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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歌复兴我们昂扬的心灵
文章来源：
邮件来稿
作者：
白 曼
发布时间：
2005-10-01 19:14:39 点击指数：
最新诗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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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欧洲的不朽诗人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进入别的领地，
余下的工作便是超越他们所做的一切。
——[美] 华尔特. 惠特曼
这是一位手持巨斧的伐木者以他那真正创造者的语言，在他新开辟出的大陆上，面对着曾是他的开山号子之母的东西方诗歌，用他那震惊世界的声音发出的无比自豪的宣言和充满睿智的预言。这位在原始森林一样的土地上用他砍倒的枯树变成他不朽诗行的伐木者，就是美国伟大的民主诗人惠特曼。
整整150年过去了。如果不是重温到惠特曼那时的这一箴言，我们似乎还想不到应提出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在当年惠特曼曾首先深情寄望的地方，在产生过伟大的李白和杜甫的故乡，在鲁迅用诗号角伴奏的呐喊终于唤醒并已真正在世界东方日益崛起的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各行各业都正在这一恢弘史诗中千帆竟发地超越着所做过的一切的此刻，我们的诗人在干什么？
不，“在干什么”不适用于问向我们现在的诗人，因为这是一个在无知后更无知的问法。
看吧：我们的科学家正忙坏了，刚接住外星人杨利伟，又打造出了向海底扎猛子的首次环球航行的活哪吒；我们的运动员一夜间到底能挣来多少外汇，没人能知道，只知道那一块块令人眼馋的奥运金牌使得国人一次次心跳得万人空巷；我们的民工也在一瘸一拐地群影迭出，宁肯流血留泪也叠垒着他们根本就住不上的高楼大厦；我们的商人更是见利颜开，只要有钞票处就有他们的车开来，搬啊装啊贪婪得都不知道靠着墙边歇会儿；甚至在我们的代表着正义的法庭外，都驰来不断的警笛和押进成排闪光的镣铐；甚至那些晃长发的画家，甚至那些曲高和寡的音乐家，甚至在小小的荧屏中，那些乌烟瘴气的电视剧和像多吃了摇头丸一样的歌星都在竭力地唱啊跳啊……
然而，使人都难能想起的是，在这样龙腾虎跃的万物里，怎么惟独看不到我们的诗人？
因此，不能问“在干什么”，只能问“你在哪里？”这才应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经过四望后，对我们当今的诗人发出的较客观和最客气的询问。
在神话早已破灭的当代，“诗人”必然山穷水尽
在自由集贸市场大门外的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有一个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烂白菜仍正闭目孤芳自赏地嘀咕着、然后睁开眼跺脚大骂人们不识货的小商贩。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的诗人。
“作为购物的赠品/椅子只有两种颜色/红与灰，顾客都要红的/搬运椅子的售货员气喘吁吁/担心剩下的部分卖不出去/请求我来一把红的/有什么关系呢/红与灰色/都是椅子，可以折叠自如/但我还是坚持要红的/我威胁着，否则我就退货，”这就是诗人那烂白菜中的一片。如果以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完全是这样僵硬、死板和是个人都能说出来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着令人瞠目的联想和与人不同的思维，那又怎么能是当代诗人。因此，当我们终于发现他并不得不大声地问：“在干什么？”他立刻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得意洋洋的举措，明确地作出了这样嚷遍千山万水的回答：“我在大街的后面跟着他们/无数的臀部摇晃着/微风拴在腰部/我比较着它们的尺寸/长的和短的，圆和扁/想象着它们一个个/跟着麦当娜涂着兴奋剂的屁股/摆动起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诗人！这就是应用精彩至极的语言和无与伦比的想象呈给我们文学中的文学的诗人！这就是在标榜为大气、从南陲直推到北京的杂志上既明晃晃亮出、又声嘶力竭吹捧的据称是在当今中国极负盛名的一个诗人的什么什么绝色的又大又棒的作！呸！
