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网间的吟唱之乱弹--《诗歌报》试刊号读后——《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编读往来]网间的吟唱之乱弹--《诗歌报》试刊号读后

文章来源：www.shigebao.com 作者：海妖发布时间：2005-01-19 20:01:24 点击指数：

最新诗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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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是近期都在议论的一件大事，“入世”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经济体制开始进行全面接轨。关于彻底的市场经济，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是“追求效益最大化”，带点文学色彩的是“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而最直如人心的，则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就是彻底的无耻”这样具有E时代特征的快语。卢梭说“人是生而平等的”，除了意味着理想化的愿望，也只是就生命存在的终极而言。市场经济下，只有客户——给其带来收益的存在——才是“上帝”，而“上帝”也随收益的厚薄而分三六九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提供了一个在黄白之物面前的平等。一切都以法为规，以金为矩，重新衡量。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彻底化，每个企业、组织或团体，都会越来越“势利”和“无耻”。

这样看来，人们的精神世界将无药可救。怀着这样的心绪，便读到了赵州柏林寺净慧法师的一句话：“……众生的善根，那是和其烦恼业障同样深厚的”，便有所省。万物都有两面，凡事都有平衡，如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不可独存。“势利”和“无耻”盛行处，正是“纯粹”和“高尚”彰显的地方。怀着这样的心情，便读到了以“见证当代华语原创诗歌”为己任的《诗歌报》（试刊号）。它给我以感悟，给我以思索。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写诗者”对生存状态的焦虑，以及对社会、对民生的关注。

潘向建《与猪为邻》，从农村最低层苦难的真相里来，嚎叫着精神上的饥饿和绝望。而老张的《过程》、《在雨季》等作品，则显示了《老张的另一面》——一只《受伤的麻雀》从田野飞来，栖息在都市森林的枝桠上，在现实机器的倾轧下，承受着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分裂。麻雀在受到挤压的空间里，在无奈和悲哀的风中，乘着诗的翅膀，作升华自我的狭窄飞行。飞行的艰难，让飞行的过程变成韭菜，一茬一茬地生长。红烛骑士的《断章》则切开生活，让我们从断面审视“惊诧的伤口”；杨键的《小镇》和《小鸟》怀着土地一样的痛楚，把镜头从唐风宋雨的田园诗意，拉到生计困窘的“找不到一点点依靠”的现实。这些作品，反映了农村与都市各自的生存状态，以及强烈反差，带给“写诗者”的莫名的困惑、苦恼和眩晕。毋庸讳言，当下中国工业化、信息化过程同时进行，整个社会从存在到观念都产生许多断层。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千差万别，而且对比鲜明，整个社会场景都处于快速置换过程中。相应地，“写诗者”的思维和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断层。出于本能，更关注自身；出于责任，更关注穷困，更关注底层的苦难。这与社会发展现状是契合的，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出世精神是契合的。不同的是，封建文人“入世”，囿于中国正统的道德理性文化，而“写诗者”则直面生活的压迫，意识到现实中存在的不合理与不平等，并下作出自己的挣扎和选择。他们没有离世异俗，没有刻意尚行；不唱高论，不启怨诽，只是表达真实的现实，以及现实里真实的自我。也许，只有在网间行吟的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吧。只是这些焦虑和关注，多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视野来认识。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点上，还难以看清出路和方向。自然，对自己的立足，也就难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因而也就只能止于苦闷。他们是整个社会文化界苦闷的象征，相信苦闷的积淀，最终能提供足够的养分，使诗和诗的心灵，能够破茧而出。

