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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 民间访谈]在深圳守望“灵魂”


      作者:刘虹 2004-09-15 13:36:38 来自:综合整理 阅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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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在深圳“守望灵魂”的女诗人

  “……从在内地闲适的工作环境沉缅于象牙塔中的精神漫游者,一下落到深圳街头为饭碗、住所疲于奔波的求职者,这只是最初的反差和失落;最要命的是顽固不化、九死不悔地抱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价值论……”
   
  “长久地处在浮躁喧嚣、功利外博的环境,身陷围困中又不能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不能经常地静观心灵,反思自问,寻溯初衷,守望灵魂,无疑将使文化人的心性越来越浮华、粗糙,因而越来越没有文化……”

                                   ——刘虹

  采访时间:2003年2月
  地    点:深圳
  采访形式:书面采访
  人物背景:刘虹,北京人,曾于1987年参加<诗刊>第七届青春诗会,出版有<结局与开始>等4部诗集。军人出身,少年期随家庭去新疆,当过女兵,后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曾辗转工作于湖南等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深圳某报供职。

   1、我和你虽从未谋面,但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诗人。你2002年出版的第四本个人诗集为何名为《结局与开始》(好像有北岛的意味)?你的生活和文学简历?
   答:《结局与开始》的确是仿用北岛一首诗的标题《结局或开始》。是概括我当时生活的“临界状态”,希望旧的结束,新的开始。虽然无论在生活还是写作上,至今都难以对这一状态有效突破,但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期待吧。简历如下:
   刘虹,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歌学会会员。深圳某报社主任编辑。生长于北京一个军医家庭,“文革”后期随父母发配新疆;1972年应征为中苏边境战备电台报务员;1977年底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先后在不同省的政府调研室、广播电台、大学和报社工作;1987年底漂泊深圳至今。
   1976年开始在《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星星》,台湾《创世纪》、《蓝星》、《中华日报》,香港《香港作家》、《诗世界》、《诗网络》、《当代作家》、《香港文学报》,新加坡《文学》,澳大利亚《澳洲新报》等国内外报刊发表了400多篇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公开出版过四本个人诗集。有60多首诗被选入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多种诗歌选集和诗历中。曾两次在全国新诗大赛中获奖;诗集《生命的情节》1998年获深圳市青年文学奖和香港首届海内外华文诗歌龙文化金奖;诗集《结局与开始》获中国作协《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2002年度优秀诗集奖;长篇散文诗《大西北,一支永远的歌》1995年获广东新闻(副刊作品类)一等奖。1987年参加了《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

