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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与碎片(上)——记忆中的诗歌往事
文章来源:综合整理 作者:苏历铭 发布时间:2005-02-24 09:28:31 点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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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肆虐的2003年晚春,我的左脑也隐约地疼痛起来,曾一度猜想可能得了脑瘤之类的不治之症。自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马不停蹄地奔波于生命的旅途上,似乎没有任何停歇。在去上海参加公司管理会议的飞机上,我偶然从耳机里听到久违的伤感音乐,人生不能重复下去,瞬间我就下了辞职的决心。我借故不去参会,然后在虹桥机场搭乘巴士,转道去了杭州,我想在西湖得到片刻的休整。西湖国宾馆的咖啡店里,整整一个晚上,只有我独自倾听钢琴手的演奏。面对寂静的水面,往事像电影似地闪现在我的眼前,以至于打烊了,侍者礼貌地问我还需要什么。我抬头致谢,在繁杂和压力的证券市场上,在冲撞和疲惫的人生路上,我需要休息和自由。

   在朱凌波的怂恿下,刚辞职回北京的我便和他一同乘机,回到我们共同的故乡黑龙江。我是1980年认识朱凌波的,当时他的诗歌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后来所谓的“体验诗”,而是“雪白的大腿和丰硕的臀部”,这对于当时尚未到20岁的我和包临轩来说,朱凌波无疑是个有流氓嫌疑的坏蛋,虽然同在长春,却很长时间并没有走在一起。

  在哈尔滨我们与徐敬亚汇合,躲避过公路上的非典检查哨所,当夜前往牡丹江。临近牡丹江时,我们在横道河子的老乡家中享受地道的东北菜。旷野上,夜色和雾霭一同降临,徐敬亚站在窗外,这个老牌的闲云野鹤凝视远方的瞬间,让我想起20年前的同一个季节。当时,他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地震,文化界迅即展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在徐敬亚所在的长春更是翻起波澜。当时我是在校的学生,算作1980年代学院诗歌在东北的践行者。吉林省作家协会为了肃清流毒,特别邀请李梦、黄云鹤、包临轩和我,以及其他在校的诗歌作者也参加专题批判会议。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诗人慷慨激昂,提到政治的高度,对徐进行批判。其中也有惋惜的表态,对长春出了徐敬亚,表示遗憾和无可奈何。应该说,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决定今生无论是否继续创作,永远不加入所谓的作家协会。本来是艺术之争,竟然如此轻易地与政治牵连,作家协会应该是作家的家园,没有丝毫温暖和呵护,反而更左,完全是政府机关,还顶着协会的牌子,可怜之极。不要回溯得太远,从胡风事件开始,这个所谓的作家联盟干过多少有益于作家的事情!一群没处吃饭的官僚争着各种职称,领着纳税人的工资,冠冕堂皇地指手画脚,对作家又没有实质的支持和关怀,这种机构似乎早就应该解散了。

   徐敬亚当时在一家民俗杂志当差。之后我和包临轩去看他,徐似乎还很镇静,穿着牛仔裤面壁无语。多少年后,我们知道了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检讨文章,最初只是过关之用的文字,在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报刊载,然后转载,据说老徐还领了稿费。对于徐的妥协,我完全理解,现在我只关心他领了不菲的稿费后,究竟花在什么地方。

   徐敬亚是可爱的老顽童,他的率真和狂野在年龄渐长的脸上,已经相当的收敛。移居深圳之后,他和吕贵品、孟浪等人在《深圳青年报》上举办了极具影响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共诞生近70个流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歌格局和方向。《深圳青年报》的关闭和翻船,徐不断地领教了命运的洪水淹没鼻翼的无奈。在牡丹江通往延吉的路上,徐敬亚大谈人生的真谛就是欢愉的道理,并对这两个字作了详尽的诠释。

