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经常碰到有人问我们关注的是什么？简单地回答，就是城市的一切。如果要精确点回答，那就是，我们一直都奢望着能够激情饱满地去反映那些处在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个性市民的生存状态，并期望若干年后，人们还能从我们这样一本杂志里，感性地得到关于这个年代的城市人各种触觉吸收回来的生活信息。例如:
上海，上海，很香，很high。
走进21世纪，受全球化和商品化两大刺激，上海的体内荷尔蒙再度激升，上海追着世界跑，世界也开始追上海。
2005年，追张爱玲的常德公寓和吉米金的百乐门是最丢人的老土，新的追法是追新上海：外滩的3号、18号、6号、5号，南京西路的Jean Paul Gautier旗舰店，东平路上夜里10点仍要排队的餐厅、永福路上只接待富贵的会所。
这个上海由本地那些以“上海”为名的媒体宣扬着，也由北京、广州、台北乃至东京、纽约、伦敦的媒体追捧着；可是这样一个摩登的上海，却跟那些普普通通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上海人很少关系。
与普通上海人相关的上海是昂贵的楼价、拥堵的交通、一份交足“四金”的工作、两笔收入不错的外快。在他们心中，整座城市最伟岸的刻度，不是东方明珠的468米，而是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市民梦想。
所以，普通的上海人歌颂本城，只用最单纯的语言：
“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从小就出生在美丽的上海
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死也要死在我美丽的上海
这就是我们上海人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这就是我们上海人
我们为你感到自豪”
这是一种自豪，是由衷的也是可疑的。假如由“顶楼的马戏团”敲着铃鼓深情而嘲弄地唱出来，就是一首上海赞歌。
2005年1月29日，苏州河北岸，我在一座清代面粉厂改建的艺术馆里重遇“顶楼的马戏团”。
就像麦兜成长于香港新界，涂鸦发源自纽约地铁，“顶楼的马戏团”生长在上海的小市民社会里。
它由四位固定成员组成，他们大多是自封的帅哥、比帅哥更衰的帅哥、以及公认的天才、比天才更菜的天才。
通常，他们出现在上海湿冷的街头和火柴盒般的房子里，他们是公务员、摄影师、大学老师和自由职业者。
一转身，他们钻进老房子的地下室，爬上老仓库的顶楼，他们唱摇滚，写诗，画画——搞艺术。
他们是上海人，从小就生活在美丽的上海。
他们是小市民，说上海话，喝三得利（一种上海本地啤酒），把自己的作品献给隔壁弄堂的阿三、修脚踏车摊头的老张、唱滑稽的王小毛、搞摇滚的长头发。
从左到右，照片上的这组人是顾磊、毛豆、梅二和陆晨，我希望也把这篇关于他们的报道，称做“上海青年的市民生活与理想艺术”。
上海青年甲
陆晨:一半是公务员一半是艺术家
您好吗？我非常幸福。陆晨期待有一天能像杜尚那样，面对记者如此回答。
1977年出生的陆晨是“顶楼的马戏团”的主唱和大多数词的作者，他喜欢用一种介乎于自嘲和自豪之间的方式说自己是个艺术家。
和陆晨说话的时候，觉得他总是在不断地给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作一些暗示。虽然自我暗示是每一个心灵敏感的人的惯性动作，陆晨的方式更加突出。
他喜欢给东西命名，这大概是一种跟世界交谈的方式。在他的家里，一只黄铜的烧炭火锅上写着“里约热内炉”，一尊维纳斯石膏像上用金色的记号笔写着“未带文胸的维纳斯”、同事集体照下面写着“穿制服的隐身人”。
