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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专访]谈文化流散民间 殆破与修复
作者:哑默
2004-09-15 16:12:57 来自:综合整理 阅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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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鸭塘：“潜在写作”30年见证与虔守
——访贵州70年代民间诗歌潮发起人之一，贵州民间诗歌资料整理者、诗人随笔作家哑默
坚持民刊的道义立场问题。建国后至78年有政治环境严酷问题。1978年民刊大潮有个铺垫：文革中传单、油印本给以后民刊潮做了“彩排”。民刊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隐”文化都自觉完成了对其所寄存时代主流（正统）文化的批判。孔子的思想是学生整理出来的，其实也是种民间流传。老子是隐士身居山野，陶潜、阮籍，稽康等，都是用流散民间的方式来延续中国文化的命脉。
——哑默
采访时间：2001年5月11日、12日
地点：贵阳市公园南路、贵阳市郊野鸭塘
人物背景：哑默，原名伍立宪，贵州省普定人，1942年出生，多年在乡间学校执教，曾于1978年支持民间诗刊<启蒙>，1979年将诗作《哑默·诗选》发布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并邮传全国，1980年参与创办民间诗刊<崛起的一代>，1986年参与创办民间诗刊<中国诗歌天体星团>、1992年参与创办民间诗刊<大骚动>等。著有《哑默 世纪的守灵人》文集八卷，出版<墙里化石>（诗歌、散文诗、随笔合集）等。
在我的印象中，哑默大半生都在贵州一个叫野鸭塘的地方生活，半隐半现，作为民间诗人随笔作家他的名字90年代在国内民间界内外也常隐约闪现。他与贵州近数十年民间诗歌史多有瓜葛，这段历史至今未曾全部公开，扑朔迷离，所以有点神秘的传奇色彩。
一个人60年的复杂经历，创作30几年的文学活动用一夕访谈来概括是困难的，但可以试图从侧面勾勒一些线条轮廓。
5月11日早7时30分，到贵阳车站。和哑默通电话，我要自己过去，他说一定来接我野鸭塘，不好找。贵阳我15年前来过，这次觉得没有前次明丽了（是无敌岁月？是天气？）新建了不少楼，高架桥，但整个城似有乌烟瘴气感（视觉、听觉）街道也好像变窄。
哑默来，很谦恭有礼样子，看起来只有50岁左右，（他实已年届六旬）个子不高，作为文学标志，额前还留有一缕青年时的长发，面容稍清瘦，眼睛盯住人看时很亮，一只脚有些跛。
“打的”去他公园南路的临时寓所，他说一般他住乡下，只是进城才在这儿落脚或接待朋友，很简陋。他介绍旧社会他家是个富商，曾斥资兴学，建国后父亲曾任省工商联副主任，他说现在的院落不行了，都改乱了，头20年院落幽静，种着芭蕉、竹丛，很有情调，是昔日的“野鸭沙龙”。他住在一座二层搭建的临街楼，下边炒菜馆，楼道里有人在洗猪肠，楼上邻居养着大狼狗。所以如今要整天挂窗帘，遮蔽外边的喧乱。梦亦非来，谈了约两小时。
哑默，梦亦非和我去野鸭塘。沿路是小巴、各种车辆挤路。哑默的乡间住所距市里并不太远，但确有一片安静，下车先沿土路穿过农家菜地，他住在教师宿舍旧楼顶上，4层，房门很有意思，右手有一块小木牌：“哑默宅”，令人想起法国十八、九世纪文人或旧俄时代作家的住所。他的房间布置也有点俄罗斯情调：火炉（如今已少见）、地板胶、窗外有常青藤。书房不大，但书很充盈，雅致。适合三几好友聚谈。墙上条幅“天无语，使人语之，此乃大诗人之事业”。哑默用很多时间谈黄翔，给我们沏掺了白菊花苦味的茶，他也喜欢咖啡。黄翔是他1968年在文革中结成的文学青年诗友，曾参加过西单民主墙演讲，是贵州70年代末新诗潮时期一个民刊“诗歌领袖”，现移居美国。看得出黄对哑默感染极大，他为有这同伴而自豪。黄后来在国外发表了不少诗作。当年他们曾一块搞诗歌28年（后来黄在国外似曾申明，他们的<启蒙>并不比<今天>更晚）
