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访诗人] 留住诗歌——乔延凤访谈录——《诗歌报》，诗歌报季刊，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灵家园

[大地访诗人] 留住诗歌——乔延凤访谈录

文章来源：《诗歌报季刊》作者：孙文涛发布时间：2005-01-28 12:02:50 点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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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诗歌报》已遗留给社会、青年一笔精神财富。已深深根植于读者、青年心灵，一想到它，就像一块金子在闪光。……”

采访时间：2001年3月10日、11日。
地点：南京颐和路二号《扬子江》诗刊社、南京第一中学教员独身公寓。
被访人物：原《诗歌报》执行主编乔延凤
年龄：1944年出生

　　命途多舛。大概真诗刊与真诗人的命运一致。1985年创刊，1999年终刊的《诗歌报》——历15年风雨兼程数番起落——为90年代做又一鲜明诠译。
　　国内关注诗界的人都记得，1999年刚开门，安徽忽有一阵风潮，波及影响全国的诗坛，那就是著名的《诗歌报》被迫停刊事件。原本是省内文坛的一些人事、体制纠葛，竟发生到激化，自毁墙碟强令停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诗歌报》起而抗之，在最末一期休刊号（1999年第1期）上发表严正声明，随即引起国内诗界舆论大哗联名签名事件。届时，我在《北京工人报》当编辑，曾与当时主编乔延凤就此事件通过采访电话、传真，并撰写了一篇呼吁刊发本报。
　　两年下来，人是物非，《诗歌报》已几经折腾“复刊”并已更名为《诗歌月刊》。《诗歌报》办刊宗旨、方向不复存痕矣。两年来乔延凤不停地梦想起死回生四方呼吁，讫今未止。
　　刊物易主，他的现状是种半“文化打工”式的（因他编制在皖）现借调在老朋友处江苏《扬子江》诗刊为“帮忙”编辑，56岁了，又离家数百公里，到跨省的南京来独身一人（但他说他在喜欢南京，这里有第一故乡感）。
　　乔延凤是我久已想采访的国内诗刊主编。当年《诗歌报》的“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如一枚灯塔吸引了千万个未名的诗爱者青年，我亲见她在十几年中培养一批又一批诗歌新人；《诗歌报》以其接近青年、接近民间性，为公认的中国当代诗刊“名牌”。无论孰是孰非，《诗歌报》大旗的翻倒，是安徽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遗憾和丢脸，是世纪末新诗发展里程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采访当日，我宿于乔延凤现寓居的南京一中独身教员宿舍三层，有点冷。早餐他煮了点面，只有盐（他平时吃食堂，今天周六食堂休息）。他每天挤公共车上下班。正筹措想调到《扬子江》，可是又跨省难办。我建议他考虑去北京从事诗歌活动，可是编制怎么办（又是编制！）。现实的事情是要开支、养家糊口又要弄诗歌事业。年岁也不饶人。
　　他赠我他的随笔集《西山飞黄叶》，说这本能增进了解，还有一本诗集就不送了。他出生于江苏，句容人，在南京读完中学、师院中文系，后分配到安徽，在蚌埠文联多年，于1987年调到《诗歌报》，一共在《诗歌报》工作了十三年，自1995年后任执行总编。依我看，《诗歌报》后期愈办愈好，他对《诗歌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是关键。

　　乔延凤个子高大，我和他在街上走，觉得他步快身轻，给我印象生活简单、淡泊，所以精力充沛，骨子里有点古文人的“飘逸”（不知怎么，嗅去似还有点风之尘味），我欣赏他的名字，乔，高木也，凤之巢。（可惜凤在当代常“众鸟高飞去”，挺拔傲岸的乔木易稀罕孤独。）
　　和他谈话，我观察他身上有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和谐，文史知识丰富，有礼谦恭，甚尔还有点不合时尚的“拘泥”或认真——我欣赏（不，应该珍视）这种我曾数次在30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先辈身上曾看到的文人风范（他生于1944年，但在40年代出生人身上就少了一些。以后更少）。可他并不老，他的思想活跃人有活力而且康健。