我们实在是多余想起他们！因为一旦发现了这样的他（它）们而不将其清除或将其送进精神病院，实在是既对我们有害，也对他们不利！
大白话不是不能成为诗，更不会不能成为绝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要说在那诘屈嗸牙的古简上，即使在现在的行文中，这也是一首语言白得不能再白的诗。诗中不是不能写生殖器包括交媾。不要说在性开放早已普及的今天，早在一个世纪半之前，惠特曼就写尽了男女性器官、性交和至今难为我们接受的同性恋。但在他那诗中展现出的是生命的博大、创造生命的壮丽和生死不渝的“恋”！而不是在大街上缺心眼地跟着人家屁股，猥亵地臆测完不同人腰处“长”、“短”、“圆”、“扁”形状各异的阴部后，公开叫嚣出的只有窥阴症患者和刑事犯才能嚎出的恶语！
如果不是，疯子和非疯子、猥亵犯和非猥亵犯的区别又在哪里！
在今天，我国媒体的总量繁荣程度已经超过美国，其发行量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就在各种有生命力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壮大、一个小字辈的《读者》印数已经突破近一千万册时，曾张扬在各地的诗刊纷纷倒闭，发行量曾高达70多万册的老字号国家《诗刊》也同样飞流直下三千尺，跌至现在的可能是1万还零几点。可叹那些曾几何时还靠编“诗”写“诗”吃饭的“诗人”，不得不大多卷起铺盖，走到了东张西望的大街上。
自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之所以又曾成为一个诗的王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除专业刊物外，大众媒体都将戴有“桂冠“的诗人奉若神明。任何有向上心的报刊都是有眼力的。所以现在，本是讲究多种经营的大众媒体，却独独将那些“烂白菜”不约而同地统统扫了出去。
野火未烧尽，只因根未除。开始流离失所的“诗人”，除了仍闭目时自己小声嘀咕和睁眼更跺脚大骂外，又在他们的方圆内你推我搡地力争有深度地生存，试图在哪天没光亮时东山再起。
本来，在各种有效资源都开始被有力整合的今天，那些“诗人”应该开始遵守游戏规则，抖掉贩假恶习，剥尽“诗”的伪装。可是，他们却将那些诗的赝品和有毒物不仅不召回或在坑内深埋，反而精心包装了起来。然后呢？卖画依售画而生，卖文靠稿费而存，连菜农都要用粗大的鲜白菜去换取薄薄的钞票，这既谈不上等价交换，更谈不上价值规律，仅仅是一个亘古以来未变的常识。可是，反其道而行之的道行若不高，又岂能是“诗人”。于是：既不是为了保存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不是想依此来获取职称，仅仅以求得一时舒展，真正与价值规律完全作对，在垃圾箱早就越来越多的今天，将那些包裹着烂白菜和有毒素的东西又一窝蜂地自费出版并发行。
除了偶然外，他们的读者是谁呢？在任何一种艺术（是艺术而不是其他）的表现形式中，如果它的欣赏者仅仅是同类，按照达尔文所曾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小范围内就将产生瘟疫。我们谁也都无法想象：如果画画儿的只把画儿画给画画儿的看，唱歌儿的只把歌儿唱给唱歌的听，那将是一个多么可笑并可怕的局面。可“诗人”这只鸟的特别性确实就是这么不可一世：在人类的高度文明都已不可阻挡地摧毁了偏僻小山村的猎网之时，我们的活跃在大都市“诗人”却仍然就是只将他们的“诗”写给“诗人”看；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出现过的像火炬一样在黑暗中传播的“地下诗抄”，竟被他们以传递毒品般的形式克隆出来。
到了这一步，总算山重水复后的“诗人”想喘口气了。岂料，原本对其无睹的精神环保卫士又已在怒目中大雪满弓刀。居然在侧听后连劝降的楚歌都无从而起，“诗人”已面临山穷水尽和弹尽粮绝。
在人类所迈出的每一步前进的步履中，无不都包含着太多的失败和探索的艰辛。除去在诗坛有意散发精神毒气的卑劣者外，我仍要向是出于对诗歌的挚爱才误入泥沼的“诗人”表示某种敬意，尤其是对于歧途中正渴望正确成长的青年。无庸置疑，在较长时间内，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我们这个诞生过李白和杜甫的国度，在用诗的精华曾培育出无数伟岸的巨松和绚丽花草的土地上，在一个几乎已被白碱覆盖的领域，更感受到不朽的诗歌的珍贵。
“风刹如刀/野火勾隆/年复一年的蓬草/围绿那古老的墓冢。”杜甫和李白的墓已经沉寂千年，能够将它围绿的，不能是一个，也不能是两个，而只能是无数的敢于前赴后继的诗人。
