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去年某刊物约我写一篇“编辑论诗歌标准”的命题文章时，可能是出于对“标准”一词的本能厌恶，我以委婉的方式予以回绝，但“诗歌标准”的问题却并不以我的不合作姿态知趣地消失，而是鬼魅附形一般，总在下意识的大脑行动中剪径出现，让我感受到它不仅在我的前面存在着，极不安分的，要我面对，还要回答。
要回答什么是标准需要一年之久的时间。大约我不断地变换写作的游戏方式能帮助我的无能为力。我在回想和思考，试图找出回响返回的声音。从一开始的模仿写作中我多少了解和掌握了诗歌写作无非文字的分行形态、言说与生活语言的换算公式和他们的文本模式，应该说，他们是诗人，他们的文本就是诗歌的标准，不管现实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意象主义还是古典主义、先锋诗歌还是传统诗歌，像他们我就自以为是写的就是诗歌，俨然，我以眼睛看到的存在作为标准衡量我自己，并且自以为是地固执和坚守。如果这样的回答能够让你满意，你说出的标准问题早已就是真理，我的回答简直是废话，连上帝也会气愤。
在最近的一次诗歌峰会上，后非非主义派领军人物、民间写作代表诗人杨黎在回答向他提出的废话写作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尖锐、彻底的：诗歌写作就是废话，没有谁的写作不是废话。如果站在诗人社会的伪自由论坛，杨黎的废话回答的确会让对诗歌身怀标准、心怀虔诚的诗人们大吃一惊，甚至委屈，好在杨黎保持的姿态仍向社会式的民间开放，对官方姿态的知识分子保持身体的共同在场，仅仅委屈而已，不至于引发到愤怒的程度。恰恰从这一点，诗歌标准在诗人现场同样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删改诗人的态度，在同一共同体内碰撞和运动，它的无形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让处于社会边缘的诗歌和诗人人性化地纠缠一起，自以为是，人为地把诗人分割成知识分子和民间两大阵营，有时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把诗歌现场制造成逐名角利的场所。在同一聚会上，诗人树才没有对他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作出一个字的说法，只是对“第三条道路诗人代表”这顶免费奉送的帽子作了表情自嘲的整理。他临走时丢给我一个纸条，和之前一次的私下聚会的闲话如出一辙，大意是说，“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被别有用心的人二元对立式越吹越大成装饰气球时提出的，车前子是一条道路，树才是一条道路，莫非是一条道路，比喻罢了，意即每个诗人写作都是一条道路，条条道路通罗马。目的不言自明，对无中生有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气球刺讥一下。那次谈话，树才把声音压的低低的，仿佛北京上空的云雾都被压挤下来，真的下起很小的雨，银针样尖细。这是否间接地反映了标准的外在形态和逻辑链展开的秩序中，诗人面对诗歌江湖的态度?我不希望第三条道路成为我针对诗歌标准拿来抵抗的工具，我恐惧任何人提供的证据。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这句无人不晓的混话现在提醒了我，我为什么去思考，为什么不作默片式处理。还是问一下上帝，上帝拥有“笑”的话语权,因为有权也就必须有义务回答我的问题：诗歌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而上帝是不在诗歌现场的，他在没有区别的教堂里散步，看着装神弄鬼的受难者、布道者和崇拜者自满自足，那是他书写的文本。上帝也只是一种假设。像诗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