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文学民刊《他们》创始人之一、诗人小海——

　　　　　　　　　　　　　　　　　诗歌原本属于寂寞的行列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俊 孟迷

　　目前正在深圳ＯＣＴ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的“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艺术计划中，有一份特殊的展品吸引着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曾在中国当代诗坛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办文学刊物《他们》一至九期的全套原本。在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５年的１０年间，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韩东、于坚、朱文、吕德安、马原、顾前、王寅、丁当等作家和诗人，成为一道奇崛的文学景观，至今都是文坛的中坚力量。

　　为深圳带来这套极为珍贵的《他们》原本的，是该杂志的发起人和骨干之一、著名诗人小海。如今工作生活在苏州的小海是《他们》创始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并与诗人杨克一起编选了具有艺术史料价值的《＜他们＞十年诗歌选》。

　　作家马原在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中引用了小海在１５岁时写的诗《村子》。马原断言：“这个小海必定是日后的大诗人。他天才的火花在１５岁时已经过分灿烂，耀人眼帘了！”《他们》的灵魂人物、作家韩东也说：“小海仅凭个人天生的才能就把已有的诗歌形式发挥到极致”。

　　在小海来深出席“小运动”艺术计划开幕式期间，记者专访了他。他不仅为记者揭秘了关于《他们》背后的那个文学年代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而且畅谈了自己的创作和文学观。在他看来，一个轰轰烈烈却并不真实的诗歌盛世已经过去，如今的诗歌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貌似寂寞清冷，却更具珍贵的价值，洋溢芬芳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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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构造文学乌托邦

记者：时隔２６年，回头看《他们》这份刊物，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坐标。这种影响力的来源何在？

小海：作为一份有影响的民办文学刊物，《他们》的身上铭刻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它寄托着上世纪８０年代那批才华卓具的年轻人对文学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它在那个大时代的情境下，将最优秀的诗人、小说家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刊号，但大家有一种不掺杂太多世俗动机的纯粹的艺术追求，文学是他们事业的起点。

记者：但是那个年代全国有无数民办文学刊物，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其中的旗帜标杆？

小海：《他们》跟一般的民办文学刊物不同，那批作者并不是在一个胡同里长大或同一个学校的，而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比如当时的韩东在南京、于坚在昆明、丁当在西安、吕德安在福州、陈寅在广东，大家通过书信来往，交流诗稿，彼此认同对方的艺术观，于是决定共同办一个跨越地理界限的刊物，一坚持就是１０年。这是它的可贵价值所在。

记者：对于《他们》所代表的那１０年时光，有哪些东西是让你念兹在兹、难以忘怀的？

小海：《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不是一个组织，不搞小圈子，没有所谓“申请加入”的概念。只要有好的作品，就可以拿过来直接发。大家通过艺术来互相比较和激赏对方，尊重彼此的艺术个性和特点，形成了一种自由创造的氛围，在彼此激励中得到更大的发展。我们有时也会争争吵吵，但完全是为艺术观的冲突或一首诗的优劣好坏，也许有自许天下第一的轻狂，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相轻”。

记者：《他们》一代至今都是文坛上的中坚，或者活跃在泛艺术的不同领域。你认为有没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源流在支撑他们？

小海：《他们》所聚合的那个文学群落，尤其是“第三代诗歌”的那些中坚人物，非常难能可贵地坚持了他们的写作和艺术追求。他们非常注重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主张和团体，勇于进行自我实践，许多人一直坚持不懈地创作。今天，除了继续诗歌创作外韩东写小说，于坚写散文，朱文拍电影，李冯做编剧，大家虽然职业不尽相同，创作的文体也有变化，但依然拥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和精神指向。这不能不说和《他们》当年的影响相关。

记者：《他们》究竟为中国文学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对你个人的创作有何影响？

小海：回想２０多年前的时光，我和那批诗友们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关于那个年代，有种说法是：“最好的脑袋都在搞文学”。那是一个文学大爆炸的年代，人们接触到许多新鲜的思潮，创作没有太多禁区，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自由创作的氛围激励着文学的前进。那样的氛围产生了很多旗帜性的人物，至今都值得我们珍惜和崇敬。对我本人来说，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得到了诗歌价值观的确认和印证，这不是风格的模仿，而是一种莫逆于心的交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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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诗歌的“任督二脉”

记者：在你出版的四部个人诗集中，诗剧题材的《大秦帝国》尤为引人注目。从短诗走向这种历史题材的庞大诗剧，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小海：我由于在党史研究部门工作，有时间读点书，思考一些更具厚度的东西。秦王朝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可写的元素和故事非常多。从大的方面说，它建立了封建政治体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焚书坑儒，从细部说，它的宫廷权谋、篡权夺位甚至后宫淫乱等，都令后代王朝的同类故事不再“新鲜”。所以，我选择了这段历史作为书写的对象。