他还在墙上贴上大大小小的写了字的纸片，为一些抽象的情绪命名或留念。“人力无为。04/6/27”，4个字和一个日子，说的是一段求而不得的感情。“人心至愿辄止”，这六个字是自己想的上联，下联还没想好，大概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有答案。
书架上的书也说明他是一个想得太多的人。《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摇滚青年必备。鲁迅、卡夫卡，有点深刻。杜尚、又一本杜尚、第三本杜尚，艺术青年。刘小枫、荷尔德林、鲍德里亚……
当然书架上也有《小飞人卡尔松》。卡尔松爱淘气、爱吹牛、有无穷的想像力，背上有一个螺旋桨……这不就是陆晨？陆晨爱吹牛、爱说黄色笑话、他有无穷的想像力、他写诗，他的背上没有螺旋桨，但是他能够站在苏州河边的房顶上向下着雨的天空叫喊，把一句诗变成脏话，把脏话变成呐喊，再变成喧闹、变成狂欢，冷不丁地，又变成抒情。
“亲爱的居民同志们，你们快乐吗？”这就是舞台上的陆晨，讲一口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其实陆晨的家在“上只角”的静安寺，二十几年都没有搬。在上海，谁都会说几句苏北话，越是住在“上只角”，越是学得很兴奋。
陆晨上台，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引人爆笑，他总是一上台就兴奋，曾经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在舞台上，陆晨经常把声音转换到另一个频道，让自己变成富有责任心的中年女性街道干部——一个精华版的上海小市民。一会儿，他又变换频道，把自己变成流行歌手，他叼着话筒晃动身体、号召台下一起唱，事后又为真有人回应而乐不可支。他还在舞台上扮演重金属狂人，甩头、晃肩膀、作势砸吉他，一部分观众兴奋得乱POGO（一种在重型音乐会当中跳跃、奔走、冲撞的行为），另一部分笑岔了气……不过后来陆晨告诉我，他已经对这种风格化的表演厌倦了，他现在想要那种面无表情的表演，笑过了又好像没笑过，不再喜怒形于色。
这样的陆晨拥有一个就摇滚青年而言异常诡异的职业——公务员。陆晨像所有的机关职员一样，管工作的地方叫“单位”。他拒绝带他的蓝色制服给我看，但是并不反感这份工作。
——“单位就像一座航空母舰，它是如此大，已经和大陆没有区别。”
是安全感。
——“由于工作强度相对不是很繁重，在上班的时候，我能做很多时间的胡思乱想，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是满足感。
——“单位里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业余生活在做些什么，事实上知道了也没有任何关系，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工作勤勤恳恳，热爱文化艺术的好青年，这并不会让人难以接受。”
是穿制服的隐身人。
大学读广告的陆晨毕业去考公务员，只是因为不喜欢广告公司的节奏——像安迪•沃霍一样，太疯狂。而在政府机关做公务员——“就像卡夫卡是打字员，杜尚是图书管理员”，他的态度近乎感恩。
——“这份工作干一辈子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忽然用了一个双重否定，脑子转了转才弄明白。
上海青年乙
梅二：楼房式大院、Ｇ调、“切切切”
一个高个子青年向你走过来，头上戴着绒线帽和耳机，身上斜背的是假的阿迪达斯包或是别着红色五角星的蓝色布包，他的包，今天背在自己身上，明天或许就背在老婆身上，这个人就是梅二。
梅二是陆晨的大学广告系同班同学，也是小学校友。那时候的小学，入学方式以街道划分，梅二和陆晨都在街道的这一边，便被划进了一个学校。“假如我家正好在马路对面”——梅二并不觉得懊恼地说——“那我就可以进重点小学了”。
