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诗会组织者见证诗歌从荒园中苏醒 ——《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圆明园诗会组织者见证诗歌从荒园中苏醒

文章来源：综合整理作者：黑大春发布时间：2005-03-25 11:59:27 点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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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大春是诗人，也是一位热情的诗歌朗诵推广者。

　　黑大春，本名庞春清，祖籍山东，1960年清明生于北京。1983年发表处女作《绿岛》，著有诗集《圆明园酒鬼》、《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等。

　　黑大春是最早在圆明园“安家”的艺术家。随着后来一批批诗人画家的涌入，圆明园一度成为北京最知名的文化符号。这里曾是数千只鸟儿栖息的荒园，茕茕孑立的大石柱上曾回荡着从荒园中苏醒的诗歌。黑大春见证了这一切。

　　一群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个

　　1960年，因预产期有误，我在家降生。我的父母是海军转业来北京的，在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文革中，读不到什么书。正在恋爱年纪的姐姐给了我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是郑振铎在30年代翻译的版本，硬皮、繁体字，我一下子就迷上了。后来，我又通过朋友，找了拜伦的抒情诗集和普希金的诗集。他们的狂言和雄辩很吸引我，但是最令我着迷的仍然是《飞鸟集》中所弥漫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童话色彩。

　　就是这时，我开始写诗了。最早的诗受泰戈尔影响很大，还有一部分受到上世纪30年代诗歌的影响，夹杂着文言和白话。

　　1979年春，我在街上看到当时很著名的一份民间诗刊，根据上面的联系方式找到了位于东四十三条76号院内的编辑部，这是一个复杂的大杂院，接待我的是周郿英，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谦逊、包容、善解人意，后来做了那么多年朋友，我发现，这就是郿英的本色，而不是向外人刻意表现出来的客套。我对郿英提出想见一见他们中最重要的几位诗人，郿英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多年以后，芒克回忆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当时他一见面就很狂地说：“我是个诗人。”我已经不记得了。

　　只记得另一位著名诗人很中肯地给我的诗提了很多意见，一语道破我是在模仿泰戈尔，而且看得出，他对泰戈尔的诗有很深的了解。这次谈话令我心悦诚服，不久之后，我被吸纳到他们的编辑部。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到当年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芒克与另一位诗人负责组稿，我、老鄂、徐晓、桂桂、小英子等负责誊印、张贴。忙完了一天，北岛带着大家一起到街头摊喝碗豆腐泡，或者去西单著名的包子铺吃包子。我记得有一次与一位姓徐的女诗人谈到这段生活，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众多民间文化团体中，我们是最没有帮会习气的团体。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名利之争，有的只是个性的碰撞。作为其中年龄最小的诗人，我与他们成了忘年交。

　　像海明威那样生活

　　1980年，我瞒着父母，跑到福建鼓浪屿看海。临走前，郿英塞给我一些粮票，还告诉我很多走南闯北出门远行的经验和诀窍。在鼓浪屿，我找到舒婷，她很热情地招待了我，感觉像大姐一样亲切。

　　1981年左右，我和芒克一起来到白洋淀，我抱着一种朝圣似的心态来到这片新诗歌的发祥地，并写下了《白洋淀献诗》。

　　那时，我开始大量涉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像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克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及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等。这些书不仅影响了我的思想，而且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方式。我那时总爱穿一件黄色外套，留着长发，这身“时髦装扮”其实是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其中的一些影响，现在想来是很负面的，酗酒就是最恶劣的影响之一。

　　那时，大家经常在一起举杯畅饮，每当喝到兴头的时候，就开始大段大段地背诗，我们当时把这叫做“浪诗”。酒过三巡就开始互相叫唤着叫对方“浪一首”。

　　另外，也是直接受了海明威、庞德、叶赛宁的影响，我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练习拳击。经常在一起打拳的有我、芒克、甘少诚、赵南等。周郿英的弟弟周宝英是一个拳击好手。他常带着我们去圆明园练拳，还送给我一副职业拳击手使用的手套，与现在常见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手套不一样，这种手套裹着棕皮、非常非常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所名叫“长征”的食堂吃饭，那里用很高的塑料桶盛酒，我们那天也不知道喝了几桶，宝英开始大段大段地背诵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令我惊诧不已。多年以后他还跟我提起那晚，说他是骑着自行车画着龙回的家。

　　关于两位天才诗人的回忆

　　多多与芒克是最早从白洋淀走出来的诗人。我与多多在一次诗会中相识。他叫我想起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安德里别雷，这个据说有着三分之一犹太血统的诗人，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个奇才。他是一个锋芒外露，性格极强的人。这不是简单的恃才自傲，这是一种复杂的人格。我想这也许是天才的通病。