   吉林大学的1977级中文系,并不只有徐敬亚,王小妮是始终常青的巾帼写手。徐敬亚对王小妮的推崇和赞美,丝毫没有受到夫妻的约束,在众多场合下,徐都是心悦诚服地畅谈王小妮。的确,小妮大姐在女性诗人的群体中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二十年来的诗和文,不断地超越自己,在各种获奖的名单里不经意总能发现她的名字。当年,唐亚平的黑色系列、伊蕾的单身房间、翟永明的女人节选,都起过波澜。现实中,小妮大姐不露锋芒,文字中瑰丽的智慧,很难在她质朴的表情里被人察觉。2003年,在深圳青春诗会期间,她和舒婷作为老同志的代表,和我们一起参会,真看不出这两位邻家大姐会让我由心底钦佩。记得老芒克50岁生日时,“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刘波在天伦王朝饭店里举行了小规模的酒会。老芒克和徐敬亚尽兴畅饮,席间徐已醉意呈现,在谈到当今优秀女诗人时,徐高声提问:知道是谁吗?旁边的一个女服务生突然尖声回答:王小妮!老徐一脸的喜悦:我靠,天下人都知道呀!

   在这里我不能不郑重地提到另一个名字,他就是天才诗人吕贵品。中国的诗歌界也患有严重的健忘症,一些美好的名字已经被淡忘得没有痕迹。吕贵品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我一直以为是诗歌评论界的一件憾事。

   吕贵品是把诗写进生活里的高手。当年回乡省亲,骑着自行车与几个流氓地痞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便无故被军刺穿透肝脏,血几乎流尽时,经抢救重回人间。郭力家当时还在长春当着警察,义无返顾地奔向通化,虽然没有抓获歹徒,但也给濒临死亡的吕带来些许安慰。吕是大难不死之人,深圳的家里,除了大量影碟和经常更新的音响外,还豢养着两只硕壮的藏獒,其中一只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向吕发动无情的攻击,咬破吕的动脉。如果抢救不及时,吕的灿烂只会定格于永恒的回忆里了。

   2004年9月,吕贵品约我一同前往钦州,在去南宁的路上,他谈起构思的几部诗剧,顿时让我再见到诗人吕贵品。他的智慧、本色和空灵,大都消耗在所谓的创业里,虽然在欲海横流的现实世界里,吕积累财富的能力得到了足够的印证,但他还是不停地奔波,此时怕是在宁夏的沙漠边缘,手捧古兰经,又在伊斯兰的天空下寻找商机呢。

   吕贵品无论怎样折腾,他留给我震撼我的还是他的诗歌。按理说,他已满身创伤,或者说腰缠万贯,但天生的好动使他的大脑总是陷入亢奋之中。严重的糖尿病并不影响他喝酒,有时真担心他一命呜呼,但冥冥之中,又感觉上苍之手似乎总在牵着他,因此,只要他还活在人世上就给我们留下许多可能。

  我还是在大学时就知道郭力家。当时他经常出现在学生宿舍的门口的台阶上,斜眼吊春晖,只要有靓丽的女学生走过,他眼睛的余光会一直跟踪到人家消失于街道的尽头。我一直认为他心术不正,匪气十足,虽然知道他也写诗,但根本没有心情与他认识。中文系的张锋、鹿玲等人似乎与他熟悉,是否有人落入他的陷阱,不得而知。后来郭在长春一家出版社任职,若有不想接听的电话,他会对着话筒说:这是火葬场,需要派车吗?我想,以为打错电话的人会郁闷一天。

   对于郭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曾经非常反感。多少年之后,在北京又与郭力家相遇,在岁月的磨练中渐渐理解并欣赏了他。其实老家貌似反叛的背后,有着返朴归真的童心。年轻时无畏无序的状态,已经减退,尤其是现在,谈吐相当体面。他越是正经,越是怀念他无厘头的诙谐。郭是幽默大师,他的口语远远胜过他的诗歌语言。诗歌是郭力家出世的匕首,而口语是四散的飞箭,屡被射中的靶子不愿倒下,是希望老家能掷出淋漓的飞镖!