梅二家在静安寺后面的后面。看上去有点普通的独幢老工房，占据的是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左前面是1949年前开纱厂的资本家的洋房，右前面是当年洋行买办的公寓楼，后面是1949年后的武装部参谋处，下楼拐个弯是现在的刑侦大队。梅二的父母都是部队出身，梅二家所在的这栋外观朴素的房子，其实是工房版的“部队大院”。
大院里的孩子都说普通话，梅二直到小学六年级才学会上海话，这项让人得以同上海小市民“同流合污”的技能，以后也成了“顶楼的马戏团”的第一语言。
高中那会儿，梅二和同龄人一样，从唐朝和迈克•杰克逊开始听摇滚。后来他主动出击：听电台DJ张磊的节目、到老中图门口买土制的西洋摇滚拷贝带、后来转为海关的打口磁带、再跟着科技进步一路走进CD时代。梅二说自己不喜欢在外面晃，从小喜欢自己在家呆着。最得天独厚的是，家后面的参谋部装了卫星大锅，所以他从小就有机会看卫星电视，比大多数人早一步听到外面的音乐。想当年看Radiohead的MTV，在Kurt Cobain自杀之前迷恋Nirvana，经过这样一番根正苗红的摇滚鉴赏原始积累，等到进入大学被陆晨翻开自己那装满磁带的小抽屉，也就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同龄人中摇滚启蒙的角色，再等原本只听港台流行音乐的陆晨们顺利归化，四个大学同学组起了一支名叫SEVEN的乐队，直到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工作的工作。
梅二毕业后的经历在朋友和自己的嘴中完全是同样的评价：无所事事。其实仔细数，他的经历也算丰富：做过旅行杂志的美编，在广告公司拍商业广告，在电视台下面的制作公司做节目，甚至还和朋友一起开过广告公司，后来因为没有客户而倒闭了。
近阶段梅二主要靠写些零散的稿子度日，买了WACOM绘图板后，梅二开始在电脑上画图。有一组连环画讲了一个叫“缓慢”的故事，说有个整天戴着耳机的孩子，一天忽然发现了一张陌生的唱片。唱片里的音乐缓慢而优美，戴耳机的孩子听着唱片在城市里游荡，忽然发现了城市的缓慢与优美。令我会心一笑的是，每次在户外见到梅二，他的脑袋上总是挂着耳机。
梅二喜欢相声，他好像说过想在天安门广场上表演相声。他也喜欢印度、爪哇等稀奇古怪地方的音乐，并且对节奏与和弦有着执著的敏锐。在一次为庆祝某个朋友被房东赶出来的派对上，他用一个G调唱了80首流行歌曲，后来就说应该搞一次那样的演出，名字就叫“G调”，演出要用来纪念李宗盛这样的G调大师，演出时应该有200人在台上台下一起用木吉他弹一个G调，同时高唱“当E调已成往事”……
梅二最近一直在脑子里构思拍电影的事情，并且把陆晨和顾磊当作自己的御用演员——就像昆汀的乌玛•瑟曼、冯小刚的葛优、北野武的北野武……在餐桌上，梅二和陆晨陶醉地做列举。在一部酝酿中的电影《切切切》里，梅二打算让陆晨和顾磊扮演一个疯狂的格瓦拉迷和一个假装的格瓦拉迷，在电影的最后，疯狂的格瓦拉迷绑架了伪格瓦拉迷，要带他去格瓦拉的世界拜访其真人。在另一部酝酿中的电影《我爱厨房》里，梅二打算将各种战争、史诗、科幻片的镜头拼贴起来，动用坦克、飞机、哥斯拉和正规部队，完成一次老婆煮饭的叙事——他说他老婆非常热爱做菜，但每次都是买回一大堆东西发动很多群众最后却只完成一小碟青菜。
苏州河：上海的马戏是看不完的
苏州河，这是一个令上海人也感到奇妙的地方。北岸，一半是新起的楼盘，一半是老闸北的旧房；南岸，假装朴素的是改装成Loft的老仓库，噪音漫天的是夹在仓库与高架道之间的异常狭小的工地。新起的楼盘都是寸土必争的高层，老式民居最高却不过两层，没有阳台，刚洗完的枕头套和棉毛衫裤就晾在路旁的树叉上，假如在房顶开一孔老虎天窗，阁楼上又能住一对新夫妇。