2005年春天，一个48岁的被有的媒体称为“青年诗人”的人，带着他的“风刹如刀”的诗稿出现在我面前。他就是来自北京的窦利亚。
于是，我的旁骛的目光才又一次投向诗歌的沃土。
在商业化隆隆前进的时代，我们还需不需要诗歌
20多年前，我有一位才情双佳的诗人朋友。虽然他是拿着由纳税人供养的工资却在戏工室里不写剧本而只顾写诗的剧作家，但他的如行云流水般的“松花江水打湿我的片片记忆”的诗句，使我难忘。在那样一个诗坛由老家伙轮番把持的时代，他的自出的诗集不仅在不会写诗的帅哥倩妹手中传递，而且其被朗诵得与春水一起在湖畔荡漾——恰巧被我偶然亲眼碰见。去年，我与阔别多年的他通了电话。他早已是闲时放放鸽子、然后在电脑前每日输赢十几万的炒股专家。对于我，他的巨大变化并不是在此，而是从他的话语里，我仿佛看到的是一个如果他不是诗人我才会十分尊重他的职业的农夫。
他在当诗人时，和当时普通人一样，物质状况并不富有。但他因为热爱诗，所以他不仅有才气，而且富有理想。因此在他心中充满的是热情、开朗和有道路的宽广。他在诗歌上很狂妄。他的这狂妄不在于他说他要拿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在于他把这话居然敢当着我的面说。如今，不当诗人的他已经很有钱了，与现在的普通人比起来，他已算得上是一个准富翁。可是，令我心情十分沉重的是，我蓦然感到他现在的生活是那样贫乏，从他的话语中所表达出来的有关生活的态度，我更看到了在他那曾是红火的胸膛内，似乎已经不见了热情、膨胀和与明亮的世界融合后才能拥有的宽广。
他的年龄和窦利亚相仿（很了不起地比我小几岁）。如果说是年岁的增高而导致他心境的没落，那么，48岁的“青年诗人”窦利亚的出现又说明了什么？46岁才开始写诗的窦利亚据他自己说他曾经很有钱，但有钱使他内心感到的并不是充实，反而是相反，所以他沉迷于了赌博；赌博曾使他输掉了140万，且负了债，这又使得他空虚的心转为了某种绝望；医好他这一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只有一个，那就是诗歌，他正是在与诗歌一刹那间的触电后，他仰看到在自己生命的天空中绽放出了最壮丽的火花。对于这异峰突起的戏剧性变化，他自己又是怎样评价呢？“我曾因空虚而陷入赌博后的绝望，在我是因祸得福，因为如果没有那个机遇，我不会联结上诗歌。是诗歌净化了我的灵魂。我再也不会去赌博了。我现在在单位事事相让。仅仅有钱绝对不会使人幸福。我感谢诗歌”——他用豁朗的笑声对我这样有力地说。
无论他的“曾经很有钱”是真是假，但这两点是肯定的：他曾经痴迷赌博；他现在因接触诗歌而戒掉赌博。
在正高速发展中的经济已十分繁荣的当代中国，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诗歌？
北京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圆明园画家村，后牵址于宋庄。2000年我大规模采访那里时，在那些个个都狂放不羁的画家中，有一个口口称我“先生”的人。他姓赵，他不是画家，他是一个某国家级画报社的编辑，他会摄影，他是热爱艺术的朋友。但当时我因是去观察那些备经媒体炒作的画家，所以对不是画家的他多少显得有些冷淡。5年过去了。几天前我突然想起了他，而也就在我写这篇拙文时，得知他已于两年前离妻弃儿去了五台山出家。
我对他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但我从他那对我的令我不忘的眼神中，似乎已能看透他那颗复杂而单纯的心：他不是画家而非进驻遥远的画家村不可，他一定是想被艺术之光罩住他那颗漂泊的心。两年前他离京出走时，也正是宋庄画家村开始大面积凋敝之际。所以他走了，走得令我此时的心顿时寒彻。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诗歌村，在他两年前于霜中辞别画家村时，也正是中国诗歌的寒季。我不是说在中国诗歌最百花盛开的时候就没有遍地的和尚，更不是说他因热爱美术之光就一定会接受诗辉的熏陶，但是，如果我们诗的生命之树常青且枝条繁茂，如果我们诗的闪电之路能有力地劈到他那正徘徊的脚下，就像窦利亚于绝途中突然发现了诗的家园一样，他那于遥远中跋涉到画家村的脚步在画家村枯萎后，是否就一定会再转向更遥远的五台山……
诗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她是心灵的独唱。也正惟此，她才能启荡起一颗颗渴望共鸣的心，于无声的共融中在广袤的天地间发出永恒的合唱。
在一个人性共存的时代，在我们的都曾敢用诗行去同侵犯者拼刺刀的中国，在我们的精神领地已遭遇到几乎前所未有的荒漠侵袭的现在，我们确实有必要进行一次这样认真的思考并果断抉择了：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诗歌？