　　刊物，现时大多是一个社长，一个主编，社长搞钱搞关系，主编才能专心其事。《诗歌报》编制少（仅有3人），社长主编一身挑，要办好刊再兼顾其它大约很“两难全”。乔穿着朴素，一件灰夹克衫，拎个特制白帆布兜（内分数夹层，可便于装稿件、信函）。他的观念认为要办好诗刊，在当代办刊人就首先要甘得清贫。
　　我们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街一带散步（正是周日人头涌动，处处彩色浮动着商业繁华与粗俗粗糙）他感叹世俗岁月来了，人们不大需要纯文化东西，生活安稳，经济上升，满足了，这也很好。他正在看开。
　　晚上，我们走累了，途经一家教堂正在做礼拜，我提议进去坐坐。在那的一小时感受使我想起于纯顺风雨八年走中国日记中记叙他经过西藏阿里，看见信徒们不辞千山万岭，一步一叩头去“圣湖”朝圣，不禁深深为人类心灵的苦难而震惊。教堂众人在唱“我为你离天庭/尊贵荣耀光明/放下丰富权柄/降临尘世卑贫”似诉似泣。我内心暗再次确信人类离不开其信仰与精神，而精神离不开它的养料——诗。（诗是种古老的“精神手艺”）什么物质都难替代。
　　他给我看一摞读者新近来信，我翻看一下，都是对《诗歌报》停刊痛心疾首：有的说合肥宿州路15号（编辑部地址）的灯光永远亮着，还有一位农村青年信中说得知消息他流下难过的泪……

　　中国有些事是要顶一顶抗一抗的。乔延凤是《诗歌报》无辜事件中最力主抵抗的一个，他身上潜在一种温和的知识分子骨子中的刚正与不阿，不随俗流。我想这正是《诗歌报》的特点，也铸成她的命运。全国的诗爱者都了解《诗歌报》，但很少有人确切了解这份刊物的灵魂人物。
　　乔的抽匣里细心地保留着每份信件、来稿，他有种好编辑的遗风。他以前在我当陌生作者岁月，偶尔与我有“编读来往”二三短笺（大概这种便笺他数十年下来写有数十、二十万吧），印象里他是位热诚、严肃、认真不苟对待稿件的编辑，而且特别重视质量，又一视同仁。我原臆度他才40出头，原来已年过五旬，（诗确能使人长期葆有一份难得的巨大热忱与赤心）。诗编辑不同于诗人（诗人光写出好诗来就行），诗编辑在有“诗人化”倾向同时，得务实、耐久，认真，要兼宽容，甚至平凡，这些乔延凤先生身上都无形统一着。他有一张初看象农民似的诚朴结实——而且正派脸盘。
　　当代变迁中谁都可能离开工作岗位，主编也不例外。只是我看到他这个年龄了，正是再奋斗几年的好时光，而且有自己贯注了多年心血浇灌、又多年追求喜爱的事业，一旦沦为背井离乡，象“打工者”我这一族般飘萍，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想起古人“诗剑飘萍”，“诗酒飘零”（可是他不嗜烟酒，大概多年养成唯一的嗜好就是伏案选诗。）（他说茶吃普通的，喝淡茶，也没有牌子）
　　他给我看了《诗歌报》向省里、北京要求“行政复议”的文件：“本刊创办15年来，不要国家拨款，办刊方向正确，办得品高质优，为公认名刊。未犯任何错误，不明不白就此消失”后边是《诗歌报》公章及落款时间2000年11月1日。
　　呜呼！
　　（但我想他及同事们还有《诗歌报》的“烽烟凄楚，毕路蓝缕”——谢冕为86年第一次复刊语——15年难忘岁月已构建入历史，怕难以回头。）
　　我接手主编是1995年8月，那时《诗歌报》前后停刊快一年（1995年3月停刊至年底）订数少是主要原因，只有800份，蒋维扬（原《诗歌报》主编）没办法办下去了。当时复刊要冒很大风险，省文联一分钱不给，订户一年中全都失去、又缺人手，编辑部正式编制只有3人，一个会计，一个美编，一个我，帐号上，只有约2000多元。《诗歌报》是在这个背景下第二次艰难起步的。
　　我是1987年由蚌埠文联调到《诗歌报》工作的，那时由于内部矛盾，不上班，所以编辑部大部份编务，都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从看稿子，到报纸出来，签付印跑印厂都是我一个人去，有时搞到凌晨两点。个人生活也非常艰苦，家没调过来，住在办公室，每天得等所有人都走了，才能休息。创业多年，我对《诗歌报》很有感情。1990年，《诗歌报》由报纸改为刊物，因全国刊物整顿，《诗歌报》列为整顿对象，报改刊是没法子的事。（报纸有它的长处，半月报，影响面大周转快，最辉煌的时期报纸订数10万，到1990年还有4万）。
　　初调《诗歌报》后，我干了一件有影响的事，办函授，学员达3000多人。我从1981年在蚌埠文联（《淮河》杂志工作算起来做编辑前后有20年了。1991年我的工作关系才调入合肥。
　　1995《诗歌报》在休刊9个月、一无经费、二无订数情况下复刊，我确实承担了很大风险。先用2个多月全力以赴，作复刊工作，发了4千多封信，把所有能找到的文坛上的诗人、作者、报刊编辑同仁都联系上了，40多家报刊一起为我们发布了“复刊消息”，起了很大作用。一下子订户上来8000，复刊成功了！（刊物当时要5000份就能运转）。
　　复刊后，分析下一步：我认为办刊思路要调整。表面上很新潮、而实际不符合艺术规律的，算不上现代诗，要跟真正严肃探索，写得好的区分开来；另外，诗要与社会生活、环境时代相贴近，不能离开读者、群众。这是我特别关注的。