   2、如何概括你到深圳之前和之后的诗歌创作?两个阶段有什么不同?
   答:我在《结局与开始》后记中曾概括为:前一阶段可称为广阔些的“大地忧思”,后一阶段则更多的是切近的“存在之痛”。抒情的热与冷转换,同具生命的真诚和质感,只是后阶段更多一些欲飞折翅的无奈与惶然。
   我1976年开始写自由诗并在《诗刊》发表作品。当时跟朦胧诗一代人北岛、舒婷他们的创作主题比较接近。朦胧诗是对传统的叛逆,充满对“文革”和中国苦难的反思,对民族劣根性的反思。我那时主要是批判的角度,个人生存的痛切感远远没有在深圳这样,因为那时我还没有真正体验过底层的东西,在北京解放军总部优越的环境长大。最早是林彪事件,很受震动,开始思考。还有上大学以后接触到被打成“5·16分子”逃到西北的红卫兵,他们的思想解放比较早,对我影响比较大,所以我跟朦胧诗思想渊源比较近。“大地忧思”主要指忧国忧民的意识,包括对民族劣根性和文化传统的反思。
   来深圳时我仍是一种诗人的心态,还是要做文学梦。这之前遭遇一场情感打击,处于人生的低谷,又得伤寒病危,刚一出院就懵懵懂懂地来了深圳了。初来时颠沛流离,写诗的容易“犯傻”,“自绝”于帮我走捷径的人,有点精神洁癖,加上病体尚未康复,这样就比一般人多走了许多艰难之路,也更多一些挣扎感。在深圳,我的个体生命才第一次体验到了马斯洛“人生需求五层次”中最低层次的落差,这不仅仅指物质,还包括精神。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说,原来只有精神暴力,语言暴力,现在加上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暴力,造成人身依附关系更严重。目前下岗工人生存困难较多,农民就更不要讲。所以,从一己的生存感受推及到大家的窘境,从我过去轻飘飘的生存优越感到触模“切近的存在之痛”,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周国平曾说过,诗人和其他艺术家比,和其他文体的作家比,最大的特点是敏感,严格一点讲,就是疼痛感。这是诗人最大的一个特质,如果没有疼痛感,就不要写诗。 “大地忧思”好像更多一些居高临下、悲天悯人,我那时是跳出来客观地观察比较多,有些“隔”;更直接的、切身的是在深圳,走到了“存在之痛”,置身其中。此外,还因为我对精神生活的渴望非常强烈,如果我有半口饭吃,我就会想着精神生活上的要求。也就是说一个理想主义者,肯定是有着更多自寻的痛苦,所以我为什么会写到“临界状态”、“刀尖上的舞蹈”这样的词。由小我的一己之痛深化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民族的痛苦——从痛感出发,我觉得就抓住了写作的本质。而以前多是从“思考”出发,现在走到了“痛感写作”(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体写作”?一笑),诗人主体意识更强,更加直接进入诗歌。我喜欢看哲学和经济学类的书。有良知的诗人更应在作品中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3、我并不认为你是多么“热门”的诗人,也不认为你的诗已经写得多么了不得,而是感到你的诗中坚持了一种主要的东西。比如俄罗斯伟大传统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忠于生活的真实等等。读你的诗为何会禁不住让人想起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
   答:我肯定不会、也不追求成为所谓“热门诗人”。首先,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座标上,我多年以来恪守“精神边缘主义”,不图见容于主流社会。一个坚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其姿态就是——永不合作。这主要指的是他的前瞻性、先锋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永远在为社会指出新的标高,鞭挞现实中相对落后的东西,此乃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我在1970年代中期(10多岁当革命小兵时)就已朦胧感到“社会肯定”与“自我肯定”在我身上可能永难一致,而我更看重后者。无论生活还是写作,我都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忠实于生活赋予我的真情实感,而不去关心冷热之类的问题。
   其次,如果“热门”指的是诗艺上的“潮头”与时髦,那于我也难:我在诗艺上赶时髦的愿望一直不强,倒是本能地有某种沉潜的倾向——更看重内涵的表达。我至今尚未真正进入把玩诗艺手法、形式翻新的实验领域。对于我少得可怜的时间和精力,那把玩是令我羡慕的奢侈,我只能勉力抓住主要的——关于诗歌中人的灵魂的飞升、现代意识的张扬和精神的力度等体现作者人格力量的东西。心底一个固守的原则是:内容永远大于形式。当然,“热门”不了,也许更多的还是因为自己无能。
   我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艺术,尤其喜欢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诗。我为她们、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中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不能活出智慧和幽默的风格,那么守住悲壮和沉郁(优雅在顽强抵抗破坏时的坚韧化、粗砺化、壮阔化和深刻化?)也是一种大美,一种有力度的美。可一些东方民族骨子里钙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贫乏,导致他们的小风雅在遭遇暴力时,只能是噤若寒蝉或恐惧呻吟,甚至干脆滑到自嘲自虐式的油滑和痞气,彻底消解自我形象和人生原则,信仰更是无从谈起。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而这,正是俄罗斯文学艺术长久感动世人的奥秘所在。

   4、你好像提倡诗人应有某种高贵的东西(“贵族精神”?),有何所指?它的当代性位置何在?当口水写作、世俗化和平民化写作泛滥之时它的意义何在?
   答:相对于红尘滚滚的粗糙的物质生存世界,诗歌肯定是精神贵族的奢侈之物。这里不要混淆概念,“贵族”之谓,并非指人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主要是从价值观念角度说的——有些人更看重感官享受和社会地位,有些人更追求精神生活和心灵的自由。现代主义思想包含的平等观念、独立人格、尊严意识、自由思想、博爱之心、终极关怀、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个人幸福追求、以承担自我形象为基础的诚信品德和人生责任感、以及任何艰难困苦也不能遏止的灵魂飞翔的渴望等等,这些无疑都是“高贵”的题中之义。在这个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泥沙俱下、物欲横流、精神萎缩、人格秩序失范的年头,更迫切地需要永不泯灭精神之光,提升人的心灵素质,以免在纷繁物像的各种诱惑中迷失自我。这既是诗人自我修炼的需要,也是诗歌的现阶段使命。
   “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似乎是两个概念,对后者我尚未想好,暂不谈。至于作为“精神贵族”的诗人,我大约要强调以下特征:在人生终极目标上秉持理想主义,追求至善至美;在与“生活”相处时,显得罗曼蒂克,童真、易感,好奇心、求真欲,易蹈虚、不务实,美感叙事、不计代价,看重精神生活、有点心理洁癖……而庸俗、市侩、委琐、粗鄙、纸醉金迷、蝇营狗苟这些非君子、无品位的形象,肯定是和“诗人”的称号相悖的——当然,这个常识在1990年代后的中国诗坛也许已被“刷新”了。但我们谈的是真正的诗人,而非玩票者。在盛产经济动物和痞子的年代,做精神贵族是奢侈的,更是艰难的,因而才是难能可贵的。
   诗写中保持品位的高贵,与口语化表达、平民化立场似乎并不矛盾呀——最根本的还是看所表达的内容,底线在于:必须是言而由衷的严肃写作。