国家不幸诗家幸，愤怒出诗人。这不只是一个诗人皆知的诗之哲理。这也不只是一个令我们难免望而却步的诗之前辙。这更是一个迄今为止无人可将之颠覆的诗的最高法则。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大声地这样说：让那些所有这样的诗人都不要出现吧，让那些所有导致出现这样诗人的世界都永远不要再出现吧，归根结底，让那些所有这样的诗歌都从我们美好至极的现实中彻底滚蛋吧。
是的，每个人都渴望家园的宁静、宁静家园的门前道路宽敞、在宽敞的大道上走完我们永远都只有温馨和快乐而不再有其他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们永远的理想中，我们宁愿不要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李白，宁愿不要听到他那因有才才于远大抱负无法伸展的困境中，面对他心中最高境地，在难于上青天的狭路上仍无畏攀登时蹬落的千年不散的足音；我们也宁肯不要古来才大难为用的杜甫，宁肯看不到原本可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才俊，只因要一心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祖国，甘愿弃朱门与冻骨为伴，一生坎坷，满腔悲愤，皆化作不尽长江滚滚来。
孤帆远影碧空去，李杜早已不新鲜：那个时代一个诗人应担承的使命已由他们完成。在一个新婴儿一生下来已是太平盛世的今天，在发达国家诗刊的发行量也已不多的现在，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诗歌？
自2000年起，我一直关注着一个我曾着力宣传过的人。可到此时我才发现，他其实原本就是一个诗人，他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一首已经经过升华的诗。
他叫刘景文，是只有小学几年级文化并曾被警察无辜殴打过的土生土长的北京普通农民。但他在憎恨包公已经死绝的同时，并没忘记同样没文化并曾挨过日本人皮鞭的父亲的教导：没有文化，早晚还得当亡国奴。他对父亲的这话刻骨铭心。所以，他在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儿子都培养成大学毕业生的同时，还用他卖肉、开小吃部和后来夫妻一起去捡破烂等挣来的钱，资助着包括井冈山和山东临沂等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18年来，已累计捐出了约30万元人民币。历来省吃俭用的他人缘原本很好，他的第一个小吃部被取消时，曾有几十个村民联名为他说情。但是，当得知他将挣来的钱都捐给了八竿子打不到的陌生外地人后，不仅他的亲朋好友都和他断绝了往来，那些曾关注过他的同样是北京人的左邻右舍，更是当着他的面骂他是疯子。
他从此是怎么做的呢？
他的才华若与李白比，充其量只能是沧海半粟而已。但他却有着和李白同样的意志：认准真理，死不回头。他坚定地认为他从未错花过一分钱。然而，他的血肉之躯也终于使得他和陷入茅屋中的杜甫一样无能为力了：第二个小吃部又被拆了，他多病的身体也使他无能再去捡破烂了。因此，在两年多前，他很感愧疚地停止了对山区孩子的资助。
如果故事到这结束了，他的这首用他的赤足踏出的诗，在整个宏大的社会交响诗中，也或许不过就是几个能自弹自唱出的音符，可能感染人，也可能感染不了，包括对于我。
他那诗的余音刚刚缭绕起在这里：从来都是用血汗去帮助别人却少得过好的他，现在也需要帮助了。
他从电视里看到正规学校的孩子在列队升国旗时都穿戴整齐。他便又凑出七千多元钱，用精心选中的好料子，为已经因搬迁而联系不上的山东平邑县一小学，做好了一百套校服。可从去年到现在，那印有“首都情”三个红字的两大包校服，仍整整齐齐地存放在他家里：眺望着那么遥远的要坐火车倒汽车才能到达的山区，仍只能孤身前往的虽刚近六旬却已白发苍苍且康复不久的他，真的是几次欲起程而不能了。
毫不隐讳地说，他这首身体力行的诗，到此时才深深打动我：面对着那两大包满含心血的新添在他身旁的静静的诗句，我看到的已不止是高山、深湖和海阔，我还看到了有在车辚辚、马萧萧中孤行的杜甫用苦楚反弹的琵琶。
我立刻用我所能做到的方式行动起来：联系了五家媒体和专门负责扶助贫困学生的专门机构——中国希望工程基金会。我联系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尽出一点我们的可能吧，让这位已经在捐款路上苦行了18年的惨淡者，在有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辉煌运程上，让他露出一次在他的记忆中不再是黯淡而是灿烂的笑容吧。而他的“灿烂”体现在这里：派出一个人，和我一起成为拎起他那两大包装有“首都情”诗囊的秘书；当那在崎岖山路后仍笔直成长的树苗与这无限深润的“首都情”拥抱后，再以神圣的春天和不灭的阳光的名义，报销这位数十万金散尽不要还的老人的来回的路费吧。