　　这段时间，《诗歌报》推出大批有影响的诗人，有叶辉、余强、森子、李轻松、巴音博罗、小海、庞余亮、哑石、杜涯、余怒、岩鹰、马永波、雪松……时间证明后来对90年代都有影响，有潜力。
　　从1997年到1999年这3年，《诗歌报》影响越来越大，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不搞非诗，即表面上先锋，其实不是诗的东西；不仅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把西方所谓“现代派”的糟粕、脏话、不堪入目的摒弃。诗是一个精神家园，不应引向宗教，引向虚无，人活世上苦难本很深重，应该给诗爱者提供一片精神净土，在商潮、污浊中坚持美好。

　　经济上，《诗歌报》始终清贫，不赚读者一分钱。我们得人心处，是不发关系稿（现社会上有很多关系稿，有了钱就行），特别重视给予无名、底层作者以扶持。《诗歌报》强调民间性，有人认为，是不是支持民间社团地下刊物哇。有人（作品）没地方发，所以搞了刊，都是小青年。
　　我接触的大量民间刊物，也良莠不齐，有些是脊梁，严肃探索；有些是同人，偶有好作品；甚尔还有些是利用阵地搞钱为目的。对这些要有分析、有准确了解把握。我刊有“青年性”性质，对确实清贫、为诗歌献身的给予大力扶助。
　　我接手主编后，除了正式编制3个人，编辑部另聘6位兼职看稿编辑，每周来取稿件，不坐班，祝凤鸣、魏克、叶匡政等都是。

　　“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很得人心，特别是不少民间诗报刊，把我们当成最大支持者。《诗歌报》每年10月编一期当年的“民间诗专号”，全国各地纷纷在10月前，基本寄过来，有四五百份，加上平常收到的，放在一个专门柜子里，出刊前一齐拿出来筛选。
　　每期未名、陌生作者占到60%多吧（另40%其中有《诗歌报》自己培养的作者），每年我们推出一期“新人新作”专号，都是陌生的。“缪斯信箱”每期收入50多人（诗不够水准，但有个别美句子，选发后无名作者很看重，不收费，每条后邮编、名址，是联系无名作者的纽带。）无名作者比较难，也希望与《诗歌报》情感接近。通过“缪斯信箱”他们有的互建了友情，甚至爱情。“月桂树下”则是基层无名作者与编辑部的“对话”讲坛，也有通讯名址，为他们与诗友的建立联系，提供了便利。这二条都大受欢迎。
　　日常时稿件每天收100多封，随时分拣到各个编辑的架子上（分地区）。邮资上涨后，不可能都回信，凡要求回信的，刊物上预先说明信中要附回寄邮票。
　　比较忙。我个人处理稿件，一般到编辑部（上午）就开始看，天天带回去，有时晚上吃过饭看到11时左右休息，星期天没事我也愿意到编辑部去看看稿。
　　对编辑送审的稿子，也要有鲜明态度，不妥协，有分寸，坚持原则，还得说服他。有时送审的稿子，不是诗，但作者是有影响的人，我坚持抵制——不发非诗。以免误导诗坛。