  “拣来各军兵种所有番号对对付付/缝上我这件浑身呲牙咧嘴的破衣裳/拒绝加入正规部队/是我的本性/逼我对自己要终生难忘”。郭力家诗作不多,1987年混迹青春诗会,是他惟一与官道并轨,之前之后野生于荒地之上,无党无派,缺少雨露滋润。前些天,他约朱凌波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上岛咖啡店里,一本正经地拿出新作,迫不及待地朗诵,并询问大家的意见。老家天真无邪的表情,让我开怀狂笑,什么都不能让老家矮小,但诗却能。郭力家同志是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签字认定的正教授级编审,还是偷税漏税的出版商,现在体面地活在北京,偶尔流窜于长春酒馆里。

   长春自诩为文化之都,各类高校遍布整个市区。在学院的围墙外面,至少有一个名字不容忽略,那就是经常流窜于各色民间诗刊之间的邵春光,现在似乎又叫“邵揶”。1984年初夏,在吕贵品的宿舍里偶遇邵春光,他清瘦,似乎还留着胡子。寒暄过后,我即告辞,之后始终没有再见。2003年底,默默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在上海,说要给邵春光举办诗歌朗诵会。虽然没能参加,但这个“霹雳诗王”久远的故事被我重新想起,那就是他别具一格的婚礼。听说他的婚礼完全按照葬礼的仪式来办的,凡是来宾均要戴上黑纱,会场里播放哀乐,这种另类的生活态度至少在追求新奇的当今社会也不落伍。颠覆传统和规则,或许是更直接表达或揭示本质,老邵是个奇人。这些年来,他一直活动于民间,甚至都不露出水面换气,也真是一股劲儿。

   程宝林的可爱之处就是木讷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敏感而火热的激情。1984年我迁徙北京后,程是我最近的诗歌兄弟。1984年底,他拿到《青年文学》七十多元稿费后,除了买上平生第一套西服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侧黄庄的一家饭馆里请我吃涮羊肉。那时羊肉按斤来称,一斤一盘,而且分量很足。吃了两盘之后,似乎还有余地,宝林额头渗汗,咬牙又添了一斤。酒足饭饱之后,我相当知趣地坐在他宿舍里,搜刮出平生最煽情的语言,为他即将出版的《雨季来临》诗集写了宣介。

   宝林的才华和勤奋,均是他笔耕不辍的源泉。这个湖北佬爱上了成都女子,大学毕业后毫不反顾地奔了四川。他把大学时命名的“无闻居”创作室,搬到了成都,后又搬到了美国。在去美国之前,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成为林语堂第二。之后他每年都有新书出版,但能否像林语堂那样用英语写作,我始终真心期待,好在生命还有一半的时间。2004年10月,在上海绍兴路的汉源书店里,陈鸣华谈起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一书,并说在新书排行榜上已经进入前20位了,可以想象老宝在旧金山的洗衣店里正得意呢。

  杨榴红当时在人民大学人口系读书,名噪一时的《白沙岛》让这个可爱的北京小妞成为学院诗人。若按当今时尚的称谓,祖籍绍兴的杨榴红绝对称得上是美女诗人,那时喜欢、暗恋和追求榴红的人,应该是数不胜数。2004年6月在日本东京,与刘波共同追忆似水年华时,他还由衷地感叹榴红的容貌和气质,竟然记得自己去人民大学寻找她时的旧事。

   1985年春,由程宝林编选的杨榴红和我的诗歌合集《白沙岛》,在一波三折中出版了。不少人以为我捷足先登,和杨成为秦晋之好,这种误解持续太久的时间。难怪2003年1月的北京聚会上,北岛还开玩笑地对邵燕祥先生说:他差点成为你的外甥女婿。邵先生特别认真,连连说,我不问年轻人的事。虽然是乱点鸳鸯谱,但因出版《白沙岛》共同面对的磨难和打击,连同那段生命中结下的患难友情,依旧历历在目。如今榴红和宝林,都在美国,只是不知道他们各自生活的细节,不知道是否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华海庆是我同住一幢单身宿舍楼的诗歌朋友。他生得白白胖胖,相当富态,有点像清末民初时期的纨绔子弟。诗人是个奇怪的圈子,你会在人群中发现同类,在同类中找到热烈的回应。他在我之后也自费出版了《流浪的日子》诗集,虽然在政府机关工作,但诗歌似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带我去万寿路顾城的家,那天顾好象是去了定慧寺举办诗歌讲座,谢烨在家,我们便匆忙告别。1986年6月,我们在甘家口物资礼堂举办过惟一一次朗诵会,邀请了当时在京的雪迪、黑大春、马高明、邹静之、吕德安等人,热闹非凡。