刘景文这首独行诗，以另外响起的节拍暂停在这里：一听投资差旅费，五家媒体中的三家，立刻由对我的热情转为杳无音信；一家以中介内容为生意的杂志，居然耍起了或许只有蝙蝠才能做出的把戏。而中国希望工程基金会的明确答复，只能使我无言以对：“我们是只负责将钱物捐给我们这里的机构，没有去协助捐款者同行的经费和义务；当然，我们可以联系他找不到了的山东的学校，尽管那样的电话你已经很费事地打完了……”
岂止电话打完了。那山区曾经刘景文资助后才读完小学、现已是优秀的高二学生的来信，也已正静静地翘望在我的桌上。就是这位曾受过刘景文哺育的学生，在信中仍和小时候与其他的孩子一样，称刘景文“刘爷爷”，尽管这位学生的贫困的父亲年龄比同样不是富翁的刘景文年龄大许多。
诗有时不能阐尽所有的意义，所谓诗无达咕，因为她本身就汇凝着许多弦外之音。对于刘景文这样一个用生命去写诗的人而言，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的所有捐款从未交给过任何官方机构，因为他信不着他们。他甚至对培育祖国未来栋梁的老师也不相信，所以每当他在贫困地区切身考察完才掏腰包时，他都要求学校当面打下写有某某学生具体名字的收据。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森林与孤木并存的中国。这就是在我们的高尚与卑琐、光明和黑暗有时都已难辨清的现在。这就是现在的刘景文于混沌的天地间，挟李白意志和杜甫古风仍在要为我们创造的一曲既凸凹回荡又蜿蜒不绝的诗。
因此，诗有时不能仅仅是小桥流水、落叶飘花，除有时也可是竹笛，是礼炮和瀑布般的月华外，她有时更应是代表阳光的利剑，是鼓号，是迎风招展的旗帜。
我的已与诗笔彻底绝缘18年的手开始在隐隐颤抖。因为我的只有在当年学习不朽诗人们时才能这样急跳的心正在猛烈地冲撞着我这样不断自问：在一个商业化正高速发展的时代，在我们的尚远不可像发达国家那样懒躺在沙滩上就可完成诗的中国，在贫穷、愚昧、丑陋、肮脏和罪恶仍正在像蒺藜一样地遍布我们千山万岭的此刻，在多了一行诗句或许就多了一份爱和理解之时，在每增加一句诗行或许就能减少一分罪恶的现在——也就在这“首都情”和山区树苗正等待热拥的春天，面对我们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只有再创造才能高擎起的辉煌的未来，让我们这样认真地思考一次吧：
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诗歌。
诗歌无可争议是商品，贫穷不应是诗人专利
写诗贫穷是导致诗坛萧瑟的另一个原因。
不久前作古的一位诗人一生的遭遇，使我每每想起来便感沉重不已。他是公刘。在我的上一辈诗人中，毫不客气地说，我尊重的诗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从青年得志转而晚年复出继而在诗坛几乎是神话般创造出一个“公刘时代”的公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因诗曾家破人亡、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解放思想时期曾对诗歌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诗人，当他不得不和这个曾给予他掺有大片黑色在内的斑斓不尽的世界告别时，当他的与他相依为命的独生女儿用手扶合他死不瞑目的双眼后，他遗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物质财富，就是刚从单位买来的一套百米福利房和整整五卡车书。
知识可以创造财富，这早已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真理，这也是一个早已被公刘和其他仁人志士一起不断挖掘、举起并竭力进行推广过的真理。但只可惜，他的职业是诗人。
翻开我们厚厚的几千年的史诗一页页地看吧，无论在哪朝哪代，凡是和诗人相伴的都有这两个字：清贫。
于是，在我们的诗歌业界，不只有牵马换酒的李白、茅屋被风吹破的杜甫，还有于两袖清风中自投汨罗江的屈原。
然而，让我们再打开世界的诗史。原来在我们的诗人中，还有着与贫穷无缘的普希金、成为大富翁的歌德，当然还有着驰骋疆场的跛足将军拜伦。
为什么写诗就一定贫穷？为什么中国的诗人就一定贫穷？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写诗还摆脱不了贫穷？