2005年1月18日，傍晚时分，各种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北苏州河路上，他们在找一条叫做“长安大街”的路。那天是长安大街101号苏河现代艺术馆的开幕酒会，那一晚，市民生活退到一边，理想艺术浮出河面，跑媒体的、混社交场的、搞艺术的、玩地下摇滚的，各种各样的人出现了，保安如临大敌地控制入场人数，周边的居民也闻风出动，我看到居民们插着手围观那些本来不属于苏州河的人，就好像看到我们城市的小市民社会包容着我们的理想。
当晚，“顶楼的马戏团”进行了一场名为“骡像”的演出。“骡像”就是“骡子的自画像”，是一首有骡子、小鹿、顶楼的马戏团、棕熊、河马和无以计数的昆虫的诗，作者为马戏团成员毛豆。
现场，专程为了看马戏团演出而来的人比想像中多。乐队的现场演出曾经触怒过很多人（肇事者当然是陆晨，他在一次演出中当众脱了裤子），也把那些乐评人搞得一下子很振奋一下子又很愤怒。
无论是始终坚持诗性的毛豆，还是善于恶搞的陆晨和梅二，或是大多数时候都在勤恳弹琴的顾磊，“顶楼的马戏团”最大的本事就是总是能够跳到各种框框的外面，用一种盛大狂欢的方式进行表演。手鼓、手铃、竖笛、木鱼、电喇叭、皮带……他们把各种各样超出想像力的乐器放到自己的武器库中，然后煞有介事地告诉别人：“我们每个人都身负十八般武艺，每次上台演出前必须要通过抽签才能决定由谁演奏什么乐器”，等看到你露出惊愕与崇拜的表情，再乐呵呵地笑作一团，得意地告诉你或者不告诉你，抽签其实是个玩笑。
这场演出后来被称作“2005年上海摇滚圈令人振奋的开始”，对2001年10月成立至今的“顶马”而言，也是一次很久都未曾有过的完整、成熟的演出。
1月29日，另一个苏河之夜，北京的“美好药店”来上海演出。我提早半个小时到现场，看到陆晨正一脸严肃地做舞台调试——他、梅二和顾磊将在演出的下半场和美好药店一起进行即兴合作。演出中，“美好药店”的小河戴着他那招牌式的帽子，神色阴郁地向上海致敬——“我小时候，可以尿得很远, 从苏州河这边，尿到那边……”马戏团的表达则舍弃了最后的抒情：陆晨跳上铺着棉被的条凳，一边吹箫一边捣蒜般鞠躬，梅二开始还说说相声搞搞口技，后来看加入的乐器越来越多，索性拿起一只敲得出声音的碗，跑向观众去化缘。
去年初夏，梅二在柏林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一个瑞典的流浪艺人团体，他们化浓妆扮农民，在衣服里垫棉花装大肚腩，演出的时候，他们载歌载舞翻跟头，把老歌翻唱得超出人们想像，还出了一张完全是翻唱的唱片。梅二说他想要的音乐就是这个样子：好玩，非严肃，“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被称作“黯淡的夜”的早期演出，中间手拿自制琴的老人是广州艺术家郑国谷的父亲郑道兴。(供图/顶楼马戏团)
乐队在一个防空洞里排练，这里灯光昏暗，没手机信号，长长的走道通向地下——名副其实的“地下”乐队。
梅二家的水晶吊灯下：这一夜我们讲相声
2005年2月6日，农历甲申年十二月二十八，马戏团的成员在梅二家吃年夜饭。
一个月前梅二刚结婚，老婆倇君是来自台湾的室内设计师，她在众人吃饭的餐桌上置了一顶水晶吊灯，又在周围置了黑白相拼的马赛克和玫瑰红的墙。于是猛然间，我们好像闯入了Anna Sui的魔幻厨房。在上海，我们世世代代地喜欢东南西北洋情调。
餐桌上有一盆花和四碟菜，还有一锅鱼丸汤在煤气灶上滚。 君坐在餐桌边，一伸手就可以够到煤气灶。在上海，我们天生地懂得螺蛳壳里做道场。
一盆回锅肉引起交口称赞，这是顾磊的杰作，但是在这个夜晚后来更长的时间里，顾磊只是抱着吉他乱弹，或是在吉他被梅二抢走后，抱着梅二的小狗嗑瓜子。嗑瓜子是小市民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即使是那些白领和艺术青年也不能抗拒，这就叫做雅俗共赏。
