢的是叶芝,到现在为止,任何时候我拿起叶芝的诗集,仍然像第一次看到时那样喜欢,任何时候读都可以读到不同的意蕴。现在我看其他一些曾喜欢过的诗人的诗,已不像当年那么喜欢了。

叶芝的诗不晦涩,也不简单,很有历史感,他的诗跟他的时代有很紧密的关系。同时又有一个宽广的视野,所以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与他呼应。

经济观察报:跟时代有紧密关系,这也是你后来写诗的一个方向吗?

翟永明:我的写作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是比较关注时代变化的。但是与叶芝的不一样,叶芝的诗政治性很强,他一直关心爱尔兰的命运,当时爱尔兰处于政治上的一个动荡时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卷进去。所以我说他的诗跟他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跟他不一样的是,我们有很多东西你不可能真正去触碰,去揭示和表达。事实上,叶芝也没有像他终身爱恋的毛特岗一样,真正投身政治其中。他只是用诗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我很喜欢他的政治诗写的还是诗,而不是政论。

经济观察报:你平常关注政治吗?

翟永明:我其实没有真正关注过,虽然我知道它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关。真正关注政治就必须投身其中,这是我不愿作的事。我觉得政治是特别复杂也特别肮脏,特别功利的事情,我不太感兴趣。我很清楚,政治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是我永远了解不到的,我真正关心的是它的真相。但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政治事件背后的真相。我想我们了解的政治可能都是表面的,通过一些媒体呈现给我们的,它绝对不是真相。但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如果说关心,我关心它到底要把我们控制到什么程度。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诗歌是你个人的宗教?

翟永明:对我自己来说,最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还是诗歌,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个人是无法控制的,惟一能够自己控制的就是写作。通过写作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能够感觉到自已的存在。我有时非常虚无,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自己,使自己暂时不觉得是行尸走肉。诗歌正是起到了这样的类似宗教的作用。所以我说诗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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