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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力:我也与白洋淀沾点边
文章来源:综合整理 作者:严力 发布时间:2004-12-08 13:20:56 点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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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我从湖南衡阳,我父母所属机关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接受中学的工作分配。我去干校前注册在北京西城区社会路中学。芒克就是在我回北京后不久认识的,那时我刚刚16岁,在手抄普希金的诗,而芒克那时已写了不少诗。他因为刚从白洋淀回城不久,讲了不少有关白洋淀插队的事情。他鼓励我写诗,当时我们确实以为喝酒打架再加上读诗写诗是最英雄的事。于是,我写一些悼念我爷爷的诗,因为我爷爷在1968年自杀了,现在想起来,难道是自杀这个人类事件诱导了我写诗的神经?

  芒克陆续介绍我认识了一帮画画和写诗的人,画画的有彭刚、张辽辽、鲁燕生和鲁双芹,写诗的有赵振开(北岛)和栗世征(多多)。之后我就和芒克、北岛、多多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多多手抄了从各种出版物上能找到的西方现代诗,我最起码向他借过两大本,拿回我当时的工厂宿舍转抄。我们在一起有一种幸存的滋味,这滋味一起嚼了五六年,直到1978年前后。大家都从略有些宽松的社会生活中携手或分手组成文学艺术的团体—“今天”和“星星”,但依然是一条藤上的。

  大约是1974年秋,芒克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城里憋得想成家,而对象就是他时常挂在风景日历上的那位白洋淀村姑。那时我已在工厂干了3年多的钳工了,既然哥们儿要从乡下娶个嫂子回来,我就只好求人开了三天病假,再加上一个星期天,第一次去了白洋淀。

  乡下的荒凉反倒使我的精神一振。淀民们很热情,芒克忙着与他们打招呼,有好几家人邀请我们去住,最后还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记得当时我们并不向人说“正忙着写诗呢”,因为那种政治气氛不能随便说你在干关系到“意识形态”的创作。

  划船在淀上漫游时,芒克向我叙述一些有关1970年以前他们一帮知青在那里插队以及写诗的事。我曾望着淀水和蓝天想起马雅科夫斯基,想起“穿裤子的云”。而已呈黄绿色的芦苇丛令我油然升起要为哪个女孩献上几首情诗的感觉,但心中那股被一直教导的同情穷苦人的阶级意识使我草就了两年后,经不断修改而最终定稿的《穷人》一诗,因为在进村之前我看见了穿着各种补丁衣衫的农人在地里捆干草,远处的地平线像一根无限长的扁担,扁担上是正在暗下来的天的份量。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补丁衣衫,如果让1994年的城里人穿上的话,也许是又一种服饰新潮呢。

  顺便说一句关于所谓朦胧诗的问题,当时我们既想用现代一些的手法但又下意识或有意识地担心因文字而被定罪,所以写的时候有时会多拐几个弯,但那股被压抑的忧愁气氛在诗里从头贯穿至尾。现代手法或称对西方现代诗的模仿反过来让我们对放入的情感有种慰藉,就好像这种形式才是适合灵魂躺进去休息的躯壳。

  芒克的婚没有结成,去之前我就有预感,因为芒克在城里生活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在与插队时无所求的处境拉开距离的。城里这帮写诗画画的朋友都在讨论现代派,毕加索和狄兰·托马斯已经间接在一些纸页上流传过来了。而喝完酒以后的一些情欲的追忆以及浪漫的诗人气质使芒克想进行这一场生活的演出,我当然愿意当观众。女方的家长不同意,女方也很冷静,她和芒克在一条淀边的大堤上散了半小时的步,然后又转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决定不结了。

  我赞扬芒克冷静下来的决定,毕竟写诗和实际生活需要的是不同的奔放,尤其我们这种写完后就锁进抽屉的写诗处境。

  第二次去白洋淀是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我时常凑到芒克搭的颇有点像渔船造形的地震棚去商议捕鱼的事,那时我们都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女孩子自然就被描写成鱼了。芒克看来是有意搭成渔船形的,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这时福生从白洋淀来北京办货,顺便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就当时讲也就是买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有工作,而我正好是发工资的时候,整整40元。就买了一个闹钟,剩下的钱作为我们的来回车费。

  我为女方扛嫁妆可把芒克乐坏了,他不断地在送亲的队列前后吆喝,村民们也来看热闹,我这个城里人首次参加农人的婚礼,而且还扛着一个木箱走在队列最前面。说起来我当时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记得自己低头往前猛走,差点走进了另一个人家,引起一阵哄笑。芒克就借机跑到队前,让我跟着他。我当时还被嘱咐:“如果新郎家人对你招待不周,也就是说倒茶递烟等不及时,就可以扛着箱子回来,他们就只能再来求你,你就是大爷!”这席话更爱听的是芒克,一路上他至少凑在我耳朵边重复了三遍。

  虽然是去参加喜宴,而且还躲开了地震后的满目东拼西凑的地震棚,但我更看到了淀民们的艰难生活。那年臼洋淀因为曾干过淀,新蓄水之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扛着鱼网到天津等地去打鱼,然后在当地卖掉,带回一些钱换粮食。所以也经常断顿。我在城里虽一个月只挣40元钱,但相比之下、简直是天堂了。与勤劳朴实的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干酒时,他们像过节一样嚼着有几根豆腐丝拌白菜,并说有好几个月没吃到了。城乡差别以及文革的后遗症对我的震动是极大的,我写了一批诗,像第一次一样,也有一首诗经过几次修改而定稿并出现在更后来的我的个人诗集中,它叫《雪》。

  我最后一次去白洋淀是在1984年初,我们浩浩荡荡去了一大帮人,对马德升、雪迪、杨益平和高鸣鸣来讲都是第一次,而我和芒克则很有兴致地为他们讲述被诗意化了的故事。芒克模仿我扛嫁妆的样子虽然像一只弓腰的猴,但没显出肩上的份量感,因为那箱子里有几床被子和装了糠壳的枕头。

  这次我们带去了迪斯科舞曲的录音带,在打谷场上大跳迪斯科,也许旱月贵的情调刺激了马德升。他林着双拐卜场的舞咨中有着双杠运动员悠腿的大动作,这一下把淀民也#m起来哄起来了,福生和几个年青的淀民先是想模仿我们的姿势跳,后来也发现了这是种自由发挥的舞蹈,于是就张牙舞爪起来,一时间热闹非凡。我想这多半是迪斯科舞首次在淀上落户吧。

  一年后,我从北京自费留学去了美国。我曾与几个美国朋友谈起过白洋淀以及一些北京的年青诗人在那里形成的写诗群。其中有一个美国人说美国也有诗人聚集的地方。但我心里想:那意义完全不同了,中国的那段时期包含了多少的被愚弄和生存处境的无奈啊!

      1994年5月写于北京

责任编辑:
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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