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躬逢盛会！“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四方”（引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会歌）“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希望”（引何其芳四十年代新中国黎明前的诗）今天到海南参会的来自哪里的都有，西北的，东北的，西南的，南方的，欢聚一堂。

 
　　从上午到现在，包括在车上路上，听了很多精彩的演讲和谈话，蒋浩的，北窗的，孙磊的等等，新朋老友，重逢新识，非常感慨！看到多年想见的吕叶， 1999年的衡山诗会他还发请柬给我，如果我去了也变成著名诗人了！（开玩笑）。与黄礼孩还是在2001年霞浦首届民间诗歌研讨会相见，已是9年，与蒋浩在北京相见一别也是9年，与孙磊济南采访一别也是9年未见。与小鱼儿是几年前霸州笔会见面的，与张涛是近十年前河北易县笔会见，这里与会的好几位都是《诗前沿》编委。这里首先感谢梦亦非！衷心祝贺获奖的两位诗人朋友！这是一个高雅、严肃的70后诗歌的高峰论坛，我希望也是一个时代诗歌的论坛，感谢大家。

　　简单介绍，我叫孙文涛，诗歌的老兵，五十年代生，我的孩子是七八年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普通的诗歌写作者。我1979、1980年在吉林参加创办建国后东北第一份诗歌民刊《眼睛》，那时还叫“地下刊物”，不叫民刊，办了4期。其后2001年我和梦亦非在北京创办民刊《诗前沿》，也办了4期。2000年后我个人以自费行程的方式开始做“大地访诗人”计划，搞了三年，采写了20个省的数十位典型底层的、民间的、地域的诗人。自2004年起我在《诗刊》工作，共6年，主要做全国函授基础诗歌工作。有青年说我是后诗歌理想主义者，也有说是一个还没变质的老前辈，我喜欢最后一句，很准确。

　　对于七零后诗歌，我有几个感想：我了解七零后，从《诗镜》《锋刃》《零点》等开始，渐渐了解七零后的精神奋斗、理论发现、对理论的整合、对群体的整合，我觉得一些作法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写作方式转变，对遮蔽和技术化的发现，对现代操作性的发现，用群体精神和以民间形式冲入诗歌史，这都和当年北岛时代的诗人们很不一样。从《诗歌与人》这本杂志也了解了不少。严格来说我算不上我同时代一个知名诗人，但我是一个诗歌观察者，我的中国民间诗歌调查录《大地访诗人》一书，我以为是学习写一本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旁观者随笔》那样的书，我观察七零后是怎么冲入历史的，怎么转变，转型，哪些问题，怎么推出自己的杰出人物，等等。

　　我认为七零后和六零后有某些精神上的近缘。我觉得八零后从七零后继承和学习很多东西。这次来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感怀，对“南方诗歌精神”的新认识，我由此增加了对青年诗人们的热爱和了解。近年“南方诗歌精神”其实是跟七零后推动密不可分的，和黄礼孩、世宾、北窗等这些广东朋友，后来的贵州诗人梦亦非等进入广东的推动密不可分的。很羡慕能过一种诗生活，一种世俗上的和雅生活。特别我看到梦亦非做的《东山雅集》小册子，我觉得很新鲜富于创意，几乎前所未有。广东好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北方！

　　我个人以为七零后还存在一些问题：七零后面临的任务，一是总结九十年代十年创造的经验；二是开拓中年经验并加强历史与明天的联系，认识一代人的历史道路，甚至是缺陷。中年后历史感要回归。对于诗歌的道路、文化的道路，我个人理解不一定对，我的体验是倾身大地去不断了解，“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远志明），当代的文化史和我们所面临的国情（文化情），我个人认为仍然有“特殊性、现实性、沉重性”的3个中国特点，不可忽略。 我曾觉得七零后过于关注纯“文化”，因而忽略了历史，曾过于“反叛“，这是我2000年后搞”大地访诗人“走访时印象，至今已弥补不少，要继续。比如，南方诗学现在从“颠覆型”转为“建设型”，值得赞赏。眼光既要投射到纯精神世界，又要贴近大地与生活的真实。

