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打工诗歌——命运与梦想 
                             ——访（广东，增城）广东打工诗人代表人物之一罗德远

　　“‘打工诗歌’发展到今天，可能不会再有很大的爆发力或影响力，但仍然要持续推进。建设整合型的‘打工文化’势在必行，之前和诗友们提到，可以将‘打工诗歌’作为切入点，办一份‘打工文化’民刊，系统地梳理‘打工文学史’，同时引导‘打工文化’的良性发展。当然，目前还停留在计划和想象里，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广东‘打工诗歌’的发韧和崛起，其实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为未来留下了珍贵的记忆：疼痛与梦想。打工时代必将和知青时代一样，产生深远的影响。越过时代的苦难，回首这段岁月，底层者创造了时代，也创造了优秀的中国文化，丰富了中国经验。 ”

　　“打工诗歌的成功，不在于得到主流认同，而在于其对社会的影响；打工诗人们个人的成功，对群体有榜样的作用，是一种现实意义的成长。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非常深远，打工文学的赋命，牵扯到中国的神经。让我想到城乡差异，社会公平，正义道德等等。” (罗德远)

时间：2012年8月2日


诗人背景：

　　罗德远，广东“打工诗潮”肇始人之一，《打工诗人》编委与创办人之一，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打工诗人、打工记者、打工作家之一，1968年生于四川省泸县乡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任村干部，办过农民文学社。18岁加入打工行列，先后在四川、贵州、广东打工，从事过建筑业、修过水电站、做过工厂的收货员、组长、拉长、厂报编辑、主管等，以及广东多家报刊的记者、编辑、主编等。作品在《文学报》《诗刊》《南方日报》《工人日报》《作品》《北京文学》《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广州文艺》等国内多家报刊发表，写作体裁有诗歌、散文随笔、纪实文学等累计100余万字，作品入选多个全国诗歌选本。著有《漂泊红颜》《在岁月的风中行走》《邂逅美丽》《南方传奇或诗篇》《雁南飞：中国打工者非虚构文学作品选》等多部。参与主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广东省新生代产业工人作家培训班文学导师，中国打工文学领军人物之一，“打工诗歌”积极倡导者和重要推动者。2005年7月，作为全国引进的十名作家诗人之一落户广东省广州增城。


诗人的根在故乡，请谈谈您的故乡四川泸县？

　　答：我的家乡在四川著名的酒城——泸州市的泸县，属川南丘陵，东接重庆市的永川区，南临泸州市的合江县，兼具春荣、夏艳、秋实、冬秀的江南特色,泸县古称江阳，历史悠久已建县2100多年，被联合国评为中国100个“千年古县”，境内有全国重点文物龙脑桥、宋墓石刻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州雨坛彩龙”，泸县的“龙”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为“中国龙文化”之乡。泸县还是“川南鱼米之乡”。

　　因闻名中外的“泸州老窖”，这里还被国人誉为“酒城”——酒业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系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有我国建造最早的酒窖（始建于1573年）,为“中国第一窖”。古代文人墨客留下众多赞美诗赋,杜甫在《泸州纪行》中写道“自昔泸以负盛名，归途邂逅慰老身。

　　江山照眼灵气出，古塞城高紫色生”；黄庭坚贬谪来泸州，吟出“江安食不足，江阳酒有余”；苏东坡的《浣溪沙·夜饮》曰：“佳酿飘香自蜀南，且邀明月醉花间”。

　　我的家乡叫百和镇，人口五万左右，有一条贯穿全镇的小河，名陆溪河，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莲枪舞，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还有玉龙湖、高洞瀑布等，风景秀丽，冬暖夏凉。


对家乡的少年期的印象？你曾任村长的历炼，对其后在广东团结五湖四海的打工诗友的帮助？

　　答：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因家境清贫，我无奈地经历了少年辍学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回乡务农。这是当时许多乡下学子无法回避的现实。三月插秧九月扶犁，每日同父辈们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守着那几分薄薄的自留地——难道这就是我的将来？已知的前途曾让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为生活所迫，我于17岁时到湖南和贵州接壤处的贵州玉屏苗族自治县一个偏僻的小镇“找钱”，半年多的浪迹生活除了让我饱尝谋生的艰辛外，并无太多收获。我的内心十分不甘。