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当代诗人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诗人自己。
首先明确这一点：如果仍然有人想用诗搞精神垄断，他就已不是诗人。想以诗成为精神贵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这个全社会都正在呼啸中前进的时代，诗人只是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完全没有区别的一分子。如果你写诗能致富，你就去写诗。如果你有钱不需要写诗谋生，你就去写诗。如果你想靠写诗生存或致富却又事与愿违，你就再不要写诗！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用我们的血汗去供养一个不能给我们创造出财富的人，当然包括诗人。因此，如果仍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去养活着那些白吃白喝在各地文联中的“诗人”，简直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诗歌是一个在用创造方式中制造出来的产品。诗人仅仅是这个产品的策划、制造和应包括联合销售业在内的一条龙的集大成者。
商品的落脚点是市场。而决定市场走向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消费者，而不能是其他。
如果你能把你的诗写进另外一个人不断扩张的心里，这个人的心就是你的市场，这也就是你的诗市场有了走势。反之，你就要重铸你的容器并增容你的产品。如果你也想以孤陋寡闻的鼠目和存不住二两油的底蕴去反其道而行之地只兜售你的小肚鸡肠，那你就同样远点去吧！——除了败家子和疯子，谁会去花钱买一个使自己反胃的产品！
诗歌到底能不能创造和占领市场？答案尽人皆知：千百年过去了，一本薄薄的《唐诗三百首》，仍雷打不动地畅销在所有的书屋。
诗歌到底能不能真正转换成物质财富？答案也是不言而喻：杜甫和李白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了一千多年，但从科学家到献身沙场的将士，包括到现在正在为我们盖群楼造地铁的民工，在他们的胸腔内，哪一个不曾回荡过李杜的声音？谁又能统计出它们一共并仍正在启蒙和启动着多少颗心？而若将这启蒙力和启动力相加起来，哪怕仅仅是弱化为最小的电池，李杜早已为人类贡献出了多么巨大的电能！
浩浩长江自古后浪推前浪。李白和杜甫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难道又进化了一千多年的人还不如那时的人吗？如果确实不能，就要承认无能！
我们必须要承认：诗人尤其是伟大诗人的产生，不是社会的一个单一的产品。也正因此，不可搞机械化生产，更不可搞什么工程。航天部一狠心，抛出十个亿，杨利伟便满载而归。一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为诗仙或诗圣的复出都可谓不遗余力，可仍然只有那两个杜甫和李白。既然金钱不可使李杜再生，又何必为打造“李杜”花钱。并且谁都知道，李杜根本就不是用钱堆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确实是有着一个公平的自由贸易环境，诗人的或贫或富，根本就不值得多谈。在一个毕竟早已是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诗人也早应和其他任何职业者一样，只能由市场来决定他的一切。
诗人在这个市场中，新则生，旧则亡。
纳税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诗刊》在干什么
国家《诗刊》是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唯一国家诗刊。对于目前中国诗坛裸现的大面积荒芜，《诗刊》负有重要责任。
应该说，为了复现诗坛庭园的不尽绿荫，《诗刊》在除了挖过坑，担过水外，也曾向多方击过鼓打过锣，并也曾想过移花嫁木。《诗刊》的方丈们曾暂停过老僧长谈，不辞辛苦地越海去台湾取经。当看到台北公交车居然有载着公益诗歌四处招摇的盛况，立刻大受启发。他们便也想在北京地铁等处开辟出一小块自留地，以期望能东施效颦地种下几棵也可招蜂惹蝶的公益诗歌树。真难为他们了：尽管他们不惜丢尽了脸面地敲着木鱼去四处化缘，但真佛不到，施主不予。一阵蝉噪蛙鸣后，在早让商业大潮从四面围严并被猛烈撞击的诗坛内，又响起了日复不变的沉闷的钟声。