   时空的转换,地理的变迁,不断地让人失去一些东西,包括朋友。但有些人即便一生没有音讯,他在你心中会永远存在。1991年我去了日本,华去了加拿大,隔着太平洋,彼此为了生计和学业拼命地挣扎。自那时起,我们失去联系,后来我回国,遇见他的同学还曾多次打听他的消息,真是泥牛入海,谁也不清楚这个大连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富态娃娃,身在何处。2005年1月,为了等待与客户碰面,我在上海竟呆了10天。其中的某一天,上网收取电子邮件时,无意中发现海庆的邮件。感谢网络,他竟能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有限信息,然后聪明地寻找到我的电子信箱。按着他留下的联系方式,拨通了他的电话,声音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才知道他已落在广州。生活改变着我们,当接近梦想时发现自己先已面目全非,这位写过《断指》的诗人,也在生意场上搏弈着。那几天上海阴冷刺骨,蓦然让我温暖起来,多年失散的兄弟重新团聚了。

   在这里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女诗人虹影。当时虹影远在重庆,由于和华海庆同在一个系统,出差来京时大家彼此认识了。虹影的字比较端正娟秀,她咯咯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后来虹影在鲁迅文学院学习,1989年夏,我们巧遇于天安门广场,在百万人的洪流中迅即消失,之后就杳无音讯了。1994年7月,我随日本一家电视台回国拍片,在大连由朱凌波带我去见一些参加中外比较文学会议的代表时,我又见到了虹影。功夫不负有心人,此时虹影名声雀起,已经成为旅英著名作家了。曾经为虹影煮过鸡汤的杨锦向我展示了泰晤士报刊载的虹影巨照,真让我感慨。有时在书店里见到虹影新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大都印着她的靓照,依稀还能听见她久远的川味笑声。

   正像徐敬亚说的那样,大学时代我和包临轩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临轩和我同届,只是我读经济,他读哲学。黑格尔没有使他走火入魔,艾略特却让他一度走上了诗歌之路。在大学图书馆旁边的水房里,我经常聆听他的朗诵,激昂的语言,子弹似地射过我的头顶。我们的诗作在《青年诗人》上刊登之后,分别收到梅河口一个女性青年的来信。正好是毕业之际,那个女孩子又给寄来维纳斯石膏像,作为送行的礼品。我先从邮局取回,在返回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包临轩也夹着一个纸箱兴冲冲地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一模一样的纸箱里也装着维纳斯石膏像。临轩肯定以为只有他有,在我追问取的什么时,他含糊地说家里寄来点东西,我佯装相信,走出很远,回头对着包临轩高喊:哈哈,那是维纳斯!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脸愕然,用手挠头,极其尴尬地傻笑。这件事一直被我们共同的诗歌兄弟李梦记得,每次聚在一起时,经常翻腾出来。

   除了临轩和李梦之外,大学时代,朱凌波是我另外一个一生的兄弟。他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公牛,是生活中打造出来的硬汉。1985年,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次年,因为“非法出版物”《北方没有上帝》诗集,本来可以成为贪污腐化的朱行长,被贬回原籍,蜗居于牡丹江。但天生不安分的他,为了张扬和鼓吹第三代诗歌,流窜于大江南北。同居一城的宋词,此时成为他的帮凶,一唱一和,让祖国比较偏僻的牡丹江小城,散发着现代主义的流毒。当年的凌波,长发披肩,满脸胡须,可谓是赤膊上阵了。他和包临轩联袂写了比较客观的攻击谢冕先生的文章《疲惫的追踪》,大意是前辈们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诗歌的脉搏了,应该轮到这一代了。在深圳,为了赶往深圳大学进行诗歌讲演,他骑车飞快地在建设中的深圳大街上狂奔。由于没有施工的标志,凌波跌落于3米深的大坑之中,下颚脱臼,牙齿四溅。昏迷中被人发现,大难不死,却需满地找牙。经过住院治疗,凌波的牙齿用铁丝固定起来。在他途经北京住在我处时,一些朋友还专门看他,记得杨榴红看着他微启嘴唇喝鸡汤的样子,还认真地说:嗨,你怎么戴着嚼子呢。