　　1989年冬天，回乡的我和同乡的农民文友鄢文江、徐非相识，相同的爱好和理想让我们走到一起。每逢赶集，我们便聚在家乡简陋的茶馆里，就着一碟花生米二两小酒，海阔天空地侃诗文谈人生，心中的文学激情因此熊熊燃烧起来。那是一段让我永远怀念的时光，那时的我们希冀透过农业的藩篱，去触及更为广阔的世界，于是寄予我们理想的农民文学社《荒原星》诞生了。

　　这一举措在当地引发不小的文学热潮，当时我们所在的乡团委因为办有我们这个文学社，受到上级表彰，全区的团委工作会议也在我们乡召开，将文学社作为典型宣传。不久，当时的《泸州文艺》主编周金章（已去世）、泸县文化馆的著名作家肖体高，还专门来文学社给我们指导；现在的泸州文联常务副主席、泸州市作协主席杨雪一直关心我们，编发了我们不少作品，推荐徐非和我参加泸州酒城金秋诗会，给予我们极大鼓励。《荒原星》文学社共创办12期，推荐10多位乡村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到《中国青年》、《四川日报》、《泸州文艺》、《龙眼树》、《泸县报》等报刊发表，对每个人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徐非、鄢文江、罗德远等，后来都真正走上了文学道路——因此可以说，农民文学社《荒原星》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回乡期间，村里让我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后来是副村长，分管几个生产队的日常事务。和乡亲们打交道，让我有机会更加贴近地倾听到来自乡村的声音，感受到更为广阔的世态人生，知道悲苦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对苦难的认识又赋予我内心的力量，感于父辈们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深蕴着一种同命运抗争、不屈不挠的风骨，年少的我因此告诫自己，平淡清苦的乡村生活里，我应当拒绝青春荒芜——不管未来如何，也不要失去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这期间，我白天戴着草帽、光着脚板和土地打交道，到负责的生产队传达政策、调解纠纷，晚上在灯下抒写对桑麦果藤的钟情，亲近人生大野上的荆棘、野花和小草，写下了不少的乡土诗歌。记得因为和徐非等人创办《荒原星》，写作发表了一些诗歌，一位当时担任副镇长的朋友梅杨桢，专门邀请当时的泸县文化局副局长曾发明来我家看望我，其时我正绾起裤腿下田割稻桩，曾副局长听说我当时已在《诗刊》发表过作品，连说了不起，说让镇上先调我到到文化站工作，慢慢适应后调入县文化馆。然后，由于家境的清贫，许多同学、亲友都到广东打工，最终我没有等到去镇上工作，而是选择了南下寻梦。

　　总结家乡的岁月，让我收获很多，最重要的是心灵更加宽阔，一直葆有农民的本性：善良、坚韧、感恩、诚实和务实等等。


早年对您影响深的书籍？

　　答：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我因此读到了他们遗留下来的那一册册繁体字的古籍书，如四大名著，《封神榜》，《三侠五义》等，后来看过村里的社戏（川南俗称“灯夹戏”）、伯父写的春联……这些便是文学对我最初的启蒙——尽管这样的文学启蒙在今天看来是那样的简陋和单薄，但却给予了我心灵的力量。后来邻里有个村民走村串户回收旧书，我读到了诸如《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生死场》、《萌芽》等文学期刊和小说。打工以来，谋生忙碌的原因，陆陆续读过近百种名著，但与很多底层的作家相比，非常非常的少，同时缺乏系统性的阅读，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今后需要补充的重要一课。


自2001年起创办《打工诗人》已11年，可谓筚路蓝缕，总结收获经验、缺陷教训？

　　答：十一年前，我和徐非、任明友、许强、许岚、黄吉文、柳冬妩、张守刚、家禾、李笙歌、汪雪英、李明亮、李斌平、蒋明、商西恒、何真宗、王锡文等一批有着共同命运的打工写作者，经历了初出家门、艰难谋生后，在与人生抗争的跋涉途中，为寻找一份精神支撑、一种与灵魂对话的方式，创作了大量反映打工者生存与情感状态的诗作。之后，徐非、任明友、许强和我，我们四位在惠州的打工写作者，决定创办一份民间诗报，集合所有打工写作者的声音，这份诗报经过几位创办者反复讨论，最终达成共识：“流浪诗人”、“漂泊诗人”、“行吟诗人”等称谓，都没有“打工”二字更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诗报干脆取名《打工诗人》。