玻璃板下，墙上小纸片都摘录有他自己书中的他作目录和格言。木质老式书桌和舒适的靠椅，叫人靠上去想写点什么。……
哑默现在居家读书，写作，特别是整理文稿，他已退休，妻子在工作，女儿在读书。
我以前对哑默了解很少，二三年前才读到他的回忆随笔<活页影绘薄—故乡的亲人们>，我对他的了解和阅读源自<零点>。决定采访他的原因是我觉得他“隐居”式写作很有意思，另外他标示了近20多年贵州民间诗歌一段历史。
以下是哑默谈话：
到此为止，我的全部人生分为三个大的版块，一是文学，一是文化，一是佛道和佛道意识的研究体悟。先谈第一个版块。
首先关于现当代诗歌先行者的定位。我认为这个定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当时写诗没想过什么先行后行的，就是写，等到几十年过去，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定位。这样也好，可以把传统、新诗的开拓，跟后边有一衔接。黄翔、食指、哑默等，刚好在这个衔接地带。黄翔跟我的自由诗写作，是沿世纪初的路跋涉过来的，回顾20世纪前半叶，诗人中我最欣赏的是艾青，他的诗中，除传统外，还有法国维尔哈仑的东西。“解放牌”诗人没有给我们很多影响。我们当年埋首写作，没范本，少资料，文革前虽稍自由点，但有限。1978年后也就是启蒙后期，整个诗风气一扭，但作为个人我还是吸取了前朦胧一些写法，即与传统精神结合，那时我写了<飘散的土地>，我称它为民族情感史诗。
我对于现代新诗，关注至85年之前。后边的诗过于普泛，有的极端自我，具体成果打动我的不多。一个人（在文学上）能起的作用，阶段性是明显的。80年代中后期我基本上转到其它（文学）样式上。
继承和发展问题。是每一代诗人的问题。青年人打倒，颠覆，超越前人，有时想法是好的，但怕眼高手低。凡收到寄来作者自印的诗集，我一般都仔细看。写本书不容易，出本书更不易！
（关于潜在文学创作）我最早的一首诗写于1963年，至今为止共写有300多首诗，不包括长诗，散文诗等，其中有的毁于文革。我一直主张在主流意识形态专控以外潜在性写作。过去闹政治、运动等，创作常是短命的。前苏联很多诗人作家天赋很高，但“大前提”一定，浪费了。潜在文学创作我整理出（目前为止）共八卷500万字左右。我觉得这八卷文集没什么了不起，我觉得只是在复苏一个时代，复苏自己生活过的一切，回忆起来，总的来说黑暗比光明大得多，痛苦比欢乐多。我写这些东西告诉人们希望不要再发生此类事，把精力才智用到建设性上来。（昨天）我写这些东西实际都是在破坏黑暗，相对而言，破坏也是一种建设，90年代我才稍微轻松些。
日记从1960年起记，65年前的毁于文革，共两大本，现存66年到现在的，共40多本。有的人借去作研究用，或可根据我的日记回忆起那些年的每一天。现在也每天记日记。所有日记中有反映重大事件部分，将来可加以注释，整理出来。
坚持民刊的道义立场问题。建国到78年有政治环境严酷问题。1978年后民刊大潮有个铺垫。文革中传单，油印本，给以后民刊潮做了“彩排”。民刊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隐”文化都自觉完成了对其所寄存时代主流（正统）文化的批判，孔子的思想是学生整理的，其实也是种民间流传，老子是隐士，身居山野，陶潜、阮籍、稽康等，都是用流散民间的方式，来延续中国文化的命脉。虽当代民刊参差不齐，但为新文化的开拓立下汗马功劳，已很不易。
我78年以后，还独办过<草野>、<野百合>、<心，在跳动>（共有8本），基本上是我自刻、印，有几个青年帮助。当时民刊大潮中我与北岛、江河、芒克等交换。所以我一是自办，另一是参与办刊。
流到我手上民刊，我并不是有意收藏的。只是觉得人家办的不易，应保存好。但收藏过程是非常曲折的，有些至今也不敢放到家里，缺少安全感。有<启蒙>、<今天>、<次生林>等等，有的刊连办刊人手上都没有了，黄翔，路茫手上都没了。以后想有机会变成资料，供更多人使用。贵州的民刊，如果编一本出来，那就是让贵州版块浮上水面，我正一步步地整理出来。“要让有限的时间，办成一两件大事，精力要高度集中，必须有严整的个人要求，才能有作为”。这段话记得是罗曼罗兰说的，我对自己有这个要求。