   现在,凌波也混迹北京,身上已经褪去当年的狂野和无谓。貌似地产策划大师,活跃于清华大学的讲坛上,并在北京以外的中小城镇的建筑市场上往来穿梭,挣钱,养家糊口,但骨子里的反叛和不屑让他独闯江湖,杀手似的目光却平添了些许温柔。

   如果时空倒置,把潘洗尘放到民国时代,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的人生呢?左思右想,我还是无法把他和诗歌联系到一起,想象不出来荒蛮之地怎会有风花雪夜的情趣,倒是一个识文断字、杀富济贫的土匪形象,反复出现于我的脑海里。1983年9月底,潘洗尘、杨川庆和杨锦等人抵达长春,在吉林大学我们围绕大学生诗歌做过激烈的恳谈。那时,学院诗风靡大江南北,云南有于坚、彭国梁,甘肃有封新成、菲可,四川有尚仲敏、燕晓冬、李亚伟,北京有西川、海子、程宝林,上海有宋琳、许德民、张小波、安徽有姜诗元、简宁、钱叶用,各地还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豪杰。与我们这群莘莘学子相比,潘洗尘充分展现了东北特有的豪迈和匪气,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那是一个精神传承但又目中无人的时代。潘洗尘恰好在此时初出茅庐,在并没有真正理解诗的真谛就成为了诗人,其锋芒和张力瞬间膨胀到最大。潘洗尘的名字迅速扩散,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成为大学生诗歌摇旗呐喊的重要人物。

   即便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被选入语文课本,被学生们反复诵唱,我却认为洗尘对于诗歌的贡献,活动远远大于作品。《大学生诗坛》的创刊,《多梦时节》的出版,乃至一些诗歌刊物的栏目,潘洗尘极尽其煽动和鼓动,不断地推陈出新,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界,可算是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了。诗的高低优劣,本来没有公认的尺度,角度和立场不同,诗的认知和评价全然相迥。洗尘并不多产,但他明显烙着时代色彩的作品,会让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有着某种共鸣和久远的回忆。

   上海是我命中的缘分城市。现在每年不少于十次以上的往返,有时是因为工作,有时却不是。1985年,我被国家计委派往上海工作一年。当时除了工资之外,还享有出差津贴,近乎于双倍的工资收入,在财富匮乏的年代里似乎手头宽裕。怀揣3块钱的月票,在上海的大街里弄里乱逛,让我了解和理解了上海。

   现在我依然保留着大学以来的所有诗歌通信,其中与复旦大学傅亮、华东师大陈鸣华的通信相当频繁。傅亮是个非常率真的人,交谈时偶有结巴的嫌疑,但进入朗诵状态,犹如行云流水,流畅且极富感染力和杀伤力。他的大段大段的句子,在当年堪称学院诗的亮点。鸣华显得中规中矩,沉稳且老练。记得在校园里遇到两个女学生,鸣华一改平日的内敛,兴奋地畅谈不停。诗歌是那个年代的光环,至少不像今天提起诗人让人有异样的感觉。我还记得在真如附近的大排挡里,傅亮、鸣华和我展开爱情的讨论,在观点相左时,傅亮起急,说:别,别他妈的说了,不,不许再提某某某!多么可爱诚挚的年代呵。                                    

   也是在那时,我见到留校任教的宋琳。宋清秀英俊,特别是他的一手好诗,显得与众不同。2004年在北大诗歌中心成立的仪式上,再见宋琳,顿感岁月催人老,白发双鬓生,只是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仍旧放射着特有的光芒。徐芳是我始终注意的名字,她不张扬,但其作品在女性诗人中有着足够的分量,远在一些名字飘忽、作品苍白的格格们之上。1997年,鸣华约我在上海展览馆参加诗歌朗诵会时,我又见到徐芳,她领着善下围棋的儿子,好像儿子的棋艺足可围住世界。我还保留着张小波1985年在邮局写给我的信,信中反复说忙啊忙啊,那时张的诗独树一帜,引领了一群雨披。后来在北京与张见过数次,谈到当年创作时,他对自己风靡一时的作品不以为然,但我还是记住他的优美的想象和诗句。