“今天我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老孙说……”梅二弹着吉他向大家唱起。老孙是上海摇滚圈的超强达人，也常在《城市画报》作客写稿，梅二用歌唱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表达了心中一腔崇敬。这首“今天我给老孙打了个电话”之歌一共唱了45分钟，梅二像古时候的荷马一样用歌唱方式讲故事，是为了向陆晨解释为什么老孙没来加入乐队的年夜饭。晚到的陆晨一直低头不懈地剥桔子吃，对于梅二的吟唱没怎么呼应，只在某个仿佛是突然被闪电击中的时刻，跟梅二一起载歌载舞地表演了一段小虎队和郭富城的好歌联唱：飞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叫你一声My Love，对你爱爱爱不完。
接下来的两小时或三小时里，梅二始终唱兴不减，一会儿是自弹自唱，一会儿是单口相声，家里的两条狗在桌底下人腿森林跑来跑去，其中某条还因为过度兴奋，在走廊上小小地尿了一泡。
上海青年丙
顾磊：火车站、华师大、铜川路
在梅二家嗑瓜子的是顾磊，在“顶楼的马戏团”里弹吉它的也是他。顾磊人称顾老板，在一路都是77、76年出生的马戏团成员里，他是1971年的老大哥，现在在大学里教画画。
顾磊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弹琴时候的表情——“苏河”的舞台上、倇君的水晶吊灯下、晾着儿子衣服的自家阳台上——顾磊拿起琴就像猫咪遇见了阳光，眼睛不由自主地眯起来，然后保持同样的表情，一直不断地弹着琴，直到有人来打断他。
顾磊17岁进火车站工作，主要的工作是让来往旅客按规定线路与时间进出站、上下车。遇到突发事件他也需要冲到前头，有一次有个农民工想不开卧了轨，事情发生后，顾磊推着小车到铁轨上收拾，把头部正嗤嗤地冒着热气和脑浆的身体搬离铁轨。另一次，出事的是一只正在出神的猫，顾磊收拾了猫的身体后，足足向前走了50米，才把它的头找到。还有更刺激的，打击犯罪团体“东北虎”，顾磊像在警匪片里一样跟着跑着追人抓人……这些故事，都是1992年前的回忆。
离开火车站后，顾磊整整10年没有正经工作过。他搬到华师大的画家村，开始了标准的艺术青年的理想生活，尝试了绘画、装置、行为、录像。没有工作，他搞了些思考人生的“行为”：每天花八个小时，在一堵墙上，从1000000写到1。不过这件事情最终还是没能坚持到底，就像即使在上海，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忍受上班下班的充实生活。1999年，著名的《超市》展，顾磊允许合作者在20分钟的时间里命令他做任何合法范围内的事，其中一位合作者叫他数米粒，所以他现在能够告诉我，一碗米饭大约有四千多颗米粒。
顾磊现在的房子买在铜川路附近的小区里。铜川路有全市闻名的巨型水产市场，还有一溜串的排档提供现买现煮的“渔家乐”式海鲜吃法，像一座看不到海的渔人码头。打车到他家足足花了74元，是为了看他的画和那个著名的叫“顾朋克”的儿子。儿子没见着，说是要午睡，送奶奶家里去了。这两天儿子要办入幼儿园预托班的手续，顾老板领了老婆的命令，报名、体检、表格往来。在这个城市里，在事关下一代的根本问题上，艺术家和小市民的态度空前一致。
这几年，顾磊的画以大尺幅的油画为主。一间客厅，在普通上海人家里该是沙发、茶几和电视墙，在顾磊的家里，变成了画架、书架和行军床。靠墙的画积了一些灰，但是和顾磊画在画布上的战争废墟和原子弹蘑菇云相比，擦掉这些灰只需要一块湿抹布。
上海青年丁
毛豆：我住在一幢犹太式的建筑里
毛豆高考差8分就能和陆晨与梅二做同学，毛豆1976年生。
毛豆在杂志社干过，也开过自己的公司，现在是自由摄影师。他在华师大附近的苏州河南岸，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室，“门口停着很多垃圾车的就是”，在电话里他这么说。
工作室在一座老仓库模样的建筑，二楼，爬楼的时候看得见苏州河与轻轨，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晚上关了灯就可以做暗房，月租金一千。现在上海流行“老仓库改造”，据说有人也想把这里改成专门的艺术家聚落，毛豆担心以后租金要涨，不过要是能让周围的闲杂人员少一点，对他也是个好消息。