潜在文学中的贵州版块。50年代，我二哥伍汶宪，有帮文学艺术朋友拉小提琴，欣赏油画，写古典、自由诗，他常把诗在朋友中大声朗诵，在那个年代这样做非常危险。后因所谓偷越国境罪判10多年，在80年代初平反，赔了三百元。他能惊人地背下他全部诗作。他的诗作，今天从审美看，是一回事；但从文学史看，当时是种（文化、文学）坚持、抗争。
每一代人必做这些事，不然是湮灭的一代。所以说，贵州潜在文学写作可以推至50年代。60年代投入潜在写作者较多了，其中典型的是黄翔和我，在一个废弃的天主堂里，我们每一星期，碰头二三次，还有路芒，我们谈文学、谈读书、谈诗。贵州民刊有一主线：从<启蒙>（78年）、<崛起的一代>（80年代初）、<中国新诗天体星团>（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大骚动>，90年代中期后的<零点>。我把它排成一条线，是因为这些刊物的主要人关系都非常融洽，近乎师生关系，从“血统”看从文化氛围看，这块高原板块独特的叛逆精神，是一浪一浪，绵绵不绝的。梦亦非今日<零点>也体现了这种传承和沿袭。当然，每一波，又有他们各自的创新。
贵州的潜在写作如是个桌子，桌面下有4条腿，一黄翔著作，二哑默著作加日记，三全部民刊，四全部潜流诗人的各自之著，上量级的有15—20人左右，每人一本诗集，足够出一套丛书，是个大的积淀，今后青出于蓝胜于蓝可能会更好。我想如让贵州版块浮上水面，是非常丰富的，里边会有不少传奇色彩。
黄翔，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大陆）的作用和地位已确定了，只是我们还被遮蔽。美国的爱默生·安迪（汉学家）曾采访过黄翔后又专程来贵州采访我，我谈黄翔，“文学作品，人生遭遇，反弹态度，民运先驱”，这是认识黄翔的十六个字。黄对贵州潜在文学影响非常大，很多青年从接触他，才开始写诗，走近文学，直到现在。而二十几年来，这一帮人都是很好的朋友！也差不多近乎亲情了！
我是个自由散人，但接触黄翔，觉得他文学感召力非常大，你会总觉得有些话要说出来。
我个人的文学版块，约30年时间，90年代后，我基本转向对文化的研究。
关于培养青年诗人。我这人比较宿命，但能成熟否是个定数。老诗人应该有一份关怀，但不要成为桎梏。我欣赏后进们的身上按自己的方式表现。而且，现在很多诗人对中老年诗人是不买帐的。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关怀、关系，要靠一种缘。
60年代出生的人，至少赶上末班车，考上大学、研究生，起点较高，阴影少些，突破感、超越感强。但大部分自以为是（每一代诗人都有些如此）有些人诗也不咋样，又自以为是，就很麻烦了。但贵州的几个主要民刊办刊人在这一点上还不怎么明显，如王强在<大骚动>里，有篇文章对前代诗人的评估，说得非常好，公正真实。
我高中毕业于1963年，次年又考大学落榜，因阶级成份，只好托人介绍到野鸭塘教书，1996年退休。我是个喜欢稳定的人，不好争。91年后，我不要工资，自己整理过去文稿，这一段时间成效很大。90年代有一段时间搞散文创作。我的随笔除一二篇外，都是90年代的。我喜欢的有一大批外国的作家诗人，我喜欢像谈亲人一样写他们，写写我和他们关系。
（回答是否用电脑写作）用笔写作。在田野，山冈上都可以写。<乡野的礼物>是在田野、小山上散步时写的（注：<乡野的礼物>）是散文诗集，有些片断像散文，有点巴乌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的那种风格味儿——访者。）我对电脑较少用。
关于90年代诗歌运动。70年代出生人，缺少理想主义、使命感，当然使命感有多种解释。比起含有盲目理想主义，如想救民于水火，我觉得崇尚自然比较好。但道义感、人文精神，知识分子意识缺乏，这样做诗人是很可怕的。有一点悲哀。有的青年诗人大概意识不到。
晚年。我觉得诗人晚年作品，要溶入“大化”，而不是囿于哪一方面。
