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著名作家贾平凹，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潘耀明，澳门著名诗人袁绍珊等众多文化名家近期共聚一堂，走进陕西寻根筑梦，解读弘扬中国精神。

                          不让民族诗歌接力棒落地

　　前两天，余光中听到当地的朋友唱秦腔，非常感动，就问，秦腔是不是可以连接上《诗经》里的《秦风》？“我们小时候没有《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魔戒》可以看，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因为旧小说的文字介于文言文与白话之间，对学习中文非常管用。现在的学生不读那些东西了，所以中文底子比较差一些。金庸的小说就是从旧小说来的。旧小说的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儒释道三教合流，江湖的人不管信仰怎样，他们对儒释道都是不敢轻蔑的。我想用‘江湖’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基层就在里面。”

　　余光中的写作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之中。他的专业是外文，但中文底子极好。他经常会提起李白和杜甫，又会提起济慈和弗罗斯特。

　　在《逍遥游》后记里，他写道：“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余光中曾经三次留学或任教于美国。在美国的这些时光，他看到了电视，看到了超市，学会了开车，而且，他喜欢上了披头士和鲍勃·迪伦，这是世界文化的基层。他写过一首诗《江湖上》。“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最后的叠句出自于鲍勃·迪伦那首广为人知的《Blowin’in the Wind》。一片大陆’可指新大陆，也可指旧大陆：新大陆不可久留，旧大陆久不能归。”

　　上世纪60年代，西方音乐在台湾风行。一个叫杨弦的年轻人，听着披头士长大。上大学之后，没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杨弦，在读余光中诗歌时，心生感触，将其诗句谱成旋律。

　　1974年，杨弦与胡德夫等歌手第一次演唱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1975年6月6日，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参加演出的还有胡德夫、李双泽等人。他们演唱了由杨弦谱曲的余光中作品。8首歌的歌词都来自于诗集《白玉苦瓜》。杨弦没想到，这场演唱会影响极大，他出版的专辑横扫台湾，打破了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由西方和日本主导的局面。李泰祥、侯德健、罗大佑等人深受其影响。这一批音乐人开启了一个时代。杨弦也因此被称为“台湾民歌之父”。

　　杨弦是有眼光的。余光中自己都认为，至《白玉苦瓜》，他的诗艺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白玉苦瓜》是余光中因在台北故宫里看到“白玉苦瓜”而写。这里面有一个词“后土”是值得注意的。余光中曾说，“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托根在那片后土，必有一基调是与源源的长江同一节奏，这汹涌澎湃，从厦门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从未断绝。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

                                          太眷恋本土就不会去看世界

　　余光中在大陆为众人所知，最早是因为诗人流沙河的推介。流沙河当年是《星星》诗刊的编辑。那是全民读诗的时代。《诗刊》的月发行量是40万份，《星星》的月发行量是20万份。

　　某一天，流沙河收到香港刘济昆的来信。刘济昆说，台湾诗好，有一个余光中尤其好。流沙河从刘济昆寄来的诗集中读到了余光中，深感震动。1982年，《星星》连续12个月，分别介绍了“台湾诗人十二家”。3月号介绍余光中的文字并附诗刊出后，流沙河给余光中写信表示敬意。

　　余光中回了信。其中一段，流沙河最为认同。“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余光中还在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的故国之思，触动了流沙河。流沙河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

　　《就是那一只蟋蟀》是许多人高中时的记忆，这首诗被收入高中语文教科书。大家也因这首诗加深了对台湾“Y先生”的印象。

　　余光中觉得这次来很有灵感。他会想起古时在长安街上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苦吟诗人贾岛想写一首诗，到底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不小心冲撞了路过的京兆尹韩愈，韩愈问明了情况，就参与了他的诗歌揣摩。

　　“我不能想象，今日西安市长开车的路上，会有一个诗人把他拦住，就一首诗歌慢慢推敲。古代慢有慢的道理，我们现在什么都很快。我常常对媒体说，科技是忙出来的，文化是闲出来的，闲不是无所用心，懒惰度日，闲是没有压力的心情下，灵感能得到启发。”余光中在台湾，为手机写过两则广告一样的句子：科技催未来快来，文化劝历史慢走。