其次， “写诗者”对生命终极的思考，以及对自身人格价值的确认。

这些思考和确认，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度的人类精神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也是和所处社会紧密联系，前人和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写诗者”寻找“人”的尊严，把他们思考的星斗在黑夜里挂起，交织成坐标，使我们能藉以定位我们的位置，藉以调整心灵的指向。这些思考和确认，将使他们区别于古代的“游仙派诗人”，不会超脱于虚无飘渺，不会仅仅止步于徘徊。邓小平先生提出“猫论”，倡导实事求是的风尚以来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体制，无论价值取向还是存在方式，都一直处于适应时代发展、融入国际社会的潮流中。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江泽民语）。全球化之风大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的冲突，带来原有价值观的风化、剥离、重组和整合，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开始加速呈现多元化态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使我们这些蓝色星球上的居民，所见更远，所知更微，我们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认识，也一天天真切。手段上借助外力，思考上摈弃形式，抽丝剥茧、深思求真，是“写诗者”的追求和所应该具备的提炼、升华的能力。佟声的《我多想在黄山上作一棵树》，直抒胸臆，苏世独立于红尘之外。结构上层层递进，气势上浑然一体，是一篇拒绝枷锁、保持本真的宣言。其中，也含有“天人合一”，保持自然与和谐的思想内涵。梁震的《水》，在另外一个角度和层面，反映了对于人、对于环境的本质及其依存关系的思考，更多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同样是出于追求和自爱，石生的《一只破旧的瓦罐应该得到清洗》，则渴望在生活的染缸里“完好如初”，说明他对“完好”的理解是原始的，是孤立和静止的。其实我们知道，纯洁是不能被污染的，是“质本洁来还洁去”，是承受，是坚守，而不是单纯和幼稚。那“尴尬的清洗工”，本来就是“完好如初”，不必尴尬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清兮浊兮，一首现代的沧浪之歌。尼采说“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之价值”；鲁迅说“从来如此，便对么？”，要清算传统封建道德的“吃人”历史；而“写诗者”或脱离现实，或单纯反映和折射，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哲学层面。既无 “现实如此，便对么？”的诘问，也无 “到底怎样，才合理”的深思。而我们的社会，在趋向合理的变革之中，不能不反复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意味着还需要拓展和升华自我，面向社会，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确认。

第三，表达生活里的诗意，以及那些叫做心的精灵，诗意化的追求。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说的是“大丈夫”，是常人所不能到达的境界。孟子的命题从侧面指出了人的生存环境，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的影响和作用。富贵容易使人放纵和堕落，是大家认识比较深刻的。而对于贫贱，人们更多地以为功在励志，并列举许多草莽英雄为例。英雄毕竟是少数，尽管他原本“草莽”。俗话说的好，“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贫贱对人心的压迫和磨折，力度更大、为害更广。日本哲学家有过这样的比喻：一块石头压在种子上，种子不会因此窒息，而会使萌芽贴着岩石，扭曲生长。现代生活的方向和主流，是物质上给人以更多的富足，精神上给人以更多的自由。搬开贫贱的巨石，自然会有更多的诗意的阳光和诗性的生长。
任晓雯的《新诗经》象现代版的“结庐在人境”，通过现代都市生活的片段，折射出诗意化的存在状态。《彼黍离离》把周代先民和当代白领对生活的品味作了有趣的区别和对比，巧妙过滤几千年的沧桑巨变，用短短十行，把诗意的共性轻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杨过的《生病》，描写的是病态中独特的，对于生活多面性的认识。那“病”，或者不过是某种临界状态，某种转折和契机。刺玫瑰的《夜》、《梦》和《独白》，则带着几分泰戈尔式的隽永，展现了对于生活和爱充满向往的少女情怀。繁华喧嚣、持续高速变化的都市生活里，相对的平静和安宁，交织着难以言喻的变化和追求。这是这本小册子里，难得见到的缓缓的抒情。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幸福的，倘无“英雄”，或许生活会平凡一点，历史读起来会乏味一点，但我们每个个体，还是更愿意在平凡和乏味之余，作自己闲适而惬意的“缓缓的抒情”。虽然在更多的时候，对更多的人，这常常是一种奢望。

第四，选诗中饶有兴味的现象——“写诗者”的性别差异。

或许是更为理性的缘故，男性的诗作，更多沉重、更多思考，也更多压抑和焦虑。相比之下，“诗国红颜”们则更多太阳的色彩和含笑的吟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朵朵、匪君子和温柔一刀。朵朵的《星星索》率真、激情、昂扬，让人感到作者在生活的舞台上从容置身的自信。匪君子的《水妖》想象奇异，把水难以名状的妖性，幻化成境。人说“女人是水做的”，此言不虚。《杀手》在同样的文字风格下，把“爱”的坚忍和果决，以及对心灵自我的杀伐，借一个杀手的形象，表达得淋漓尽致。现代社会里，“爱”更象双刃剑，既容易伤人，也容易伤己。只有敢于和能够承受伤害的人，才有可能穿过感情的荆棘，去采摘峭壁间爱的花朵。尤其让人讶异的，是一个二十出头，江湖人称“温柔一刀”的杭州女子。组诗《最高的星辰》袖风担月，坦然大气，女子性灵、男儿风骨，直教天下“不重生男重生女”。读这组诗作，真如“挥杖轻扣碧空”，“有回音悠悠不绝 / 自天空那边传来”。这是时代进步、女性文化素质和政治地位提高，经济高度自立，生存状态良好，精神上富于独立追求的体现。她们的出现，使诗界添了绚烂，多了活力，开了视野。诗歌面貌，为之一新。可以预见，从今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女性的比例将大为提高。

