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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刘溜 发布时间:2011-08-09 07:59:35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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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1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激情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革’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

  很快徐晓成为《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底,一共出了九期《今天》。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

  最开始他们到西单那儿去卖,“大家排队买,排很长的队”。他们先把杂志贴出来,读者可以先了解杂志的内容,每期能卖几百本。“价钱大概从五毛钱到七毛钱,在当时的民刊里算是非常贵的”,北岛说。

  后来《今天》有位特别能干的“大管家”鄂复明,由他负责,《今天》可像官方杂志一样征订。征订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全国有一批可靠的订户。北岛记得,“1979年,到北京开会的韩少功来参加《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他用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四十块钱——买了几十本《今天》,扛回去送给朋友们”。

  《今天》是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它的出现并非几个年轻人兴致突发的产物。在此之前,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严力等诗人已在“地下”潜伏了十年之久。北岛从1970年开始写诗,那时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名为赵振开。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学曹一凡、史康成泛舟颐和园的湖上,史康成立于船头,昂首朗诵了两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史康成说,郭路生。郭路生是谁。不知道。这位不知何人的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的诗句,从此被北岛牢牢记住。

  1971年9月下旬,北岛在工地食堂打好饭菜,和其他知青聚在一起吃午饭。大家为刚得知的消息感到震惊: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北岛慷慨陈词,把别的知青都吓走了。面对那个高压的时代,北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与芒克相识于1972年,次年北岛到白洋淀去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芒克。“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这就是大诗人北岛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芒克曾这样写道。“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是后来办《今天》创刊号时,俩人互相给对方取的。

  1974年秋,北岛所在的工地宣传组,把爱好摄影的北岛抽调去搞摄影宣传展。北岛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建一间独立的暗室。暗室建成后,整天拉着窗帘,除了冲洗胶卷照片,北岛用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后来由于收藏地下文学作品的朋友赵一凡被捕抄家,事情败露,北岛被撤销工地“首席摄影师”的职位,逐出暗室,重新回到原班组劳动。

  在当时,写作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那些作品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的。1973年,徐晓从朋友赵一凡那儿得到了一本手抄本诗集。“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这样写。四年后她才知道这本诗集的作者是北岛。

  那时候北岛和芒克还有画家彭刚就多次讨论过,“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

  “到了1978年的秋天,突然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治要开始松动了,包括给右派平反、为四五运动平反等等,这些迹象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我们就决定从9月份开始,在黄锐家开编辑会,准备工作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北岛说。

  《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这些诗人成为八十年代的中心人物,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诗朦胧难懂,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而北岛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以至于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有谁没有背过他的诗句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雨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1980年9月,在出了九期刊物之后,《今天》被查封。他们改头换面,把公开发行的《今天》变成“今天文学研究会交流资料”,内部发行,从1980年9月到12月出了三期后,再次被禁。

  1981年初清理民间刊物。“大部分民刊的负责人被抓,我们算是幸存者,但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北岛说。他当时是《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作为《今天》主编,北岛自然首当其冲,但由于拒绝写检查,被停职反省。

  八十年代末北岛移居海外,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六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搬到美国,在那里定居。除了写诗,他也开始写散文,写他与国际诗人的交往与友谊,包括金斯堡、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等,写漂泊中遇到的小人物以及各种怪人,也写他在全世界的游历和日常生活。“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要诚实要勇敢。写真实的人物首先要充满爱和同情,但不要忌讳弱点,那是生命的一部分。”北岛说。

  停刊十年后,《今天》在海外复刊。1990年春天,北岛,还有万之、李陀、高行健、查建英、刘索拉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编辑部最初设在挪威,因为万之在挪威读博士。几个月后万之调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编辑部随之搬到斯德哥尔摩。后来又搬到了纽约,然后是洛杉矶,现在搬到香港。

  复刊后的《今天》从未中断,从未拖期,从原来的双月刊改为季刊,比过去厚多了,印刷也精美多了。不变的是它仍是一份民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涌现的大量民刊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今天》,奇迹般地存活至今。

  “现在我们出到第84期,减去早年的九期,也就是说,我们已在海外出版了七十五期。你可以想像一个刊物在海外生存的难度。”他说。摆在我们眼前的几本《今天》,是“中国独立电影”专辑、诗歌专辑和“七十年代”专号。