　　余光中喜欢开车，而且喜欢开快车，他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想起李白。“（上世纪）80年代，我从香港回到台湾，那时台湾刚建起高速公路，我就写了首诗《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他跟古人称兄道弟，把李白请到台湾去，他们在台北喝着酒，李白飘飘然欲醉，然后开车回高雄。李白快车开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我叫他慢一点，我说，这几年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比安史之乱的伤亡率还要高。”余光中觉着应该坐王维的车，王维的车很慢。可是王维一早就开会去了，开的是辋川污染座谈会。

　　余光中的诗里有很多古人，他写李白、写昭君、写李广，这都是北方人。余光中的父亲是福建泉州人，母亲是江苏常州人，他是地道的南方人。直到1992年，应邀去北京讲学，才第一次去了北方。他有一首诗写黄河，六十多行，很长，也是在见到黄河之前写的。2001年，山东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带着妻子和二女儿去。有一天，他看到黄河了，亲手摸了黄河的水。“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这几年，我陆续把几个女儿带到各省去，让她们体会一下老爸当年离开茫茫九州时的心情。”

　　在他看来，乡愁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愁应该是立体的，不仅仅是家乡美食的满足、方言的亲切，还有历史文化的意义在里面。“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有北方的乡愁，北方人也会有南方的乡愁。”

　　余光中对乡愁有过自己的思考。“我写了很多乡愁的诗，也引起大家的共鸣。不过我也曾经理智地想过乡愁这件事情。如果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在乡愁，乡愁过分也不行，因为大家恋自己的本乡本土，就不会出去看世界，就不会出现班超、张骞、玄奘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还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

                                              要坐一架UFO去找李白

　　这次到西安的活动，参与其中的有官方，也有民间。在余光中看来，千年前的汉唐盛世，一方面是朝廷促成的，一方面是民间促成的。“玄奘就是民间代表，他一个人就去了印度。另外，朝廷也派过班超这些人出使西域。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不但是上有朝廷，下还有一些伟大的个人意志，才能够促成。”

　　如今的中国，到处在谈文化和文化产业。余光中觉着，“政府的权力不必太干涉文化，要让文化有自己发展的生命。至少‘文革’不要再发生了，代价太大了。我们现在讲到文学的发展，你想，在‘文革’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好作家，比如说钱钟书、沈从文，都是在壮年，他们还有很多才华可以焕发。我想，沈从文的经验也没有写完，可是他为了避免政治的干扰，干脆去研究古代服饰。他研究得不错，但这些别人也可以研究。他对湘西的世界特别熟悉，就像莫言写山东，贾平凹写西安，特别上手，你让他搁下熟悉的东西，来做别的事情，非常浪费。”

　　刚到西安的时候，余光中就背了一首李白的《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前年，他到西安爬了小雁塔。问当地的朋友，我能不能去看一看乐游原？“因为很多唐诗都写到乐游原。”可是，当地的朋友一点也不兴奋，说，不看也罢。

　　这一次，余光中仍然没有去乐游原，但他登上了大雁塔。整个登塔的过程，他兴致极高，甚至可以说虔诚。在进到大慈恩寺的大雄宝殿时，他跪下去拜了三拜。在大雁塔的7层，他朝各个方向都认真地看了一遍。

　　从大雁塔下来后，余光中经过玄奘的塑像。

　　“玄奘是中国最伟大的留学生，杜甫是中国伟大的难民。”余光中说。

　　“李白呢？”记者问。

　　“李白是最伟大的失踪人口。”他回过头来回答。

　　“失踪是天才的宿命？”

　　“失踪是天才惟一的下场。”余光中纠正道。那是他的诗《寻李白》中的一句。

　　“我要寻李白，寻到后来，我断定李白并不住在人间，他是住在月亮上面，所以我要坐一架UFO去找李白。”

　　余光中写过：“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

　　记者问：“这一次在大雁塔上，你叫她做什么呢？”

　　他想了想，说，“西安望远，叫她做长安。”

　　《寻李白》的最后一段是：“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而无论出门向西笑，向西哭/长安都早已陷落。”

　　长安已经不是那个长安，但余光中说，有过历史，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