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记曾注入灵魂的那些歌者。许多宋词是由歌妓唱红。而这些文学创作的取材也与之不无关联。婉约词中，当然大多都有歌妓轻歌曼舞的身影。可以说是歌妓们催生了一个个词人的灵感、焕发了一个个文人的艺术生命，营造出一代文学之盛的风流柔情，也让一代王朝且歌且行，往事如歌。
词是一种新体诗歌，是一种音乐文学，它需要披之管弦，闻弦歌才能知雅意。而一个朝代始终以歌咏和音乐为社会时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宋朝一度歌舞升平，歌妓盛行，即便是偏安杭州，也是直比汴州，这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宋词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宋史·乐志》记载，歌妓大体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宋初教坊共有四百六十人。朝廷的教坊隶属于宣徽院，分别由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等官员进行逐层管理，其基本职能就是在皇帝举行的宫廷宴会上进行歌舞表演。宋朝 除了宫中、军中养有官妓之外，各州府也有地方官妓，称之为“营妓”或“乐营子女”、“乐营妓人”，专供官员宴饮和迎来送往。宋代士大夫和官员还喜欢在家里蓄养家妓，每逢私人聚会或自娱自乐之时，便由这些精心调教的家妓来唱词助兴，成为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如欧阳修家有歌妓“八九姝”，苏轼家“有歌舞妓数人”。
与此同时，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扩大，坊、市不再分离，歌妓数量也随之大大增加。许多繁华的都市城镇都是妓馆、酒楼林立，瓦市、茶坊遍布。据史籍记载，北宋汴京朱雀门外龙津桥西的院街，皆妓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壁大街，直到保康门前多是妓馆；旧曹门外过朱家桥，南北斜街也多妓馆，其它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则是“举之万数”。那时的酒楼也充斥着这些市井歌妓的身影，另外还有一些下等私妓，“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
无论是官府还是酒楼瓦肆坊间私家，每当宴饮之时，总要找歌妓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在这样的场合中，多是士夫文人即兴填词，然后付诸歌妓，歌舞侑觞。因此，众多的词人在创作了新词之后，都愿将作品付诸歌妓，歌妓们也会主动向士夫文人要索新词。北宋词人晏几道说：“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歌妓中有的是一唱倾城的歌唱家，她们姿色出众，能歌善舞，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燕乐新声的习练和掌握很娴熟。许多词人与歌妓有着密切交往，以此满足词人包括士大夫所崇尚的生活情趣。由于词人和歌妓对词的传播均有共同的需要，所以，宋词最先实际上是依赖歌妓的歌唱才能够广为传播的，正如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都是由歌星唱红的一样。
宋代的这种社会时尚当然会强烈地激发文人的创作，影响词风的流变。这在北宋中叶以后表现尤为突出。著名词人柳永的事迹是很典型的。他自然是因为触犯了皇帝而不得为官，自嘲“奉旨填词”，“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与歌妓相交甚好。”宋翔凤《乐府余论》记载：“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妓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后山诗话》则说：“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柳词通过歌妓演唱广泛传播，乃至出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
柳永确实对慢词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在词的内容方面，柳永也有所开拓，他多写都市的繁华生活，恋情相思以及山川的壮丽、羁旅愁思、怀古喟叹。他的词作长于铺叙，曲尽形容，意境秀丽，情景交融。柳永将词由上流社会带到市井勾栏，渗进了市民意识，由花间词人笔下的贵族女性一变而为具有市井风情的歌妓舞女，深入女性内心世界的深情咏叹。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最终形成以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等词作大家为代表的“婉约”一派。
不仅通俗词人如此，主流词人欧阳修、苏东坡、黄山谷、秦观等当时也多与歌妓有交往。欧阳修年轻时在钱惟演手下做官时，与一名歌妓相好，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临江仙》词。《东坡逸事》载：“子瞻倅杭日，府僚高会湖中，群妓毕集”。苏轼做徐州知州时，为了抗洪，筑了十里长堤，并建了一座黄楼。竣工时大宴宾客，苏轼填了一首《满江红》，由歌妓演唱，群情激奋，传为美谈。苏轼自己词集中，也多的是赠妓、咏妓之类。《词苑丛谈》云：“黄山谷过滤州，有官妓盼盼，帅尝宠之“。陆游也在四川和歌妓有过交往，录下了一首《鹊桥仙》。还有相当数量的文人在风月地、歌舞场中作词赠妓，或者冶游，或者酒会，或者是某个娼妓乞词，或者与娼妓爱得如胶似漆，文人常赋词相赠。许多作家的词集中，赠妓之作触目皆是。同时，也有一些歌妓精通音律、文思敏捷，能应宾客要求立就新词。《全宋词》中至今保留着二十三名歌妓的二十三首词作和五首残篇。
歌妓、文人、历史揉和一通，顺势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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