  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今天》体现的正是这后一种全球化。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

  经济观察报:食指刚刚过了六十岁生日,你把他视为新诗的一个开创者。

  北岛:对,我们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是1967年开始写作。正如我在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录《断章》里所写的,第一次听到食指的诗时,我们都还在写旧体诗,这显然与毛泽东有关,他的37首旧体诗词我们当时都会背诵。1970年春天,我和两位同学到颐和园划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站在船头朗诵了食指的一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那些诗句对我产生的震撼是无法描述的,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都不太了解食指,最多知道他的《相信未来》。

  北岛:这很可惜,食指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虽说自1973年精神失常以来,他的写作没有早期的那么出色。中国人太健忘了,尤其是商业性的娱乐文化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一代,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要知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传统,也在失去想像的空间与能力。

  经济观察报:你参加很多诗歌朗诵会,你喜欢朗诵吗?

  北岛:起初一点都不喜欢,我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喜欢公共场合,但后来在国外待久了,朗诵成为一个诗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在美国,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美国诗人都靠朗诵为生。

  经济观察报:开始不喜欢朗诵,后来有所转变?

  北岛:我在我写的散文《朗诵记》里谈到,除了内向的性格,还有早年的朗诵经验对我们的影响。过去革命式的朗诵方法,声音特别夸张,高八度,字正腔圆。在八十年代有个殷之光朗诵团,他们代表的就是那种朗诵方式。我们后来有意识地克服这种朗诵方式,追求一种比较自然的与呼吸有关的音调与节奏感。朗诵对写作是必要的调整,你会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停顿。美国“黑山学派”提出了朗诵与写作的关系,特别强调呼吸的重要。“黑山学派”是美国“垮掉一代”的重要分支。

  经济观察报:你曾批评过,美国六七十年代后的诗歌主流是叙事诗,你不喜欢叙事诗?

  北岛:这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系。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主流,诗人也大部分中产阶级化。自五十年代末美国大学建立了创作课,把一大批出名的诗人网罗到大学,成了教授。总而言之,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没有这种体验,写诗就会变成一种文字游戏。而叙事是英语文学的传统,没的可写,就往叙事上靠,写自己身边琐事,比如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牛奶坏了、狗丢了,等等。我在美国教书时,特别在课程安排上声明,我反对的正是美国叙事性诗歌的主流,故特意选择二十世纪国际现代抒情诗作为教材。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讲过希尼?不过希尼的诗也是比较叙事性的。

  北岛:没有。其实我是他的诗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1986年就翻译过他的诗,只是没有发表。但我并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叙述跟抒情是不是被分得太开了?诗是可以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的。

  北岛:其实写叙事诗并没什么错,关键还是怎么写。中国自古以来有不少出色的叙事诗,像《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长恨歌》,等等。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卡佛吗?

  北岛:喜欢。不过看卡佛最好看英文原作。我跟苏童讨论过这个问题。苏童的英文并不太好,但为了掌握卡佛的精髓,他查字典把卡佛的原作几乎通读下来。卡佛的小说非常微妙,那种微妙很难在翻译中传达出来,我看过一些译本,都不太够味儿。

  经济观察报:他也写诗。

  北岛:我跟他还有点儿渊源关系。我从1999年起在美国柏罗伊特学院教书,每年秋天都去,只教七个星期。有人捐钱设立了专门的奖金,每年请一位美国作家来教书。这个项目最初是为卡佛而设的,那是1988年,结果卡佛那年病故了,由卡佛的夫人顶替。

  经济观察报:我所知道的是,在国内的诗人中,你比较欣赏的是张枣和柏桦。除了他俩,还有其他诗人吗?