   2002年春天,李占刚所在的《生命周刊》举办了横山岛笔会,其实更像老朋友的聚会。严力、默默、张远山、许德民等人一同前往,当晚在多功能厅里大家准备狂唱卡拉OK,可能是严力兄的倡议,竟然变成诗歌朗诵会。当年许德民、孙晓刚、李彬勇和张小波大打“城市诗”的旗号,现在成为画家的许德民虽已发福了许多,谈起诗歌来,依旧特别动情。

   严力的气质和风度,以及鬓角隐现的银发,永远让我有一种贵族的感觉。这位历经《今天》和星星画派的前辈,亦书亦画,永饱青春。在美国,他的《一行》诗刊可谓是汉诗不灭的火种,尤其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不可替代的诗歌载体。

   默默不愧为撒娇大师,对襟的中式外套,修剪整洁的秃头,俨然一副准备随时撒娇的样子。上海的房地产业成就了许多富翁,默默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他把底层的房子改造成撒娇诗院,南来的北往的,只要写诗,就不问性别、年龄、观点、流派,都可以免费住进撒娇行宫。每次去,总能见到各色人等,搂着茶壶撒娇呢。最近的一次,见到车前子、小海和李德武等人。小海刚从政府重要的岗位退下来,眼疾似乎较重,但不影响他继续打量世界。那天车前子撒娇撒大了,当即提笔作画,在宣纸上画出两只螃蟹,一公一母,完全采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夸张逼真。之后大家起哄签名留念,我想默默总不会把它悬挂出来吧。

   在上海,默默一年之中总要张罗几次朗诵会。偶尔前往参加,重温了刘漫流、郁郁、冰释之、古冈等老面孔,也能见到李笠等散落海外的老朋友。其实,在上海有一个人虽然一直未见,却很难忘记,他叫吴非。1985年盛夏,吴非约我去他家吃饭,酒菜刚刚端上,车间主任敲门而入,当面警告吴非,如果继续迷恋诗歌而旷工,集体企业将把吴非开除。在那个年代工作就是饭碗,就是命,而吴非毫不含糊,当即作答:老子不干了!当时我惊呆了,完全被这个貌似老实的上海人的举动震撼了。诗给人勇气?我不太信。但为了诗,耳熟能详的朋友作出了多少牺牲呢!这些年来,吴非早已不再混迹于诗坛,但他在取舍时选择精神的举动有时被我想起,总不能遗忘。

   北京黄亭子50号酒吧早已不存在了,简宁却健康快乐地活着。我一直记得简宁的名字是因为爱而诞生的笔名,这个科技人才竟然置国家的科研不顾,也踏上诗的歧途。红火的那几年,分别陪阿吾、程宝林、钱叶用、宋词等人,去过简宁的酒吧。有时简宁不在,他们就会让店员打电话喊他,记得简宁每次都来得很快,如果简宁经常如此的话,也真够命苦的。在酒吧里,我还偶遇过西川,那天煞有介事地推荐他去关注股市。后来在深圳和北京数度见着西川,他的样子始终未变。简宁的酒吧终于关张了,那以后不大常见简宁了。去年夏天,因为业务拓展的需要,我去简宁公司拜访,看他把图书公司打理得有模有样,不免感叹简宁还真是一个经商之人,否则积重难返的事情被他梳理井井有条,像是梳理女人头发一样简单。