　　我们质朴的认为：打工，是我们脚下的现实土地；诗人，是我们蓝天上的精神梦想。我们还写下宣言：“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后来改为“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漂泊的青春作证！”通过《打工诗人》这份民间诗报，打工诗歌写作者们完成了一次精神意义上的大集合，促使中国诗坛崛起了一个崭新的诗歌体裁——打工诗歌。如今，《打工诗人》已走过十一年历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底层打工者或关注底层的作者加入这支创作队伍，这些现实主义的诗篇，注入了打工者或底层的理想和信念，为心灵带来精神的向往与寄托。

　　创刊30期，我们从报纸改为刊物，共推出300多位“打工诗人”的1500多首优秀诗歌作品，作者由最初主要集中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到遍及长三角、北京、天津、重庆等全国各地，作者主要来自白领、普工、修理工、建筑工、补鞋工、流浪歌手等各个行业的业余作者。通过《打工诗人》这个载体，先后编选出版了《1985-2005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8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等年度选本，将“打工诗歌”推向全国，《文学报》、《中国青年》、《诗刊》、《工人日报》、《诗选刊》、《星星诗刊》、《华夏诗报》等报刊陆续推出作品专辑，介绍和推荐打工诗歌优秀作品，近五十位打工者出版个人诗歌作品集，全国有50多位专家、教授对“打工诗歌”进行研究，更有许多大学生、研究生、硕士、博士生将“打工诗歌”作为毕业或研究论文。

　　但由于我们工作不稳定、时间不充裕、文化程度不高、经济现状不宽裕等客观原因，《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的编辑、策划、活动等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影响力会更大；另外，“打工诗人”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方方面面的工作要做，单靠几个人的力量有限，无法完成，整体的力量和智慧尤其重要，特别是后来随着《打工诗人》的发展壮大，有了一定知名度后，除了遵守公序良俗，继续保持奉献精神外，还应建机立制，比如对资金的管理，工作的分工，网络的完善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你最初南下曾在惠州工作6年，经历难忘的底层工厂打工生涯，谈谈惠州？

　　随着年龄的增长，找出路，“找钱”，是当时我在乡村不得不面临的现实，也是促使离开家乡的原因之一。当年有“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之说，朋友徐非和初中同学何鸿铭都在惠州打工，我选择了来惠州的一家大型中外合资企业工作。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我进厂是同学的弟弟介绍的，应聘的职位是物料部的仓管，介绍人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说从事过擅长与数字打交道的村会计。面试我的是一位曾经在南京大学教过学的人，看了我递给他的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证，发表作品样刊等后，淡淡一笑说“有写作水平固然好，但你更要认真清点好每天收发的货物，不要弄错数据”。令我不胜羞愧。从此，我便将那些代表我是一个“作家”身份的资料放在箱底。南方，并不在乎你曾是什么或会什么，而在意你适合做什么，这是初次见工给我的启示。

　　在这家2000多人的电视机厂，我一干就是近六年，从一名普通仓管，做到组长、线长、主管兼企业报编辑，直到1999年6月离开惠州，到广州一家文学杂志。可以说，我在这家公司的工作，让我真正领悟付出总会有收获这个简单却朴实的道理。进厂后，我把曾经当过村干部和“作家”的身份忘却，实实在在的做好每件事，最初从普工做了到组长。有两件于我颇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事一直记得：1995年，公司举办圣诞晚会，天天加班的我利用紧张的午休时间创作了一首散文诗，由同事在圣诞晚会上朗诵，获得晚会二等奖，得到总经理的赞赏。后来，总经理到全国各地考察，看到很多著名企业都办有企业报和内刊，也想办一份企业报纸，正好在《深圳特区报》上读到我写的一篇文章，于是让我担任企业报副刊编辑；第二件事是负责管理的副总经理黎炳潮先生知道我是个“作家”，一天下流水线检查时，看到我正用拖车卖力的拉货，连说“想不到”，后来晋升我为线长及主管。

　　进厂最初的一年，为了把工作做好，我卖力工作，连元旦、国庆都主动请缨加班，使自己的工作能力得到上级认同。一年后，打工生活的种种际遇，对故乡的怀念等，促使我开始提笔写下内心的感受，这其中就有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打工诗歌”的作品，这些作品陆续发表在《大鹏湾》《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嘉应文学》等刊物上，对我的文学写作激励非常大，由此结识了很多写作的打工朋友。在惠州打工近六年，因为工作的忙碌，还从来没有去看过一场电影和录像。记得1997年有一个月，竟然有7家杂志同时刊登我的作品，深圳一位朋友电话里问我，是不是我穷疯了还是怎么的——因此可以想像那时对文学的痴迷和狂热。我的很多自认为不错的诗歌、散文作品，都是在那时创作的。

