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诗歌界在宽松的环境下新诗作品不拘一格，刊物对评论、介绍和选登的文章享有充分的自由，设立的各种奖项评奖民主等等，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特别是80年代初，新诗潮在青年中“决口”式的发展面前，我们的诗歌评论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这点是要积极20多年后的今天，诗歌界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许多人感到新诗发展出了问题，我也有很多感触。
前不久，杨义同志提出了研究建立中国诗学体系的问题，我真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
我认为，杨义同志再次提出建立中国诗学体系，若只停留在研究上，即大中学校开选修课，那只能成为加强青年自身修养的“诗教”。但若把它与新诗的发展联系起来，就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在2004年“中国——杭州”不完整世界纪念诗歌的会上会下，我曾与朦胧诗人们交换看法，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作为一家之言。
就新诗发展到今天的情况来看，有个回归本土的问题，即新诗从内容到形式如何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对诗的品读，是离不开“意境”和“意象”的。自新诗诞生80多年来，为人民所喜爱的新诗经典作品，都是离不开“意境”和“意象”的。诗评界“中国诗学的根的研究”就一直伴随着新诗的成长，因此新诗的发展是离不开中国诗学研究的引领的。
有朋友担心，又要回到“按人家说怎么写就得怎么写的老路上去，诗人应该是我怎么想就怎么写”，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在继承中创新一直是个难题。在如今更加宽松的环境下，是可以也是应该讨论的。
我认为新诗（又称自由诗）贵就贵在自由的精神，这是创新的基础，但是新诗的历史证明：关心体察社会，反映人民生活的苦乐，直面人生命运的坎坷和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等等富有哲理的诗歌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新诗的发展在内容上要参照中国诗学理论的观点，才能健康向上，为人民所喜爱。
新诗的形式问题一直就存在。我认为电影有个银幕，电视有个荧屏，戏剧有个舞台，绘画有个画框，所有艺术都存在个形式问题。在规矩方圆中驰骋纵横才是大家。就新诗来说,逐渐认同几种言志言情叙事的形式，大家慢慢走到一起也是可以逐步做到的。只是不要让形式约束了思想，而是让形式更好地为内容增光添彩。
但是，新诗要被广大人民接受和喜爱，形式上音步句段（大体整齐，精炼，字句经得起推敲）和韵律（隔行押韵，尽量照顾平仄，朗朗上口）等方面的问题的探讨，离开中国诗学理论的指引是不行的，这应该引起诗人们的高度警觉。
也有些青年诗人认为诗歌是先锋的，必然带有对“旧事物的反叛性”。确实，“愤怒出诗人”这点的确重要，应引起重视和讨论。
也有朋友说，他看陶渊明和波德莱尔没什么不同。这里有个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问题。从中更可以看出中国诗学的理论研究引导新诗发展潮流的重要性。
自新诗诞生起，在中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几次突变中，都起到了先锋号角的作用。在物欲大潮的漩涡中，在新诗不断地被边缘化的今天，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多关心她，多爱护她，多帮助她，让新诗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有了根，中国新诗才能茁壮成长。
来源： 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