　　有相当诗人是有缺陷的，但不可一概而论。
　　新人不因循，有锐气，能出新，都是老作者不行——《诗歌报》的锐气来源于此。
　　对青年的支持，不仅是发作品，而且在创作上，要肯定正确的，不误导歧路。有些新潮作者听不进意见。对有明显缺点、错误的作品我们坚决不刊发，有些人写信、打电话来找，但不能迁就。《诗歌报》办刊中不支持诗坛不良风习，小圈子、结派。在刊物上公开表示明确态度。
　　订数。很多杂志有虚夸。但《诗歌报》从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敬业精神，有献身中国诗歌事业的准备。编辑部每个人都没有想到过应该在物质上得到什么，是奉献型的。我们聘用的编辑看稿的劳务费也很少，因为杂志社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也曾有人建议我们搞创收，没干。
　　刊物也搞过一段董事会，效果一般。要求每个挂名董事单位每年赞助6千元，有不少挂了名也没给。我这人不好意思。

　　编辑部跟业余作者关系，不分新老，完全是以质量取舍稿件。开哪一次改稿会，也没收过一分会费。如函授改稿会，我们先找社会支持，参会的学员只要自负车费，吃住免费，临走时还得发点纪念品。这里的费用全由杂志社出。
　　《诗歌报》连续组织三届“金秋诗会”（1996、1997、1998），在国内影响很大。函授改稿会开了两次（1988、1996）。1997年在杭州举办“爱情诗大奖赛颁奖”也是由杂志支出费用。1997年还在厦门举办诗会，全为免费。
　　我认为，诗刊杂志举办这种交流，能使全国作者会面，对促创作、了解动态非常重要。特别是会上常探讨、辩论当前诗歌潮流走向。
　　民间形式的诗会我曾参加过几届。如济南“1996全国诗歌研讨会”（我还讲了话，那次去100人左右。）1998年福建樟州的“仲夏南方讨会”，还有1998年的庐山诗会，还有1997或1998的开封“全国校园诗会”，以及1998年大连的“蓓蕾杯大赛”。（我认为樟州开的“仲夏南方诗会”最好，不收费。）

　　民间搞现代诗的人，也有吃“狼奶”长大的，有污点，很不完备。提民间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民间把西方颓废的拿来。诗歌是引领人向上的境界，不是某些诗人写的让人无希望的生活。
　　北京有个民间诗刊物寄来，里边乱讲脏话，不对诗负责。
　　民间的无秩、复杂状态。各式人物均有，要更加细细鉴明。有的一本民刊仅有几首诗好，其余全不好。要沙里淘金。也有整本都齐整的，极少。“沙里淘金”是我们每年搞一次“民间专号”的初衷。
　　我在《诗歌报》时，每周都有作者走访编辑部（或是读者），他们从国内很远的地方来。刊物很重要一点，读者要拥戴她。《诗歌报》有精神，有号召力、感召力。有的刊物有的人作品发亲近的人，这不符合艺术规律。我们的《诗歌报》得人心，青年把她当成真正朋友。
　　展示诗人不同侧面。除诗外，发诗人随笔、诗人理论，是《诗歌报》一大“发明”，后来连《人民文学》也借鉴了。
　　《诗歌报》开了不少风气之先。
　　国内现不少刊，都学过《诗歌报》，如《诗潮》、《诗选刊》（原《诗神》），他们的“选稿人语”类是最先从《诗歌报》模仿或受过启发。
　　《诗歌报》注意把一些有苗头、有艺术倾向的最先提出来。
　　刊物增加容量，不光从诗歌角度，而且可以从其它“边缘”性文章角度做。