　　关于惠州，我写过两首诗《怀念一个叫斜下的地方》和《再别惠州》，表达惠州的那份情结，另外还写过一篇文章，记录当时初到惠州的印象：“……仲恺大道作为我南下的第一个驿站，足以令我刻骨铭心魂牵梦萦……”


你曾在广州苦干若干年（多是文化打工，当打工记者等），有一首诗我印象很深《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谈谈广州印象？

　　答：我是1999年6月到广州工作的，最初的印象是人流车流多，也很杂乱（远没有今天这样整治后的明亮），感觉有些茫然，无法融入其中。1999年6月，我开始在《嘉应文学》从事编辑工作，杂志需要专题策划，于我有些压力，一年半以后，《惠州文学》希望我加盟，带着怀旧等复杂的心绪，我返回了打工第一站惠州，之后《惠州文学》因为整顿而停刊，我又返回广州从事文学编辑工作。随着接触的深入，感觉广州是个包容和务实的城市，外来人口多，打拼得靠真本事，渐渐有了一定的自信。在广州工作期间，我学会了泡图书馆，编辑、写作、策划能力不断提高，得到领导和行业界的认可。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努力——从离开家乡到惠州，再从工厂到杂志社，我觉得自己没有退路。广州的繁华，个人的努力，生存的压力，对世态的感慨，我写了《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怀念一个叫斜下的地方》……等诗歌，反映了当时的心境。

　　后来我成了一名真正在广州人，也找到了广州人的感觉，但由于工作忙碌，事务繁杂等原因，我没有时间去看广东一些电视节目，仍然用普通话和同事交流，所以至今还不会广东话。这么多年来，有机会与很多广州本土人接触，感觉他们具有鲜明的广州人特色——务实、开拓。广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让外来人员有机会落户广州，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读书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近年急需解决的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

　　广州是一个复杂的城市，说得上鲜活而暧昧的城市，我还以一个广州暂住者的心态，写过一首诗歌《广州生活》表达了对广州的复杂情绪。



广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为什么在那里产生中国“打工诗歌”？以及南方打工精神？北京、上海，都是打工一线，但却没有形成规模性打工诗歌潮？

　　答：这和广东最早改革开放有关，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广东打工浪潮风起云涌，众多内地打工者涌向广东——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港澳、台湾以及近邻的地区和国家的人前来投资。粗放型的加工制造业，低廉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使广东的打工热潮远远盖过北京、上海等。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内地打工者来到南方后，非常渴求精神文化的抚慰，而广东每个地级市都有一份文学杂志提供“宣泄”的渠道，形成了一种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文学形态：“打工文学”。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前往打工的更多的文化精英或没有具备文化素质的最底层打工者（如没有文化的保姆），因为没有广东众多参差不齐的基层文化打工者，以及各个层面文化的碰撞，反而没有产生类似“打工诗歌”等文学现象。广东“打工诗歌”的发韧和崛起，其实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为未来留下了珍贵的记忆：疼痛与梦想。打工时代必将和知青时代一样，产生深远的影响。越过时代的苦难，回首这段岁月，底层者创造了时代，也创造了优秀的中国文化，丰富了中国经验。


你曾进入羊晚报业集团工作，新闻训练对于你从事打工活动有何帮助？你用报告文学、特写等，采写过许多南方打工的风云人物，他们之奋斗与成功，对你的影响？

　　答：这种新闻训练，或者说压力变为动力的锻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从1999年6月成为打工文学畅销期刊《嘉应文学》编辑以来，接触了无数打工写作者，与他们的相识、接触，甚至成为朋友，目睹他们的成长或转型，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人生故事。我想以后如果有写自传的机会，真的要写写与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相信会相当感人。之后，我有幸破例因为写作、采访的成绩，进入很多本科生奢求的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从事编辑、采访和策划工作，使我的新闻写作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同时，在采访这些南方打工世界的风云人物时，我注重挖掘他们成功、成长过程中的细节，力求生动之外，更要可信，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成功的辛勤付出，做人的真诚和善良，让我明白成功需要的诸多良好品质。当我以原生态的方式呈现给打工朋友时，相信对他们具有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你与打工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请讲讲发生的一些故事？