“青春诗会”曾是《诗刊》的一个朝阳品牌。但时过境迁，岱色劲褪，眼看着就要慢慢化作了一抹夕阳红。
诗歌中的“真佛”和“朝阳”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将对这个根本处的网眼扎紧，任何徒有其名的形式都不过是一江滔滔诗水中的一只只白晃的竹蓝而已。
僧敲月下门不开，夜半无声拒客船。这又是《诗刊》这个深宅大院的一大特色。好多年前，沉寂许久的诗坛内，蓦然间响起一阵鸟枪和铳炮声：一场到底是用上牙吃饭、还是用下牙吃饭的无聊争吵，居然在对立双方的吐沫吐干后，演绎成一出刀光剑影的不小的内战。那场有关诗人到底是来自民间、还是来自非民间的诗坛内讧，明确地说，对于有关中国诗歌的进步毫无意义。它的可利用处仅仅在这里：早就找不到诗坛在何处的媒体也蓦然掉过头了，焦距对准了这场来自绿林和沙丘的火拼。媒体是对向社会的大喇叭，经她的高音传播，广大民众也蓦然回首了：哦，原来中国还有什么“诗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这样一场少有的既引人关注、又颇具噱头的闹剧面前，国家《诗刊》居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当时，借势造势、火燃东风，趁机让孤零零的诗树去呼云唤雨，正是比推广无果的公益诗歌更有效的天赐良机——乱世出英雄！可径深府阔的《诗刊》竟以勇敢的沉默表达出对和平的捍卫，在薄纸遮窗的寺庙内，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缩头乌龟。
新瓶一直装旧酒，永烹乌鸦炸酱面。我们不能否认陈酿的醉人魅力和刀削面的厚淳，但满世界里老是这两样而找不到啤酒和饺子，人们只好到外边去。这“外边”就是离开诗坛！打开一本《诗刊》，就等于打开了所有的诗刊，翻便所有其他的诗刊，也就等于看完了《诗刊》。《诗刊》在诗坛的霸主地位，竟就是这样地在任人在一马平川。于是，在那被一刀刀切出的诗刊里，老是一个味的方便面诗行，惟一的盐料就是老是一个味的东家长李家短的缺筋没骨的所谓诗言。超市里的大白菜之所以卖得比街摊的贵，只因为它有了一层薄薄的包装。在连推销壮阳药的广告都讲究图文并茂的今天，同为媒体并皆被号称是诗人把持的诗刊的创意灵感都哪里去了？如果确实是一个连“乌鸦炸酱面”菜单都无能更换的厨师，让他去改革并创造出真正色香味具佳的大席，自然一定是比登天还难。
在一个连蚂蚁在城市都越来越少的时代，诗歌该怎样创新
在无论以何种精美包装和高明手段营销出的产品中，达到独树一帜的第一要素永远是质量——永远引领潮流、不是单一而是全方位过硬的质量。
这也就是诗歌中不可更换的“真佛”。
对于其他产品而言，“佛”的“精髓”仅仅是一个不可轻易言传的商业秘密而已。但对于艺术，“神经中枢”却是一个永远都无谜底可泄的可堪称谜中之最的谜。隶属于艺术的诗歌当不例外。
形式之皮该如何伴同最强壮的骨肉一起最绚烂地成长，这也是自诗歌惊雷般地诞生起到响彻今天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曾风靡于中国大江南北的朦胧诗，是在中国诗歌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史中险耸起的一个英勇不屈式的里程碑。那些以披着迷彩服形式“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我站起来歌唱”的诗歌，本是一列列在黑暗的崇山峻岭中不惜以匍匐为代价，向着光明的民主浩荡前行的战旗。但同样无可回避的是，正是由于那些诗歌是献身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的天空下，因而，她的诗之精髓也无可避免地被裹进了一个特殊而透明的匣子里。在中国诗歌殿堂中，这个四面闪光精制的盒子，就这样破天荒地成了一个不仅前无古人且大有可能后无来者的艺种，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歌象牙塔。象牙塔里春色满圆，芬芳不尽。但令人扼腕而惜的是，对于生息在袅袅炊烟中的广大民众而言，象牙塔未免太过于高贵和超尘的典雅，于对她遥望而不可及后，只好对她敬而远之。于是，她的那本是从沃野中崛起的排山倒海般的芳阵，也只能于无可奈何中被一把同样无形的锁，锁在了那样一个难能与大千世界真正融合的天地里。北岛是撑起那个乾坤的一棵巨松。如果没有他这根栋梁，那个象牙塔的容积将有可能变小。北岛是一个勇敢的、十分具有开拓性的诗人。我永远都不会说一句北岛的诗不好的话。但由于他是一个开垦在那个时代的播种者，因而在他的粗壮的诗树中，尽管有几缕怒放的芬芳由于太过于强劲而破出了象牙塔，但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说：他的不可代替的累累硕果，主要还是留在了那里。