   5、你少年时的生存环境比较优越(北京军队总部大院长大),后来却经历了大的落差。这些经历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答:儿时的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说有着“奠基”的作用。父母都是老军人,在石光荣式“大老粗”居多的军队大院,有点不同的是,父亲是读了7年大学的知识分子,母亲类似褚琴但出身“成份”更高。所以在大院里,我是一直有些“异类”感的。我甚至在情窦初开时,就有些朦胧的担心:可别嫁在这种“粗”的环境里呀(纯属自作多情)。父辈给我素质的直接影响,是善良,刚正,平民意识,尊重文化爱读书,喜欢作梦(包括一点身心洁癖)等。从小是学生尖子,小学三年级时评上过北京市三好学生,可谓一帆风顺。如果正常升学,我可能会考一所名校的数学系(家族有数学细胞)。可是“文革”后期,“保皇派”的父亲被发配去了新疆,我在新疆读到初三便中断了学业,当了边境线上的战备电台报务员,天天值可怕的夜班。艰苦孤独中,把写诗当成了精神奋斗和寄托。我曾在诗集后记中过于深情地回顾到:“……从北京赴新疆,军列载着大人们的愁容苦脸和孩子们的莫名兴奋,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我5年后在边陲戈壁开始的诗的涂鸦、直至10多年后参加《诗刊》社主办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我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我诗的今生今世。”
   “文革”是社会的一次大的重新洗牌,似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但我相信,落差较大的人生促使人更多地思考;经历也是一种文化,有利于增加人的内涵和心灵的包容力,促进人格成长和思想深度。对于一个诗人的塑造,这些应该成为积极的因素。

   6、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空前释放了人们的欲望,人心失守,道德沦丧,深圳尤其是人性的大实验场,而你恰恰在那里坚持写诗,好像在跟商业社会唱反调。你是出于“斗士”般的热情或痴迷于诗,还是无奈、奋争?对深圳有何感受?
   答:既是无奈,也是奋争吧。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看与商业社会格格不入的我,能活出多少能量来。其实我刚漂到深圳时,好长一段时间无法写诗,很惭愧的。后来我越来越看清了,周围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并非我真正想要的,或者需要折腰索得而为我所不屑、所不能去要的。我是一个总要为生存寻找意义和价值的人,所以后来又回到诗。近些年对诗绝谈不上“痴迷”或“斗士般热情”,回来,是因为没有更吸引人的地方可去(也许包括无力前往),但并不说明风景这边独好。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写作姿态其实是……绝望。或者说,是害怕面对绝望。我曾随手记下一个词:绝境书写——书写绝境。这倒反而比10年前平心静气得多,从容得多,因为不再期待前方真有什么在等着你了。好像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如果这就是所谓走出了“靠青春期激情的写作”,殊不知这是多么大的无奈啊!
   至于与深圳“相处”的感受,还是抄一段我诗集的后记吧:
   我曾对一个老师说,“我是个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来世俗功利上无所求获。但有一条可谓最大收获,就是我的人格经受住了破坏性试验……”举座哗笑。这调侃并不轻松。然而,我只能按自己的价值观,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来调节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接下来,我进一步分析了深圳文化人的处境与心态——闯深圳的文化人,除了心里本来就没“种”的仿制品,大多都会在最初的生存挣扎中,陷入失落迷茫、失重怀疑、失衡痛苦、本能抗争又难以突围的心路历程……如果一个文化人求真欲的本性不够强大,在上述状态中终会导致人格分裂,处在永远的失调和无所皈依中。长久地处在浮躁喧嚣、功利外搏的环境,身陷围困中又不能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不能经常地静观心灵,反思自问,寻溯初衷,守望灵魂,无疑将使文化人的心性越来越浮华、粗糙,因而越来越没有文化……文化人在这个远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标,在物欲横流、价值错位中守望灵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其实,这不仅仅是当今文化人面临的问题,它也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恒惶惑——
你是谁?你到底要什么?你如何要?
   这是正常人性最深处的疑问,也是人类亘古以来面对自身的永恒追问——这便是人类开启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门的钥匙。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道德沦丧、精神委琐和人性异化的所谓“现代病”,就是在滚滚红尘中弄丢了这把钥匙。长时间不去沉静心灵、沉淀思绪、对自我发问,并真诚地用一生去探求答案,而是在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多样化的物欲诱惑中,把浅近的目标当作了归宿,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从而迷失了人性的根本——在人格的自我完善、精神的高度提升中获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感。及至最高的生存自我肯定感。
   求真欲,是人类的基本本性,也是脱离动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对宇宙、对自身无休止的发问,对大道、对真理百折不挠的寻找,对破译客观和主观之谜的永恒渴求——这种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文明的动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观世界里不断得到升华,不断被更高地文化着。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价值观。人生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而选择时的取舍标准则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只有具备强烈求真欲、身心洁净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羁绊,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嚣尘上时有自我放逐的勇气……