刚过完年，毛豆很忙。每天，他骑着电瓶车走街串巷，背着白色的苹果iBook是去见客户，背着黑色的摄影包就是去干活。实际上毛豆一直都很忙，乐队和“美好药店”合作即兴那晚，毛豆在干活养家；乐队吃年夜饭那次，毛豆有事去了亲戚家；约了所有马戏团成员一起拍照那天，毛豆在帮一部电视广告拍平面，当他终于赶来加入到我们，我几乎想要跪谢苏州河神。
他这么忙，是因为他已经想明白，要用实际行动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今年一月，他比梅二早一个礼拜结婚，他知道这次访问要拍照就特地戴上了结婚戒指，反复强调说是他的太太让他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兄弟陆晨也替他说：养家糊口是毛豆当前最大的任务。
“我住在一幢犹太式的建筑里/永远开着的窗”，毛豆是诗人，有硬朗的声音和传统文人的气质。他在东大名路的家曾经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里离黄浦江很近，毛豆描述自己成长的岁月是“呼吸着湿的空气，看着灰色的天，有时候觉得像纽约，这种体验会带在身上一辈子”。
东大名路的房子后来被市政府拆迁了，搬家前毛豆绕着房子拍了一组照片，也拍下了客堂间、厨房、厕所，以及曾经被他写入诗的红色的地板。他对这栋房子乃至整个上海的感情，在这首写于24岁的诗里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整首诗不长但有个分成两行的很长的题目——“永远在这片埋藏的角落，永远在这片土地上”。
毛豆在参加“顶楼的马戏团”之前还是另一支本地民谣二人团体“一包软壳牡丹和另一包软壳牡丹”的成员，不过现在，他已经不会把百分之二百的时间放在摇滚这件事情上。“青春的荷尔蒙正在减少”（毛豆好几次提到这个说法），他现在开始做更加用脑的事情，比如一张和陆晨共同筹备的、邀请了很多高手共同加入的概念专辑。写诗也是一样，以前的生活除了诗歌什么都不是，现在觉得诗正是诗歌以外的东西。
《马戏团的下半场演出》
词曲：顶楼马戏团
幕间休息 有人在马戏团的顶楼轻声交谈
喷火女郎大象 魔术师和他的父亲
还有后来的小丑和空中飞人
他们正在计算日期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哈哈哈哈
马戏团的顶楼正在酝酿一场阴谋
喷火女郎大象 魔术师和他的父亲
还有后来的小丑和空中飞人
他们要报复
他们要报复
大象 在你表演踩活人的时候
你就勇敢地踩下去踩下去踩下去
溅起的血和脑浆 还有那尖叫声尖叫声尖叫声
这是我们的信号
这是我们的信号
关上门关上门
不要放走一个观众
不要放走一个观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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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最高级的小资趣味
文 | 张晓舟
每次碰到孙孟晋，我们除了讨论人生的苦难和原盘的美好，必定会谈及他那位于北外滩的豪宅。前几天在成都小酒馆他正告我，他一年多以前买下的二手房如今已涨了好多。这令我自卑得不敢再去睡他高雅的书房。上海最贵的房子在哪呢？是不是金茂的顶楼？那儿有个酒吧，《大城小事》里黎明和王菲就在那儿，热情讴歌上海高尚的爱情和楼价。假如“顶楼马戏团”也能在金茂顶楼的酒吧卖个唱该多好啊，唱《大城小事》，唱《2046》，还有列侬的《想像》。不，这不是一支地下乐队，这是一个顶楼马戏团。事业成功人士们，请望望上海顶楼上这几个小丑，小资们，请听听这上海屋檐下小市民的赞歌。与其说这是一伙无头苍蝇，还不如说是为一座窜升的都市准备的拍子，当上海正急于为自己套上LV和Armani的时候，顶楼马戏团破洞的背心和褪旧的裤衩在城市的上空飘扬。