   想起钱叶用就想起苹果的故事。那是秋天,钓鱼台东街落满银杏树金黄的阔叶。钱叶用领着《十月》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来我的宿舍,一晚上把酒临风,纵论今古。我不善酒,但把哥儿几个安排得很是舒坦,均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钱叶用微醉时还特别认真地问我:你能理解热锅上蚂蚁的痛苦吗?他们住在鲁迅文学院那边,离我很远。那个年代是否有出租车已经没有记忆,那是奢侈品,与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小子们全无干系。晚上11点,末班车最后运营时间,他俩摇晃着出门。正好那天单位分了两筐苹果,我无私地装满两塑料袋,让他们提着。他们是否谢过我已不记得,只是担心他们赶不上车,便催促:快点!次日上午钱打电话告我,为了急于赶车,急奔中塑料袋破裂,苹果散落一地。况且苹果又是圆的,况且黑灯瞎火,况且两位微醉,他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诗的歌编辑在大街上摸呀、摸呀。据说天已放亮,他们终于将苹果逐一找回,然后用衣服裹着,在秋风萧瑟的凌晨赶了回去。

   阿吾在1989年离开《光明日报》后,暂时被我介绍到国家计委宿舍楼里,和我住了一年多的邻居。他是个聪明、敏锐、行动力极强的人。我和他的相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朗诵会上。当时杨练朗诵了《诺日朗》,并谈及创作主张,我那天朗诵前也谈了自己的肤浅见解,阿吾登台后大批某种主张,然后声称对赞同我的看法,并表示友好。他好象与张水舟坐在一起,散场后彼此也未深谈,他带着《中国相声》消失于人海里。和他住了邻居之后,经常倾听他的各种高见。阿吾是个经营意识超前的人,记不得他在哪里承揽了为一家磁化杯做广告的活计,反正他不停地忙碌,似乎工作之外还有不菲的斩获。他是个无师自通的经营人才,现如今在某著名大企业担当要职,我一点都不奇怪。那段时间,斯人和高星是阿吾家的常客,特别是高星,也许是住的近的关系,经常过来,还把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散文很象样地配上他的画,在他供职的杂志上重新发表。高星是难得的好人,除了诗文之外,还擅长绘画和摄影。当时我没有想到高星会创作甚丰,翻看他的新书时,不禁感慨良多。

   1990年,阿吾联络一些在京的诗人,共同打造《尺度》诗报。我记得田晓青、刘自立等人也参加了筹备。第一期的片子是由臧棣出的。我陪阿吾在中国新闻社门口与臧棣交接。诗报印好后需要折叠,阿吾、简宁、斯人、高星等人把我的家当成装订车间。《尺度》似乎出版两期就夭折了,我不清楚其中原因,那时我已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了。民间诗歌报刊历来是丛生且短命,但《诗参考》却不同。1991年初见中岛时,他刚来京组稿,因为当时民刊众多,并没有在意。让我惊叹的是,中岛一直把《诗参考》办到今天,其中的辛酸苦辣旁人无从体会,单从这一点,中岛瘦弱的身影变得高大起来。有一次伊沙来京,他和中岛,一起在湘君府吃饭,风传中的网络大侠伊沙憨厚可爱,全然没有霸气。他的《车过黄河》一直被我记得,每次听到有人说“我是黄河的儿子”时,总是想起伊沙空中飘落的洗礼。

   出国前,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戈麦。戈麦的家在黑龙江的宝泉岭,而我的家在佳木斯,是他必经之地,那天我们热烈地谈论下次一同返乡的事,我还答应他在转车的空隙,一起坐在江边的鱼馆里喝酒。后来接到阿吾的信,知道戈麦自杀的死讯,扼腕惋惜。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1999年,日本诗人财部鸟子和是永骏来京,约我一起去昌平王家新家,在那里我听了西渡向是永骏介绍戈麦之死,不免一阵感伤。那天晚宴,除了财部鸟子、是永骏之外,唐晓渡、王家新、孙文波、欧阳江河、西渡等人一同参加。

   财部鸟子是日本很有影响的著名诗人。战争年代,她生活在我的家乡佳木斯,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组织翻译过大量的中国诗歌,经常来华交流访问。1994年,她还委托我与国内诗人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日本群马是世界诗人节。本来是组委会想请北岛,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最后我还是给心目中纯粹的老诗人牛汉和邵燕祥发信。由于名额的限制,最终牛汉先生与会,并做了基调演讲,博得与会者的盛赞和感动。牛汉是值得敬佩的老爷子,他的刚直不阿、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在2000年1月的北京诗界迎春会上,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那天共有近100位在京的诗人到场,牛汉在专题发言中,谈及“感谢苦难”,其中一位原意识形态的高官诗人就坐不住了,也拿起话筒,质问说“是党给你苦难了吗?”中午用餐时,除了会务人员围拢高官诗人之外,牛汉先生的餐桌旁聚集一群值得尊敬的前辈。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再拿政治大棒吓唬人,恐怕只能吓唬自己了。  