　　我还有一些构想（未及实现的）：选更精、质量更高的诗，连同诗人随笔、文学笔记、谈论之类同发。因为诗人从不同的方向都能表达其思想，如日常生活、写作背景，诗写出来别人怎么看等——全与诗有关。有的诗人短小说写得也不错，南野、韩东等的精短小说，都可与诗“联发”。

　　我头脑中，对《诗歌报》在整个文坛上位置很清楚。第十一届报刊会议，1997年吧，在葫芦岛开，张新泉、叶延滨都去了，“三足鼎立”各有特色——谁也不能取代谁——三个人的共识。《诗歌报》探索性、民间性，《星星》居中，《诗刊》因其特殊处于自己位置上。

　　我有个重要论点，《诗歌报》在推进中国新诗进程中，我觉得不是要搞外国的现代派，而是建立自己的新诗体系；不抛弃传统，又吸纳外国现代诗中优秀的，同时五四以来、台湾诗、民间诗都是参照系——我认为以上的认识是符合新诗发展方向的。

　　评论界与诗脱节。不写诗、圈子小、学院式，与诗歌事件有距离。凭主观臆想，先往框里套。

　　90年代诗有点象一群野马，怎样沿着一个好轨道，尽力发挥群集力量，《诗歌报》十几年实践（而非理论上）起了这个作用。

　　我不赞成把海子抬得过高。从历史角度看，比不了李白、杜甫、辛弃疾，还不是大师级。北岛也不够。还不够具备大的内涵。

　　我选发过的我记得较好的诗歌理论家（有的暂不提），叶橹（60多岁，扬州师院）、吕进（不偏颇，学问严谨），杨远宏（青年中有影响）、沈天鸿（不张狂，不过激）……
　　《诗歌报》理论上是个强项，有导向性、号召力。

　　好的随笔诗人太少了。相当一部分诗人就那么几篇好，然后就湮灭了！《诗歌报》曾注意选发好的诗歌随笔。读者非常欢迎……
　　关于每年出版的国内诗歌选本。选名家是个大毛病，找卖点。有的无名作者偶尔写一首非常的好。每年编选时都常漏掉了未名作者的好稿。
　　自费诗集，质量有好有滥……
　　我个人集存有《诗歌报》大量的史料，可编选几本书了，大量的诗人，作者来信，西川、王家新、于坚……老中青三代都有，在家里，我想将来有一天整理《诗歌报》的历史资料出版。

　　我接触印象里的人品、诗品统一的：舒婷、李小雨、张晔、吉狄马加、于坚、梁如云、傅天琳、沈天鸿、森子、魏克、俞强、杨远宏、宋冬游、丛小桦、唐晓渡、蔡劲松、李琦、孙悦、伊甸、柯平、林珂……想不全，还有一些吧。

　　关于《诗歌报》事件。
　　我们没有向那种势力屈服，“坚持精神上的东西”。这个社会这种精神也算一种高度吧。迎合它，丧失原则，社会正义法理就得不到伸张。《诗歌报》顶不住被迫停刊，不仅仅是诗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悲哀。
　　我有时也迷茫，为什么非要搞掉《诗歌报》不可？！……
　　现在还有人怀念《诗歌报》，收到很多青年、读者来信，看了心里很难受。有的信中说流下了眼泪。
　　我们民族失去了一次精神。实质上今天社会等于丢失了一个宝贝（指《诗歌报》。）
　　但《诗歌报》遗留给社会，青年一笔精神财富，已深深根植于读者、青年心灵，一想到它，就象一块金子在闪光。
　　我将从家中保留的资料中（有时间整理一下）给后人留下办刊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我从小受叶圣陶、鲁迅当编辑的影响很深。本人经历中又对农民、工人的艰苦业余创作体会很深。《诗歌报》有诸多基层朋友、诗友，我在这里看见了真诚，与珍贵的东西。我欣赏鲁迅的思想眼光：文学寄希望于青年。鲁迅给青年的资助、帮助太多了，所以后边有人怀念他，他在人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了人。如丁玲、巴金也都受叶圣陶的培养。《诗歌报》有两个突出主旨，一是刊发优秀作品，二是扶持新作者。
　　有次山东的黑丫（诗作者）到我家做客，说现在有几个主编家还像你这么简单、清寒的啊。

责任编辑:小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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