第五，关于探索诗与诗理论。

《诗歌报》（试刊号）选了两篇探索诗——艾若《仇恨的桶》和杨远巨《与一位记者的非新闻对话》。后者冗长杂芜，意象繁乱，正所谓“乱五声，淫六律”，难以卒读。编者之意是立此存照也未可知。而前者，我最早是在“中诗论坛”看到的，篇幅也不算太短，但飘叶飞花，都为所化，实在是难得的佳作。作者借助聊天室的自助性语言，把网上网下场景、情绪转换及矛盾冲突刻画得入木三分，既发人深省，又使人忍俊不禁。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原作中最精彩、最不能省略的地方被删节，读起来，感染力便差了许多。

“下半身”的贡献，在于打破了诗语言的禁忌，赋予每个汉字以平等的地位。只要确有需要，每一字、每一念皆可入诗。而“下半身”的偏执，也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先天的限制和缺陷，其在诗江湖的式微，也就是情理中事。当前各种意象大量出现纷繁交织的所谓“意象诗”，受网络时代信息爆炸的影响和暗示，词语之间缺乏和谐自然的联系，更象一堆分行压韵的浮躁的语言垃圾。有这一倾向的人，应重温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这首词与词之间断裂，在语言形式上表现为意象组合的作品，凝练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借鉴了这种中国古代诗歌的断裂表现方式，庞德等西方现代诗人创立了意象诗派。诗与词自有其基本内核和规律，各种违背其规律的尝试，最终都会碰壁。有志为新诗创作踏出一条新路的人，都应该认识、尊重和发现诗与词的内在规律。

理论用于指导现实，但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现实的归纳和总结，往往反而落后于现实。探索诗孑然独行，没有路标，也没有灯塔，路正长，夜也正长。探索是艰难的，难就难在思想观念的破除——但也正说明前路是广阔的，诗的未来和发展是无限的。

思路最为清晰、最为通透的，表达往往最为浅白、朴素和自然。格式《九十年代诗歌文本的指向》，让我再次想到这个道理。他对诗歌中“叙述的智性”的论述，以及对九十年代中国诗歌语言借镜西方的认识，都让人感到贴切和信服。我以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必须首先立足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立足汉语言及汉文化的特点，对西方观念批判吸收。虽属老话，实为正途。以一颗平常心，虚心学习、平等对话，对于理论工作者，尤其重要。梦亦非《语言狂欢：诗性的死亡》，颇有自己的见地，如果棒喝破疑，不小心翼翼地在海德格尔的语言上兜圈子，会更具可读性和耐读性。西方窗口的打开，其经济、科学、文化，以所谓“主流”面目出现，合理之处既多，往往被奉为经典。在这种环境下，对西方大师级人物质疑的声音，就显得尤其微弱。而微弱的地方，实在是最重要的。由学习而接纳，而质疑，而对话，而互有助益，应该是早晚的事情。《2001沉鱼作品网络研讨会’实录》，读来如念紧箍咒，应予改写。记得朦胧诗滥觞时期，有一首很有意思的诗作，题目叫做《生活》，诗行比题目还要简短，只有一个字——“网”。其实人是社会的人，古往今来，社会本来就是一张网，只不过网有大小、有疏密，有效用和性能之别罢了。片面追求“网络形式”，和“网络特色”，有违诗性穿云破雾的本真。另外，一些作品还有文字上的缺陷，使诗作的感染力大为减色，是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的欠缺，算是一点小小的遗憾。

读罢《诗歌报》（试刊号），掩卷良久，有了《诗歌报》以外的一些想法。

一、中国诗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借镜。

从中国诗歌史来看，《诗经》以后，民国之前，知名的诗人和词人，专以填词写赋为生的，是少数，如柳永。能以布衣之身卓然大家的，更是少数，如李清照。固然是诗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所致，也是诗歌需要融入时代，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以入世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怀使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样可进可退的平衡术下，难以掩盖的，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事业追求。所谓“独善其身”的寄情，其实是未畅平生的无奈之举；所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农家种树书”，也不过是英雄迟暮的旷达，而非本意。单纯逞文字才巧终老，凭鬻字疗饥避世的，寥若晨星。海德格尔“诗意的生存”的说法，为诗歌是丰富的人生经历的副产品这一命题，作了最好的注脚。“诗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诗”倒在其次。诗意生活的结晶是诗歌作品，诗歌作品得到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则是生活对于诗意的最高奖赏。奖赏的获得，应该在不经意之间，在洞悉生活真相，提升自身境界基础上，通过发现和提炼生活中的诗意，在表达和叙述上有创造性的发展，并给人带来审美喜悦和精神启示的体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刻意追求写作功利的，诗意总是和他捉迷藏。不论是洪荒远古，还是网络时代，诗歌契入生活，反映现实、抒情达志的初衷是一脉相承的。