诗歌的倒霉处，就在于她是用最不可琢磨和最丰富无比的心直接来调动同样心的艺术，但她的唯一载体却是最干瘪、最无特色因而是最糟糕的文字。这就使得她先天上便无法与美术、音乐和可用故事或场景来充实的小说等其他文字艺术相媲美。也正因此，只用最苍白的几行文字就可掀动起千万人的心潮澎湃，这正是一个成功诗人的伟大所在。
如果说叶延滨是作为《诗刊》主编才成为我选中的靶子，我不否认。但对待一个诗人应和对待所有人一样：功过不可混淆。叶延滨曾为自己推广公益诗歌的无功而返而感到汗颜，说明他对于他所从事的诗歌业是出自于他内心的真爱，而非是来自于他作为官员的表面的敷衍。而他的“只要一听到人们张口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古老歌谣“就感到脸红”，表明作为一个诗人，他还有着应肩负而不是推卸的历史责任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如果在一首诗中连必应出现的历史痕迹都看不到，那就好比是一块连天空都映不出的镜子。而若想用那瞎猫一样的秃爪去叩开神圣诗歌的大门，不啻于以卵击石！我到何时都不能不说在很长时间内，叶延滨是一个平庸的诗人，正像我对他的这一点绝对不能不注目一样：
2000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心的长安街上，赫然出现了以这样两行字为代表的交通警语——“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这个一时间引起全北京媒体关注并被凡是看过她的人都能记住、由北京公安局为自身需要而投资买断矗起的文字，就是诗人叶延滨的一个小小业余杰作。“我出了包括十几本诗集在内的30多本书，没多少人知道我是谁，可现在一下子连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叶延滨了，”这是在那时我以完全非诗者身份与他进行的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推了推有500度的近视眼镜，开心地对我说出的话。尽管即使不严格地说，那两句话也还不是诗，仅仅就是个在平铺直叙中竖起的交通警语。但在此，此语能达到如此效果的，非诗莫属。时间是衡量诗句生命力的最高标准。一个立在马路边上的那样的语言，能饱经日晒雨淋吗？5年过去了。任何一个关爱生命或想糟践生命的人，只要来到长安街上，都能看到“叶研滨”仍正醒目地站在那里，对着在如乱蜂一样嗡响中欲酗酒驾车的司机吓人得谆谆告戒道：“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在一个和平与发展为全人类正确主题的时代，在一个于纷攘中拥挤得似乎连一个小小的三岔口都很难顺利找到的此时，诗歌到底能否做到雅俗共赏？诗歌到底能否被诗者以外的人接受？诗歌到底能否以其特有的力量将其转换为贡献于人类的物质财富？叶延滨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将陈旧的诗传单妙手翻新并贴牢在新大道上的此举，对后继而来的所有有创造力的诗人而言，同样是一个有力的警示：
如果以道路般形状而存在的诗行并不能给我们勤劳的人类再带来更大的繁荣，还要它干什么！
新诗的海洋正等待我们强劲注入，我们必须要敢于更大地融合
我在苍茫的天空下与窦利亚结束了一次碰撞的此刻，我得感谢在他驱车为我载来的一本分量不轻的诗集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位有着研究生学历却不是只会在书斋中啃死书的青年诗人：他居然在“世界的大锤一声呼啸”中，把一幅“像父亲把祖父的血吹干”的无穷的画儿，用“一辈子活得笔直、笔直”的“钉子”，钉进“太阳和月亮不能落入的泥土”！于是，我又想到了来自社会底层却把上流社会搅得天翻地覆的惠特曼和贵族出身却与最广大民众打成了一片的普希金。
任何伟大力量的产生都只能首先来自于伟大的反叛！自坠的太阳和改弦的江河都是叛逆者。正是在它们反叛后重新无畏探索的前头：浩淼无垠的海面上，旭日东升。
——原载《共鸣》杂志、连载《科学时报》
白曼，本名王永林，1954年11月出生。
邮箱： WYL1105@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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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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