　　答：的确，从事编辑，特别是从事打工生活期刊编辑这么多年，我和打工作者、读者朋友有了很深的感情。做编辑13年来，编发过许许多多打工作者的文章，这些名字相信现在大家仍然知道，如编发较多诗歌作品的郑小琼，编发其第一篇自传体文章、获得全国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王十月，以及当时在生活一线的打工诗人如张守刚、何真宗、任明友、黄吉文、汪雪英、李明亮、许岚等等，几乎全部编发过；在我如今保存完好的一个硬抄本上，密密麻麻记载着4000多个打工作者的地址、邮编和电话，分别是我在《嘉应文学》《惠州文学》《飞霞》杂志期间，陆续记录下来的，当时网络不普及，我给他们退过稿或回过信，鼓励他们创作，和他们谈人生。

　　颇有意思的是，我还促成好几对男女打工写作者最终成夫妻，比如珠海的诗人王承东，因为在我主持的《飞霞》诗歌栏目发表诗歌后，与广西一位热爱诗歌的女孩喜结良缘，如今在广东中山购房定居；热爱文学的唐兴清和杨帆都来自四川资阳县，都在广东打工但并不相识，当我发现他们志趣相投、年龄相当后，便有意撮合他们，现在他们有了儿子，在深圳成功创业。有些打工读者作者遇到一些困难，我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永远记得我和他们一样从生产一线走来，所以一直把他们当成当年的自己，需要哪怕微不足道的鼓励和支持。一路上，很多打工作者都喜欢与我交往，称我为罗大哥，有的成家立业后，哪怕不再从事文学写作，仍然保持友好的联系交往。我感觉这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和快乐，因而倍加珍惜。


十多年来，你和其他编委及诗友一边艰难谋生，一边办《打工诗人》，如何克服经费、时间精力等困难？

　　答：创办之初，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每位编委200-500元的凑集，有的编委生存条件不好，其余的编委就多出一些。刊物出来后，邮寄是一大笔开支，好在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编委，可以利用报刊工作的机会，邮寄杂志时顺便寄给作者和读者，这方面的事，做文学报刊编辑的徐非、任明友和我都做得不少，哈哈。十一年来，多次面临经费缺乏的问题，好在大家能够齐心，只要收齐能够出一期的好作品，就想办法出刊。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1985-2005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为了筹备书号费和印刷费，编委们费尽心血，除编委自筹外，一些诗友纷纷捐出发表文章的稿费，如郭杰广、李海涛等，一些诗友提前预订书籍，最终得以顺利出版。在这里，更要感谢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如资助“《打工诗人》创刊十周年纪念诗会”的惠州打工创业者高先生，支持“《打工诗人》2011-2012双年“打工诗歌”奖的诗人阮先生等，他们经历过打工的艰辛历程，对诗歌怀热忱，促使《打工诗人》更好的发展，谢谢他们。


谈到初期的《打工诗人》时，你曾说，“投稿的多是一线工人。现在很多年轻的打工者需要表达生存的压力，爱情的迷茫。而且相当一部分有一定的文字表达的能力，他们希望能证明或表现自己。诗歌是他们的精神出口”。历时10年后，面对诸多变化，较高文凭的新一代打工群的涌入，这份刊物应该做怎样的应对？渡过了初期的“倾诉“型写作，打工写作该怎样提升？怎样建设整合型的”泛打工文化“？

　　答：随着新生代打工者的加入，打工者们度过了初期的倾诉型写作，打工写作应当提升，《打工诗人》也要创新，与时俱进。网络、电视、手机的普及，打工者的精神宣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早期的写作者渐渐淡出或转型甚至不再写作，《打工诗人》不会像以前那样“振臂一呼，应者如云”。一直以来，《打工诗人》和现实紧密相联，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打工诗歌”的写作应当有所变化，应从反映现实逐渐到挖掘内心，可能表现上会更加细腻，风格上更加创新——我认为，以后“打工诗歌”的创作语言不一定会日趋精致，但技艺会更加成熟，表现手法会更加多样。《打工诗人》会继续去发现、尝试和引导，从而得到有效提升。只要《打工诗人》真正对待每一位“打工诗歌”写作者，给予他们发表的平台，相信《打工诗人》还会有持续的力量和发展。