这是中国最肮脏的乐队，但可不是什么“涅瓦纳”的“脏式摇滚”，那是马桶里的蜜、糖果盒里的蟑螂。这也是中国最恶搞的乐队，他们不是朋克，却足以干掉一个团的朋克。尽管左小祖咒对这支乐队深表喜爱，但也逃脱不了被调侃，左氏有一首史诗《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而顶楼马戏团陆晨的一篇访谈题为《我不能快乐地坐在你身旁》；当年盘古用《猪三部曲》戏仿、恶搞老一代中国摇滚，如今轮到顶楼马戏团戏仿、恶搞盘古——“你不让我摇滚”被改成“你不让我方便”。
考验乐评的时候到了，我该如何给顶楼马戏团套上一个音乐的安全套呢？几年前他们吹吹打打唧唧歪歪鼓捣出那张牛逼EP的时候，你很容易把他们和当时杭州的“第二层皮”、北京的“美好药店”搁在一起，许以“前卫摇滚”高官和“实验音乐”厚禄；但当这张《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专辑里头箱琴、手风琴、笛子犹如清香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只能质问孙孟晋为什么不让顶楼马戏团参加3月26日的中国民谣音乐节，但如果把他们称作民谣，约翰•列侬不干，杨一背后的陕北老农也不干。诚如陆晨歌中唱到“……写小说也方便，写论文也方便，写乐评最方便！”现在我一转身就把一个标签贴在他嘴巴上——“方便音乐”。其一是道在屎溺，法门无边。从前苍蝇乐队之脏、NO乐队之脏还都盖着文艺的手纸，而顶楼马戏团的脏是铺天盖地遮云蔽日；其二可谓“easy listening”——这可是一个专业的高级的小资的音乐术语，不信听听那首《婚姻法》，简直是为刀郎度身订做的；其三，“方便音乐”是流行音乐、通俗音乐、大众音乐、自由音乐、摇滚音乐之外的一种新的音乐，或者说一种音乐新境界，它更形而下，充满了乱搞的作乐作恶，它又更形而上，虚无，荒诞，玩笑，及时行恶，即兴狂欢。《方便面》和以前的《蓝宇》，堪称中国“方便音乐”的两大史诗。与其说顶楼马戏团是摇滚，还不如说是民谣，与其说是民谣，还不如是市井小调，与其说是另类音乐，还不如说是方便音乐。当全中国的小屁孩都在操着Hip Hop洋腔打龙拳的时候，顶楼马戏团的市井之歌唱出了我们真实的生活，像你家床底下的蟑螂一样真实的生活。他们不是前卫，是后卫，永远在时代的婚庆队伍后面唱着葬歌，在殡葬队伍后面唱着赞歌。
这是乔装打扮的小市民，乔装打扮的艺术家，这是乔装打扮的小丑，乔装打扮的魔术师。但在他们一条道唱到黑的反文化、反音乐、反抒情中，我还是要揪出那条抒情的尾巴。在2002年的迷笛音乐节上，那个长得还很知识分子的毛豆，曾经粗脖赤脸破嗓地“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永远倔强，我们永远纯洁，没有人能消灭我们。”热血沸腾与热泪盈眶俱往矣，年轻、倔强、纯洁的三好文艺青年已变成——或者还原为——市井混混，然而在那首令人不禁波浪般摇头晃脑齐声合唱的上海赞歌中，仍然有如此诗意的歌词：“我要吃下一头海象，让我的身体更壮，我要吃下成群海燕，让我飞得更高。”他们仍然向着天空——只不过橘红色还原为灰色——叫喊。在你恶心的时候，他们弄一点诗意，但当你想诗意，他们却开始放屁，然而在你跟着骂娘的时候，他们的音乐却又是那么优美，在你被他们烦透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在恶搞胡闹的深处，是刻骨的荒谬。
这座文质彬彬、小资兮兮的城市似乎不属于英式摇滚或美式Hip Hop，它宜于像代号为CY、B6、MHP等等的电音小子的IDM聪明舞曲以及“戈多”那样的后摇滚，他们在和上海一起泡吧，做梦；但我更喜欢的是那些超能噪音——比如B6和MHP以前的工业噪音乐队Aitar，还有Junkyard和Torturing Nurse——他们在这个最后的现代主义最大的工地上，实施着一次又一次模拟的爆破和摧毁，如同他们的日本噪音先驱Boredoms以及“非常阶段”所为。这些噪音狂徒在和上海一起赛跑，斗拳；而顶楼马戏团，他们在和上海一起逛街，一起回家，一起吃喝拉撒。