　　芒克第一次带我去多多家时，我在一个大本子上看到这样的诗句：“在北方的田野里有一把犁让我疼痛。”我一下子被这诗句打动了，但却直率地对他说，我觉得你的诗太像迪伦·托马斯了。我一说出口就有点后悔，因为对一个像多多这样的诗人来说，指出他的诗歌像谁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但没想到多多竟然很自然地说：是啊，每个诗人都应该模仿迪伦·托马斯。他的这种坦然一下子叫我看到了多多的另一面，在面对诗歌时，他是谦卑的。

　　但是，在面对同时代的诗人时，他又是刻薄和严厉的，他的光芒伤害了许多仰慕他的后来者。在80年代末的一次诗会中，大家推举多多评点年轻诗人的创作。多多丝毫不留情面，用他特有的方式，挨个挖苦了许多人的诗歌，其中也包括海子。

　　多多的点评尽管刻薄严厉，但他的语言很精彩，很犀利，常常引起大家的哄笑。其实这种哄笑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但是海子无疑在这一次诗会上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据说，诗会结束后他跑到骆一禾的家中大哭了一场。

　　不久，海子去世了。在1989年4月中央戏剧学院《幸存者》朗诵会后，多多趴在我肩膀上失声痛哭。我当时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只是言不由衷地说了一句，这不怪你，多多。

　　3月26日，海子的忌日快到了，我想起了多多的一句诗，“你所要忍受的记忆是这样强大，这夜人们同情死亡却嘲笑哭声。”在此仅愿死者不死，生者长生。

　　圆明园里神秘的黑衣人

　　我们的诗歌团体解散后，我暂时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一天去圆明园，在福海中央的小岛上找到一处废弃的房屋，看着斜阳落日的壮美，就异想天开地决定定居下来。

　　圆明园以前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芒克等人还爬到那些废弃的石柱上“浪诗”。我一直不愿这么做，只在一座巨柱顶上睡过觉，因为我对这里有一种敬畏。圆明园成为公园以前完全是个废园，一天也见不到几个人，园内杂草丛生，四处散落着遗迹和残骸。我独自在岛上住下来，弄来个电炉子煮饭，跑到临近的村庄打水，陪伴我的只有一只黄鼠狼。

　　那个小岛具有天然的诗性。周围是浩瀚的福海，前方是仿造佛陀弘法的地方建造的舍卫城废墟。一棵断裂的树干搭设在中央岛和西边一座小岛之间，构成了天然的桥梁。每到傍晚，白鹭在上空不断地盘旋。夜晚四处传来各种怪鸟的叫声。后来，据北大一个生物学家调查，当时在圆明园栖息着数千种鸟类。

　　我的好朋友小京和他女朋友给我送了很多彩色的蜡烛，在当时能弄到这么多彩色蜡烛很不容易，夜幕降临，我就点起蜡烛照明。另外一个住在附近的同学弄来些塑料布，给我当窗帘。我的房间里挂着一幅马德升画的圆明园巨石油画。这里的巨石和独特的景致不仅是马德升的题材，也是星星画会很多人的题材。我听说马德升直到现在还在画石头系列。

　　我就这样在圆明园的废屋中住了一个月。圆明园附近的村民开始不知道我的来历，四处流传着在岛上有一个神秘的黑衣人。后来，圆明园管理处的处长亲自来询问我，知道原委后不但没有赶我走，还和我成了朋友，经常找我喝酒。我还把我的第一本诗集送给了他，尽管我知道他不一定看得明白。

　　圆明园诗会见证最后的荒园

　　1984年夏，市政府决定把圆明园建成公园，直到推土机开进来，我才搬走。我无意成了这片荒园最后的见证者。后来，圆明园逐渐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文化符号之一。90年代，圆明园画家村的一些朋友把我当作最早在圆明园居住的艺术家，请我去讲这段经历。我没有接受邀请，因为他们与我当时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他们每天都处在生活的窘迫中，而我的家就在现在海龙大厦附近，随时都可以回到家中。我在那里住，追寻的只是诗意。

　　在圆明园居住的这段时间，我与同代的一批诗人成立了圆明园诗会，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我们的诗歌朗诵与以前的朗诵会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以前的诗会带有很浓重的表演味道，诗人大多不朗诵自己的作品，要请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或朗诵好的人代读。而圆明园诗会的朗诵会与美国“垮掉的一代”那种朗诵会已经比较接近了。

　　圆明园诗会时期，我还开始与摇滚圈的一些朋友尝试诗乐合成，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圆明园诗会留下了美好回忆，尽管有着太多的浮躁和浅薄。

　　口述：黑大春采写：《新京报》记者张映光 200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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