　　“打工诗歌”发展到今天，可能不会再有很大的爆发力或影响力，但仍然要持续推进。建设整合型的“打工文化”势在必行，之前和诗友们提到，可以将“打工诗歌”作为切入点，办一份“打工文化”民刊，系统地梳理“打工文学史”，同时引导“打工文化”的良性发展。当然，目前还停留在计划和想象里，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挖掘这些年来出现的打工诗人的相关资料，大量优秀的打工诗歌作品，形成一种系统的工程。如果以后工作不那么忙碌，我乐意和诗友们去做好“打工文学”传承和弘扬的事业。


《打工诗人》日常是怎样培养一线作者？

　　答：阅读、修改、发表他们的优秀作品，关心他们的生存环境，举办各类活动，鼓励、聚集一线的作者，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一些编委从事过报刊编辑等多种职业的缘故，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们还经常为底层打工者找适合他们发展的工作，如报社记者、内刊编辑等。随着时代发展，打工诗歌写作者的身份日趋多样，在我看来，只要是“打工诗歌”的写作者，我们都应当团结，推荐其优秀作品——当然，底层写作者，会是我们长期重点关注的对象。


后边，90后的打工弟妹又走上来，作为跋涉先行者有何寄语？

　　答：还是之前说过，去作“打工诗歌的写作和推广”讲座时，对新生代产业工人作家们讲的两句赠言。

　　第一句话是：执着和热爱能成就一件事情。

　　第二句话：不管人生多么艰辛，永远不要丢失梦想。

　　一路走来，如果说自己有一点收获的话，那就是坚信只要肯拼搏付出，生活总会予以相应的回报，因此固执地认为人生少有捷径可言。我想，在打工或人生途中，我们理应对生活要求低一些，以一份勤勉和踏实去寻找自己的目标，当现实比我们想象的美妙，我们便会惊喜并珍惜；如果结果没有我们想象的美好，我们也要坦然面对，而不应失落和消沉——重要的是，跋涉的路上，我们永远不要丢失梦想——而只有当梦想拥有了健康正确的方向时，梦才有可能走的更远，飞的更高。


打工文学的赋命，远不在申请成为“正统“的文学(而是另有其高远深广奥义)，你的见识？

　　答： “打工诗歌”的成功，不在于得到主流认同，而在于其对社会的影响；打工诗人们个人的成功，对群体有榜样的作用，是一种现实意义的成长。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非常深远，打工文学的赋命，牵扯到中国的神经，让我想到城乡差异，社会公平，正义道德等等。


采访人后记：

1，初见罗德远，是在广州站前不远的一个小饭馆，在座的有《打工诗人》编委徐非、在东莞的“漂泊”诗人刘大程，在广州的打工诗人李长空，这么高壮的一个汉子啊，相貌堂堂，嗓音洪亮，握手有力，如果是在乡村，也一定是可以当乡长或村长的人物，我暗想。

2，关于“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罗德远的组诗标题），前此若干年我在北京，他曾与我通话，时夜已深，说正在赶最后一班车，我说我也一样啊，他和我都住在都市郊区，很远。我能想见他从灯火繁丽的广州市中心走到黑暗潮湿城乡结合部弄巷的感觉。

3，在增城，拜访他的新居，他妻子说他们共漂在惠州、广州有17年，租房，这回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窝，由于刚搬迁来不久，他的新家可用“家徒四壁”形容，几无家具，但已先有书柜，各种书籍、报刊丰富，几乎堆满了一间，其中有成捆油墨新香的《打工诗人》正待发。

4，以我观察，罗德远属于浩大的广粤打工诗歌队伍中，少有的凤毛麟角的“成功者”之一，不仅在诗歌界影响大，而且解决了编制、户口，我打听了一下，这一切要归功于增城的一位文联主席（好像是巫国明？），他向市长提出引进文学人才的计划，增城的远大眼光宽阔胸怀，令人刮目相看。但罗德远他们“用一支笔打天下”精神，已经给许许多多打工人以鼓舞。