  北岛:是的,我挺欣赏他们俩的。他们两个同是学外语出身,具有双重文化的背景。柏桦有点儿可惜,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有很强的张力,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化冲击太大,他曾做过书商的“枪手”,编写了一百多本书,靠此维生。这种生存的手段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他转向中国古典诗歌,但都没有他早期的诗那么好,遗憾。这些年国内的诗歌,我读的不多,故无从评价。《今天》原来是张枣和宋琳做诗歌编辑,最近由廖伟棠接手做诗歌编辑,与宋琳合作。廖伟棠年轻有为,希望通过他能和更多有潜力的年轻诗人保持接触。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说到,美国把这些诗人、作家请到大学里教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了他们的写作,你后来也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你会不会担心给自己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北岛:外在条件并不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再说我大半生都在动荡漂泊中,过几年安稳的日子不会轻易代替我的过去,不会轻易改变我,当然也要保持警惕。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大学当客座教授或驻校作家,都是临时的、短期的,东奔西跑,居无定所。我终于在香港得到稳定的教职,但愿能利用生活的稳定多写点东西。

  “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

  经济观察报:你平常怎么关注国内的情况?

  北岛:国内只是我的关注点的一部分而已,这和我的阅历有关。这些年走南闯北,比如我去过中东,中东的冲突就会引起我的特别关注。还有在这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我认识了很多外国朋友,我们会在世界各种文化活动经常见面。

  经济观察报:你大概已经习惯了经常旅行吧,在路上也能写作吗?

  北岛:我形容我的生活就像钟摆的两极,旅行变成生活的一种常态:在家就会想念旅行,在路上又会想家。这些年我已习惯在路上写作了,尤其写专栏,到期要交稿。有时候在飞机上也要写。

  经济观察报:你住过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地方,你觉得哪儿比较适合自己?

  北岛:这就是像你这样不太了解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提的问题。其实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到一个新地方要尽快地适应环境,比如要马上了解,到哪儿能买到酱油和醋,到哪里去租车。这就像动物,尽量保护自己。而且不能太伤感,因为不断搬家,总不能对每个地方都伤感吧?这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你的生活态度,你不是游客,要保持生活的重心,这个重心是不以场景变化为转移的,这是漂泊者的重心。

  经济观察报:你在《断章》中提到拉赫玛尼诺夫曾激荡过你们的心,你从小就能听到很多古典音乐吗?是不是主要来自俄苏——就像文学那样,你听的古典音乐是不是主要还是浪漫派的(俄苏和德奥)?音乐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金斯堡和爵士乐、摇滚乐关系很大,你喜欢爵士和摇滚乐吗?崔健接受采访,问他对八十年代有影响的人物有哪些,他首先提到“朦胧诗人”。你和崔健有接触吗?

  北岛:我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纯属业余爱好。随着时间推移,我从浪漫派转向古典派,从交响乐转向室内乐,甚至越来越极端,只喜欢听独奏。我也喜欢爵士乐,特别是早期的爵士乐,喜欢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羁无束的感觉,而大多数现代爵士乐越来越冷,就像现代人一样,好像被冷冻似的。我完全不懂摇滚乐,但我喜欢崔健,特别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就有我刚说的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和崔健有过几面之交,有一次还一起过生日。我们是同一天生日,我比他正好大一轮。

  经济观察报:印象中好像好多诗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诗人就是不断地回到童年。你对这话怎么看?你重视童年经验吗?这种回顾跟写作状态有什么联系吗?

  北岛:童年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重心。对诗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忠实自己的开始,并保持重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心未泯”。但仅仅停留在童年经验上是不够的,还要从中生长出另一种东西,即“青春风格”,那是一种更成熟更持久的生命力,或许就是韩东所说的“强硬的精神”。我正在写一本类似回忆录的书,讲述我的童年我的北京的故事。其中的片断首先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经济观察报: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一过中年就面临危机,创作乏力,精神萎缩,变成一个掌握世界、不再发问的人,被称为中年现象。你对此怎么看?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北岛:这与我刚才说到的“青春风格”有关。一个诗人应该一辈子都坚持这种“青春风格”,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诗歌本质上属于“青春风格”,它决不与生命妥协,否认衰老否认死亡。正如陈敬容的诗集的题目《老去的是时间》,说出了诗歌的精神本质与骄傲。

  经济观察报:你有句诗早已成为名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撇开这句话,好像一个有所理想与坚持的人,大抵会有点英雄主义情绪。你现在对英雄是怎么理解的?

  北岛:看来你根本没读懂我的这首诗。在如今这年代,有何“英雄主义”可言?能做一个人,而不做狗猪牛马就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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