   财部鸟子每次来京,似乎都要拜访牛汉先生,记得有一次风大天冷,近80岁高龄的牛汉竟然骑着自行车前来,从十里堡到地安门,一路上老人逆风而行!财部鸟子特别喜欢和欣赏陈东东的诗,并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了陈的诗集。陈性格内向,话语不多,可能诗歌已经完全表达了他的思想。其实上海还有两个名字一直让我记着,就是王寅和陆忆敏。

   在日本留学期间,基本上是我诗歌的空白,除了间或写些诗作,更多的时间是忙于生存和学业。在富山,遇上刘晓峰和李占刚这两个文学旧友,与他们的交流给我寂寞的生活里注入诗歌的色彩。记得阪神大地震的前夜,晓峰和我大谈诗歌,余兴未尽,凌晨他还送我回家。路途很近,我们故意兜了圈子,依旧热烈的谈论,那时灭顶之灾即将发生,却没有丝毫的察觉。等我被震下床时,还在梦中摊开稿子,写着诗呢。占刚一个人留学,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我经常在午夜时分出现在他家的门口,只要他有兴致,彻夜长谈就无法避免。诗歌是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我也以为,占刚的作品毫不逊色,只是这些年来没有在应该发表的时候刊载。现在,占刚已在上海落脚,且住在浦东的碧云国际社区,他家附近新开了一些特色酒吧和咖啡馆,每次去上海,我都会和他坐上一个晚上。占刚是一个感性的人,有时会被某种事情激发出难以想象的热情。

   占刚的硕士论文《论北岛》,这在日本大学院的毕业论文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难以想象的。2001年底,在上海贵都大酒店的酒吧里,北岛、严力、占刚和我,饮酒欢谈,度过了难忘的忘年之夜。北岛对于我们来讲,是诗歌精神的启蒙,当年提出PASS北岛,无非是想超越北岛,完成一种传承。正像老家在长春见到北岛时所表达的那样:你就是北岛!我恨死你了!如果当年不去追寻你的足迹,我怎么落得今天这般地步!其实诗歌就是一种特殊的病,怨不得别人,一旦染上,终生无法治愈。现在每期还能收到《今天》杂志,想着对着镜子说中文的前辈,心中难免感伤。有时真想生活在久远的年代,哪怕是民国时期,战乱纷争,却可以战死疆场,痛快的生与死,远比现在不温不火的生活更有意思。精神已经苍白,财富的搏弈中,名利双收似乎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惟一尺度。

   在前辈中值得尊敬的名字还有林莽。他总是默默地保护和整理诗歌的遗产,在现有的位置上尽力做事。和他经常在一起的刘福春是我的学长,他憨厚可掬,在并不宽敞的书房里,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集,我敢说中国任何一家图书馆的诗集藏书都不及他的书柜。

   写到这里,电脑提示我文本过长,有丢失的可能。其实丢失也没有关系,记忆中的往事永存心底。之所以回忆,可能是因为自己老了,否则不会在热闹的春节里安静地追忆过去。生活里,感恩和惜福相当重要,还有许多细节和碎片都没能来得及整理。假期结束之后,我要重新面对支出和应收帐款,以及人脉、资源、客户、市场、需求等等并不让人特别快乐的事情,还得附庸一些小布尔乔亚的情调,比如出入欧美风情的餐厅,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漫谈,以及修剪松乱的头发。生活改变着我们,特别是在嬗变的年代里,有时会发现某些美好的梦想已不存在。或者说,我们接近梦想时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诗歌的美好在于能够让我在繁杂之中享受安宁,我心中的美好是怀念那个永不复返的诗潮激荡的年代。

                                       2005年2月14日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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