5，广东打工诗歌的旗帜昭示着：时代文学找到了她的良心——新写实（既现实主义的强韧生命力）。向现实主义的猛烈回归，使那些“玩漂文学”“假小资文艺”显得轻浮虚假。

6，广东打工诗歌的全国影响，得益于《打工诗人》的大力宣扬，很多，大环境上得益于广东的包容，容忍，支持，往深层里说，更得益于广东打工有“共同精神”体，全体一致来源于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农民青年，在几乎整齐划一的流水线工厂环境里工作，吃饭，睡觉，“共同的文化精神”“是一种文学或艺术被“大众化”接受的前提。（反衬出当代的许多文学艺术为什么找不到观众和读者，是丧失了共同生存感受、认识，因没有“共同文化“而各行其是，可做旁思）

7，川、湘、桂、赣等诸省的农村文化青春人才——向广东沿海的一次聚集；青春激流碰撞向现实生活发出的回音：（文学的、艺术的）诗歌；乡野半传统文明在都市的现代环境里的一次特有灿烂，时代一瞬（关于“广东打工诗歌“）

8，我接触的广东打工诗歌几位领袖人物，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于前几代诗人的显著特点，务实，比较温和派，注意解决身边具体问题，为打工人呼吁权益，但不诉诸对立和终极目标，能理性地对待这个世界，等，我以为这是广东给他们的教益。


附：罗德远打工诗歌欣赏


　　《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

　　广州生活里 浪漫的念头有：
　　攀登白云山 看珠江夜景
　　在广州火车站留个影
　　周末早早去广州图书馆占个座
　　或者骑一辆旧自行车
　　花城里美丽地漫游……
　　还可以想象的抒情：一位还算浪漫的诗人
　　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

　　同时请留意这样的风景：
　　不是马拉松 不是与刘翔比赛
　　晚上11：30分 一位忙碌一天的男人
　　正用1.80米的“海拔”
　　追赶一辆末班公交车
　　他与生活构成的角度
　　和奔跑时的速度 步调一致
　　是的 的士花费的50元
　　只是富豪非常普通的一道菜
　　却恰好是他一天的生活费

　　从凌晨追赶第一辆公交车开始
　　到人才市场失望而归……
　　不仅仅我 不仅仅在广州
　　很多的姐妹兄弟 深夜里
　　仍在不停地为生活奔跑


　　《广州生活》

　　从白云花园到五羊新城
　　顺着诗歌的韵脚
　　我赤脚步行了两年
　　依次安置好每一段命运
　　我依然是一个地道的广州暂住人
　　请允许我将广州生活的感慨
　　简略地说出

　　一个内心流亡者
　　血液注定无法融入脚下的土地
　　看见一些鲜艳的青春
　　和纽扣一道滑落
　　感受环佩叮当香气四溢的花城
　　我不知道该感谢还是憎恨
　　美好暧昧的广州生活

　　在广州 我无法拒绝
　　现实和文字生活给予我的
　　双重压迫。因此 房东的女儿
　　你千万不要爱上我 增加我心上的
　　第三重大山
　　广州很大 像一条无边无际的河流
　　更像我漂泊的人生
　　它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我至今不能说出
　　它的流向……


　　《怀念一个叫斜下的地方》

　　我近6年的青春
　　交给了一个叫惠州的城市
　　现在它已无法回到我
　　最初的川南
　　可我的悲伤 却为何宿命得
　　没有一丝声响

　　与斜下的相遇 像漂泊路上
　　偶尔邂逅的一个女子
　　我不能说出她的好与不好
　　落魄文人的身体
　　与出租屋的气息
　　放在一张简单的床上
　　这样的情景 我不知道
　　是让人温暖不是让人感伤

　　斜下 倾斜向下
　　我庆幸一直走得沉稳坚实
　　正直向上
　　1994年夏天那场洪灾
　　差点让我与诗歌同归于尽
　　现在 中洞村 古塘坳 康惠电子……
　　将出现在我的诗行里
　　表达我的热爱与冥想……


　　《与一匹蚊子同室而居》

　　南方出租屋 蚊子是
　　先我而至的住客。黑暗中
　　让我的血液再次鲜活

　　蚊子亮出暂住证
　　与我同室而居
　　毫无羞涩和不适之感
　　陌生的城市和徒劳的奔走
　　让我选择 孤灯下用文字
　　换取我们生存的权利
　　蚊子让我相信
　　为一个人活着是幸福的

　　与我同室而居的蚊子
　　温暖了我寂寞的心灵
　　让我在黑暗中坚持如一
　　如果一生的等待
　　只是一种适应
　　我还会在岁月里奔走
　　我相信我还有别样的魅力
　　即使躺在出租屋的床上
　　也会令一只蚊子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