（回答有关散人雅士的向往）我小时就有此理想，其实就是希望生活轻松一点，我这一代太累了，今天要做雅士也成，但要有经济基础。
（回忆民刊）一个人一生把精力太投入到抗争上，破坏黑暗上，实在有些划不来。芬兰一位音乐家希贝柳斯，因年轻时成就优秀，32岁政府就供给他，终生年俸。可以专门从事音乐创作。一个真正好的时代要引导人，从建设性方面做工作。
我受儒教文化影响较深。伦理、传统，道义。和青年比起来，我们这代人有过重的历史感，有矫枉过正的作用。青年一代消解了“解放牌”诗歌。但我也担心他们对很多事不负责任。
我1942年至1949年间，受家教影响，很关键。1950年至1980年间，研究外国文学、音乐、美术。（注：哑默宅中有上千的音乐磁带、磁盘、唱片，他说其中很多是古典精品）1980年后，我从林语堂，丰子恺等回归国学，我化了很多时间“补课”。徐志摩的散文比诗吸引我。我还是个辜鸿铭谜，小时我非常喜欢他。我身上有些非常孤傲的东西。鲁迅的作品我文革看得较多。新儒学八大家的，要我这年龄一个个看完原著已不大可能了。
（回答诗带给过什么？）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语文，60年代的小学老师要样样会教。还教过70年代的英语,我的英语全部是自修的，说实话，诗歌从来没改善过我的生存，反而是英语给了我一个饭碗。诗，只带来过苦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
（回答关于为何坚持整理昨天）儒家观念“铁肩担道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有这一份关怀，只是个人能力有大小，坚持多点、少点之分。主要是一个人在一个时代的遭遇使之然。如果说我是个“红五类”，我（其后）不一定写这些。梁山是逼上去的。我天性是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但坚持几十年的抗争，迫压非常严重（谈到黄翔在那年代数次被短期下狱，风声很紧，各种运动、风潮对搞文学民刊的打压）。狂放的人喷吐得快，温良者坚持得久。同辈诗人彼此激励。黄翔当年与我们在一起相互激励，有时也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为诗。他的<火炬之歌>等，我都是第一读者，从1968年至1996年他出国，相处28年。黄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我比较怀旧，我非常恋旧情。整理昨天：许多人对“文革”类运动的遇害认识欠缺！
（回答这些年各省民间诗歌类资料搜集整理）对其它省，据我知，也有人在整理，看他们能否发一个愿，整理出来。其中有天命吧。贵州版块轮到我整理，也好像是一个天命，我手里资料全，就缺<这一代>、<烛光>，前者为全国五所大学联办，仅出一期，就被压制，后者1979年出，贵州师范学院学生穆培坚等主办。
（回答关于如何成功地将生活与文学溶入一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个人最高的享受是：收拾干净屋子，沏一杯热茶，看书，更多时是写东西，非常好的境界。我写东西慢慢地写，不慌不忙，我想屠格涅夫也是这样。下笔缓，流出来的东西会很浓。
（回答关于长期以来未受重视—指与黄翔比，或在省内外正式文学名份上）一点不在乎吧，不真，太在乎，不符合我天性。出一本书办一本民刊，与人分享，就行了，我觉得。我现在有比较淡泊的心境。每个人所能起的作用大小，也是一个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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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文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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