一年多以前有一次我曾经想邀请顶楼马戏团来广州，结果被上海一霸孙孟晋拦住了。那时候顶楼马戏团无恶不作，在别人的演出上捣乱，在自己的演出上胡搞——比如演着演着突然在台上放迪斯科，自己跑下去跳舞。孙孟晋说：“他们会丢上海脸的。”当然，一张《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后来重新博得老孙的欢心。前几天Turtoring Nurse来广州演出，戴着孙孟晋的面具，放出孙在一次噪音演出前的骂娘：“XX，你是上海人，王家卫不是，他是个X。”
凑巧的是，顶楼马戏团的《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正是在一家叫作“2046”的书店被缴获并销毁的。
那么谁是上海的脸皮呢？是姚明还是黄圣依，是王家卫还是孙孟晋？好在，我们终于揪出了这四个丢上海脸的人：侏儒、喷火女郎、大象、空中飞人。
后记
你上海了我却一笑而过
《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
词曲：顶楼马戏团
永远的在这个时刻
永远的在这个时刻
我们永远年轻
我们永远倔强
我们永远纯洁
我们永远纯洁
没有人能消灭我们
没有人能消灭我们
一起歌唱
我写邮件要陆晨对上海说一句话。陆晨后来说，以前觉得自己无法离开上海，现在却发现周围的一切渐渐与自己无关，上海只是一个有点臃肿的城市。这里有工作、有喜欢的事情，所以就暂且住下，以后要是离开，也不会有太大的不舍。
顾磊则发现，城市里的人对城市，就像农民对待土地一样习以为常、满不在乎。
毛豆的心中有一团爱，他告诉我：我出生在上海，也将死在上海。
这就是上海，在它的嫡亲孩子的心中。
梅二说，我们都是小市民。
陆晨说，小市民身上最顽强的地方是，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总能把自己的理由变成大家的理由，小市民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小市民而言，上海不是诱惑都市，也不是未来之城，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判断和理想。
感谢登坤艳先生提供南苏州河路1305号场地。
陆晨家里的小物件，他喜欢给这些东西命名。
陆晨那标准的文艺青年书架。
梅二的漫画作品《缓慢》
梅二夫妻
梅二夫妻的爱犬
除狗屎。
新婚剪纸
2004年顶楼马戏团的崇明岛秋游，那里有一条九曲堤堰，沿着它好像可以走到海里。(供图/顶楼马戏团)
顾磊的儿子顾朋克和他的玩具们。(供图 / 顾磊)
画室里的行军床，连续一个月的阴雨造成总也晾不干的衣服，在上海生活是需要勇气的。
毛豆的工作室就在苏州河旁边，这个永远潮湿的环境，是否会让他想起以前在黄浦江边上的老房子。
毛豆的婚纱照(供图/毛豆)
顶楼马戏团的演出现场及3张唱片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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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顶马乐队主唱人员毛豆、陆晨，均为诗人。
2003年圣诞节，诗歌报网站圣诞节活动——中国网络诗歌之夜 大型朗诵会，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友情演出，轰动沪上诗歌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