记者：采取诗剧这种形式有没有挑战？

小海：我过去习惯写短诗，描述村庄田园或城市生活的断章。这次用诗剧来写作，对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突破。写作是个渐进的过程，原先写了一个人物志的版本，然后组合成诗剧的形式。由于诗剧对戏剧性有要求，故事的叙说需要有一个结构，因此做了一些安排和处理。把有戏剧特点的人物故事突出。我认为戏剧天生有一种诗性，和诗歌是相通的。在叙事诗方面，从我国古代的《孔雀东南飞》，到但丁的《神曲》，已经创造了许多传统。而我的处理和他们不一样，我用中西合璧的形式，用自己的方式来写。这种形式是我自己独创的，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

记者：《北凌河》中，再次看到了我们熟悉的“村庄与田园”的主题。这似乎是你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

小海：我在农村长大，对民谣式的东西一直很喜欢，尝试把诗歌中吟唱的部分提炼出来。要去寻找我有感觉的东西，时常需回到出发点去写作。短诗和长诗对我来说并行不悖。什么年龄写什么年龄的诗。在《他们》那个时代，我的创作充盈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探索和对爱情的向往，有一种生命勃发的活力。那种冲动对诗歌来说非常可贵。而当后来阅历更加丰富时，开始写一些历史题材或抽象的东西。几千行的诗歌体量提供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

记者：可否透露一下你最新的创作？

小海：刚在今年第５期《作家》杂志发表了长诗节选《影子之歌》。这里的“影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希望把历史的阴影和社会、自然的阴影进行明暗对照，用诗的方式不断扩张和繁殖，进行一次艺术的尝试。这种诗歌只有到了中年、有了丰富生活体验才能写。

记者：有评论认为，你的诗歌具有中国古典诗学的当代美学意蕴。你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要求？

小海：比如“气韵生动”就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要素，对今天的写作来说也非常重要。只有气韵贯通，才能打通诗歌的“任督二脉”，让文字与自然、人性契合“天人合一”的理念。我的诗歌并不完全是书面语，而是处于从口语到书面语的中间地带。书面语往往是成熟、规范的，创造性易受束缚。口语则充满鲜活性和生活智慧。诗歌一定要具备兼收并蓄的能力，诗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语言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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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

记者：《他们》的那个年代，诗歌在中国可谓“掷地有声”，影响很大。如今，依然有很多人在写诗，但诗歌对社会的影响力却大不如前。作为诗人来说，你会不会有失落感？

小海：这不是失落感的问题。我认为，如今诗歌才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上，这才是正常的，而那个诗歌犹如运动一般风起云涌的年代其实不是特别正常。对于诗歌影响力的流失，不应怨天尤人。只有在不喧嚣的时候，诗人才能静下心来写自己的东西。虽然比较冷落寂寞，但诗歌本来是寂寞的事业。只有真正把心安放好，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按意愿写作，才可能理顺诗歌与生活、个人和历史的关系，才能回复正常的情态。

记者：在你写诗的３０年间，有没有感受到诗歌本身的地位沉浮？

小海：当然，时代变了，不可能再回到诗人那么受宠的年代。上世纪８０年代，诗人被捧上神坛，过度的狂热犹如炒股一样，就有泡沫。而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海子自杀、顾城杀妻等事件后，诗人又被妖魔化了，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诗人，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如今，时代的风向标变了，诗歌回到正常状态，诗人在与社会不断磨合之后，回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记者：有种说法：写小说、写剧本、搞美术、搞音乐的都能靠职业本身养活自己，唯独写诗的人很少能靠诗来谋生。你怎么看？

小海：诗人本来就不是一种职业。从古至今，极少有诗人能靠诗歌养活自己。反过来也说明，写诗、读诗的人是真正爱好，因为不可能靠它谋取现实的利益。但无论哪个年代，真正爱好诗歌的人又一直在那个地方。我对他们心存一份敬意。也许我写一辈子诗歌的稿费，都抵不上某些画家半张画的价格。但我没有自卑感，诗歌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有一定的先锋性，它的价值不受价格影响，永远是最高贵的艺术形式之一。

记者：这是不是说诗歌“安贫乐道”并不奇怪？

小海：除了诗人自杀那样惨烈的个别事件，诗人和诗歌本来就在公众视线之外。诗不单纯是商品，商业流通领域有它自身的法则诗歌常常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诗歌的命运，无须抱怨。哪怕诗歌只是这个时代一部分人心中的秘密，也堪称心灵的礼物，就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我相信，人只要还有惧怕、有焦虑、有悲哀、有绝望，就会有诗歌永远存在的理由。

[小海简介]小海，原名涂海燕，１９６５年生于江苏海安。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居苏州。中国“第三代诗人”代表人之一。

小海是《他们》创始人之一。从１９８０年起发表诗千余首，著有诗集《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大秦帝国》、《北凌河》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曾获得《作家》杂志诗歌奖和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与他人合作编有《＜他们＞十年诗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