   7、读过集子,我个人私下“界定”你是一个坚持“半传统”写作手法的诗人。你对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如何认识?断断续续20多年的诗写历程有何感受总结?
   答:这个界定也许有你的道理,但并不严谨。对传统的态度当然是扬弃——有抛有留。你说的“传统”,主要不是指古诗、而是五四以后新诗的吧?二者在艺术手法上的共同传统之一,是都要求音律节奏,都多用暗喻和象征的手法。1980年代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的新诗则有很大的变化:淡化了韵脚而更讲究诗歌的内在节奏;大量运用意象手法、以及转喻和反讽,还有口语化、细节入诗等等,相对于古诗的赋比兴,现代诗的手法无疑是大大丰富了表现力。
   然而,我们提出任何问题都必须顾及到它的历史语境——针对性。针对目前诗坛上忽视真情实感的表达而一味把玩形式、用花样翻新的技巧掩盖内容的苍白这种舍本逐末的现象,我们难道不应该特别强调诗歌传统中的“炼意”么?“口语”、“细节”如果只流于自然主义,结果注定是消解了诗意;“反讽”如不建立在严肃思考之上,就很容易失之于轻薄和油滑。
   手法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当“现代”在各个领域都成为了摩登标签的时候,更要先强调一个诗人的基本素质以及它所表达的感受是否现代了、或现代着?当然,我并不是说表现手法的创新不重要(我也常常苦恼没有更多时间精力致力于此),我只是重复一个常识问题,意在提请诗人、尤其是警醒自己摆正主次。
   我的诗写经验若缩为一句话,就是鲁迅那句名言:喷泉里流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好诗必须和诗人的灵魂一起熔炼;诗是活出来的,不仅仅靠舞文弄墨。