二、中国诗写作主体的历史性变革。

社会制度的演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出身和权利上的平等。网络的普及，使中国诗写作主体开始发生平民化的历史性变革。这不是“民”与“士”的分野，而是“士”与“民”的合流。一部分“诗人”上网了，随着那些网上的“写诗者”。历史的惯性以后，E时代的“诗人”，必然都会从“写诗者”里来。“写诗者”一般都有自己的职业，有诗以外的稳定的经济来源。绝大部分，“写诗”只是他们自娱自乐的非功利性的精神生活，而远非生活的全部。这使他们的生活体验更加丰富，更加多样。他们肩负使命，却没有使命感，这使他们的诗歌充满活脱的自我，“诗”也就更真实地接近他们的生活和心灵。网络象千万条溪流，把他们一滴一滴地汇集在一起，汇成诗的大海，使水以整体的面目浮现。这不仅是写作手段和交流方式的改变，也是话语权从贵族化、士族化转向平民化的根本性变革。大众化的“我手写我心”使诗歌真正解放自己，开始属于每颗爱诗的心。诗歌“网络化”的另一面，是诗的“化网络”。网络之于诗歌，意味着“写诗者”最大程度的合流与融合，以及诗歌话语权的充分释放和阅读权的高度扩展。伟大的吟者，必将因此而产生。

三、关于诗的评价和遴选。

同样的原因，诗歌批评主体也将与写作主体一样，不可避免地发生转折。只不过在转折过程中，诗歌批评的历史惯性更大，消减惯性的距离也更长而已。新诗浩如烟海，而且每日每时都有难以数计的作品产生，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因此，在旧的世界已经打破，新的秩序尚未产生之际，新诗的遴选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诗歌批评的意义。在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诗歌现状，找到和推举代表当今诗歌写作水平的作品，使之走进更为广阔的阅读世界，进而对大众产生积极影响，并因此实现诗歌的最终价值。 2001年以来民刊泛滥，各个诗歌论坛不时见到征集稿件的帖子。遗憾的是，山头主义盛行，不同程度地带有诗歌批评自我中心论的色彩。有始无终的，不在少数。“诗无达诂”，诗的评价兼及学术、艺术及对生活现象的认识，固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选诗者的动机和出发点，却至关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报》“只作见证，不重评品”的选稿宗旨，就显得尤为清新和可贵。虽然《诗歌报》（试刊号）选定的作品一样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且也很难说选诗具有多么广泛的代表性，但仍然让人一管窥豹，有所读而有所省。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越发敬重这个时代写诗和读诗的人——由于他们对精神追求的执着，也由于他们所展示的对于现实的思索和关怀。在这一点，《诗歌报》是值得肯定、值得赞赏的。

虽然断断续续写“诗” 十多年，我却从来不敢以“诗人”自居。一是怕遭对待稀有动物式的礼遇，二是有自知之明，恐玷污了这个名号。我很清楚，自己不过是个业余写“诗”，并以此为乐的“人”而已。经济时代有各种歧视，诸如性别歧视、学历歧视，户籍歧视、地域歧视，乃至身份歧视、所有制歧视，司空见惯，不一而足。“写诗人”和“读诗人”遭受的，则是尴尬的“精神歧视”。在常人眼里，“诗人”是清高自许，脱离社会现实，具有神经质倾向的弱势群体的代名词。在这样的氛围下，因特网上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林林总总的诗歌论坛，就尤其显得可贵；自掏腰包维护大家精神领地的人们，就尤其显得可贵；不畏人言摇旗呐喊，聚集起来见证诗性的人们，就尤其显得可贵。或许声音是稚嫩的，天空是灰暗的；或许力量是单薄的，前路是迷蒙的，但诗的月光，依然投注在那一方夜空。

“写诗者”和“见证者” 所做的，让人起敬；他们所能做的，他们仍在做；未来需要继续去做的，还有很多。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滴水，都如韩歆所写：“我是行走在陆地的 / 一小片海水，在人群之中的黑暗里 / 流着汗，流着泪”。

谨以这些文字，勉励我，以及我的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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