   8、你对“女诗人”、“女性书写”和“女性意识”是如何认识的?性别差异之于诗歌表达重要吗?你是否认为诗人、特别是一个女诗人应该保持一点精神的洁癖?
   答:先答最后一问:是的。我很欣赏张承志的这个词:清洁的精神。
   我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女作家、女诗人、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诗人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首先追求活成一个真正的人,写出真正的人话,以促进社会的更加人化。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性别的区分。这是一个逻辑的、也是一个现实的不能跨越的前提。性别差异(何况是书写)永远不会大于物种的差异!试想,在这个人难以活成人的世界里,不去关注和揪心人与动物越来越小的差别(大的物种之别)和人的生活质量的低下,却本末倒置地奢谈男人女人说话的那点差别,岂不显得过于矫情、过于误导?让我们面对得更朴实一些吧:首先关注、并力求使诗人的喉咙把人的声音发得更好,解决人的共性这一前提性问题,再细究音质的阴与阳吧——因为丧失了大物种的界定和根本问题上质量高下的评判,一切关于性别的话题都是虚妄之谈:在“人”之外谈阴阳,实际上谈的不过是“公”与“母”,哪里够得上男人女人?我在几年前为自己的另一本诗集写“推销词”时就已痛感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而刻意写到:刘虹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绝不标榜所谓“女性诗歌”和“女性书写”,她强调“大写的人”的诗歌,强调以最朴素的灵魂贴近这块土地,以一颗自我完善着的健康心灵,真诚关注“人如何活成人”的苦难历程,而不是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若物种不明,或共性之大质量不被关注,却一味侈谈书写性别,这也许是拿诗作秀。刘虹追求一般女性作者较少有的大气、厚重,也重视探索人性内涵的细腻之笔,尤其是深圳所特别赋予她的冷峻思考……
   再说了,给诗涂口红、穿露脐装,甚至涂上经血就靠近了所谓“女性意识”么?近10余年的市场经济大潮早令社会上的“性别意识”畸形泛滥。在环境的或暗示或明示的怂恿下,女人们(包括女写手们)仿佛忽然明白了性别的交易价值(交易方式不尽相同而已:直接的、间接的,雅些的、俗些的),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越来越懂得了“注意力经济”,在吸引眼球上,似乎正在为自己的“性别优势”而窃喜——一个畸形的时代,竟将“第二性”变成了自我感觉的“优势”!
   我们的历史传统中,一直把女性钉在“被看”的位置上。如果说五四以前的女性多是被动无奈于此位的,如今的许多“新女性”却已进步到主动地引诱“被看”,去刻意迎合“他者”的目光。这其中的女写手们更是赤裸裸地标榜“身体写作”、“下半身诗歌”,在作品中津津有味地进行感官自模甚至自读,还自以为是“现代”、“先锋”和“前卫”。其实恰恰相反——在这个封建土壤格外深厚的男权国度里,且男人们的“看”欲格外形而下的市场化语境中,这种迎合和引诱只能强化封建旧时代加予女性的“被看”地位,而它唤醒的也绝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因为“人格独立”这一基本指征的缺席,唤醒的也许更多的只能是低层次的以“性意识+交易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性别意识”,它放逐的正是现代主义的“人的意识”——这实在是历史的倒退,女性的倒退,诗歌的倒退!试看现今社会,文坛内外有多少女人忙着为招徕更多悦己者容着,“被看”情结强化到了病态的地步,还美其名曰“征服男人以征服世界”!毫不掩饰引诱“被看”的世俗功利目的,因而恰恰在这里,丧失了女人真正的、内在的“性感”——纯情!有丰富内涵的浪漫纯情、童真无邪,水晶一样折射缤纷光彩的深刻的透明,此乃曰“纯粹”(姑且称之为“精神洁癖”;正是《红楼梦》里那句话: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而这才是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差异(男性更功利,因为更看重社会角色的被肯定)——所谓“性别意识”,先要廓清这一概念上的混乱吧。毫无疑问,越是“纯粹”的女性,其人、其书写也才可能越“性感”、因而越称得上具有“女性意识”。
   将“性感”只理解为外包装确是如今的庸俗风气。而庸俗、狭隘地理解诸如“女性意识”、“女性书写”之类,且作为对女作家的衡尺,令多少严肃的女作家不屑与为谋,认为是自落窠臼、自我贬低。鉴于此,我从不自称、也不喜欢被人介绍为“女诗人”;我曾几次要求介绍者去掉这个“女”字,以和“小女人”们有所区别,以避开如今诗坛容易罩在这个字眼上的中国特色的暧昧色彩。记得张洁文章中提到,当她总被人强调为“女作家”隆重推出时她曾激愤地说:“我干嘛非得卖这个‘女’字!不亮出这字儿,我就当不好一个作家不成?!”——好一个“卖”字!真是对如今世道、文道、包括女道一针见血!要弄懂“女性意识”这个字眼,去读几遍张洁的《无字》吧。这就是中国女性在血淋淋中逐渐苏醒和建立真正女性意识的一部心灵史!可能因为过于惨烈,还因为起点太高,而终点又废墟得令人怯于面对,让人少了些阅读时审美经验的圆融感和一般女性作家的柔雅、润泽感——然而,正是其直面真实生活(包括绝望、废墟)的勇气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使人在干硬、粗砺的叙述中更感受到它的博大恢宏、醍醐灌顶!这是一个大写的女人的生命痛哭和决绝冷笑……
   其实你这个问题可归结为一句话:如何成长为一个高素质的、丰富的现代人,这应该是男女作家们需用一生来完成的首要的课题。在此基础上,力求在写作中忠实于自己的天性,那么,所谓“女性意识”的表达,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我们又何必那么刻意?殊不知越是刻意地舍本逐末,便越显得矫情、虚假和病态。
   忍不住还要补充一句:需要突围张洁——张洁式的“女性意识”的建立(在为情而竭中),太痛苦、太自戕了!尤其是应对这块土地上“男性意识”普遍难以觉醒的可悲状况,美好女性的生命如此殉葬太不值了!虽然纯情是女性性感的最重要底色(其他所谓“家园意识”等等多为派生物),但若总是遇人不淑、屡遭毁灭、以身饲情,是否应学会有所保留,对自己的生命负一点责任?从而自一般的女性意识之中突围,上升为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的现代意识上来。同时还需反思一下:在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走出了“被看”的历史语境?因而面对废墟和绝望可不可以少一点“披头散发”?女人生命的最终定义者一定是男人么?也许保持灵魂上的彻底独立,换个角度去“看他”(至少是“对视”),生命之河才能更加宽广、激荡吧?
   一生反抗“被看”意识,是成为真正的现代女诗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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