　　我这一代人的经验很痛苦。我青年期在公共图书馆自学十年，读的诗歌部分几乎全是翻译诗歌，俄译和欧译为多，45岁后才回归古典，注意唐宋的成功经验，很多教训。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注东方文学她那再次确立的道路。另外一点，我希望七零后能正确地、有新的分析地、不偏颇分割地认识二十世纪的整体历史，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不偏颇否定。

　　现代诗的功能之一是拯救人的精神，修补精神上的漏洞，从历史看，今天诗歌的功能弱化了，但它仍有强大的地方，比如针对心理、精神。“二十世纪的世界没有怜悯”——日本前不久逝世的画家东山魁夷曾说，可能他主要指的是一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震荡。新千年的时候我曾悲哀地自语，“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更没有”。刚才听女诗人安歌说：“我们必须和这个世界和解”，看到新一代更理性，更科学，我也有了一些信心。诗人间也要和解和互爱。

　　七零后写作曾过于“个人化“。从个人化写作转向公共化写作，这是一个巨大艰难的过程，也是通向世界性作家成功的关键。另外一点，不一定准，我觉得七零后可能参与了中国“第二次诗歌造山运动”，后来八零后、九零后道路可能平坦一些，但可能没这个历史机遇了，所以七零后很幸运。

　　即使是诗歌的“不断革命论”也挺痛苦，我这一辈子饱受“不断革命论”折磨，希望今后和风细雨一些（不要父亲否定爷爷，孙子否定父亲，祖孙辈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里）。

　　我觉得1979年的民刊是完成了“政治语境转移”的描述，90年代里民刊完成了“文化语境转移”的描述。但是不能太急，天下事一急就做不好，中国的事都操之过急。在2000年左右，文化上我发现一个坏毛病，“世界从我开始，在我之前一切都是错的”（！！）那就完了，人类代代颠覆，没什么积累。

 
　　以前并没有什么零后诗人的提法。这样提可能是历史的逼迫。我个人认为67、68年以后到1980年以前出生者，精神气质上都属于七零后。

　　我以为，二三十年代诗人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五六十年代诗人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五零后诗人们也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一代与后边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之间并没可比性。每一代人和自己的一代比。每十年为一代人。你没经历的事几乎永远弄不清。各代人在自己的历史里生活。各地域之间也没有可比性，东北与安徽、四川文化就是强烈反差，西北和东部的江南文化、最南端的南方文化之间，亦无多少可比性。一个诗人要和自己比，写的比昨日强。和另一个诗人间不乱类比。每个诗人都生活于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活环境，心理环境里，要写得各个不同，各有精彩。诗歌秩序由此厘清。

 
　　最后一点，要理解北岛那个时代诗人们急于开路，心理上过于背叛，写得过于心理过于意向，语言上又受到译诗的影响，产生的诗缺乏周边的环境因素，文化上脱离古典、传统，诗里看不出作者是哪一省哪一地的，他是当工人还是经商的，北京的还是南京的，我觉得王维、李贺那个时候的诗，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哪个地方住，在长安还是太白山下。我希望七零后要走出西化翻译留下的阴影，回到我们汉语的美好风范来，开创出属于母语的现代风格。

　　最后我要补充赞美一句：七零后已经产生了非常优秀的诗人！有不少优秀诗篇！！比如，记得的梦亦非的长诗《苍凉归途》，他最近写的描写中年感受的那首叫《咏怀诗》吧，古典加现代，孙磊以前的《朗诵》那首，像交响乐器、各个细微的音部都在响，很美……。还有许多。祝贺大会成功（举杯）！

　　（其后是互言）。孙磊插话：你经历了那么久，你对五十年代的诗人就目前一个情况，现在还在写作的诗人，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探讨？

　　孙文涛答：是一种安慰，我已经不想再发表了。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达到歌德，过了青春期很难再写出好诗，不能无限要求诗人，母亲老了，你还让她生孩子？太残忍。回顾历史我觉得某些做法太粗糙，用爆发方式造成不讲理的火山喷发，大地因此换新，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昔人说“四十岁前向比自己年长的学习，四十岁以后向比自己年轻的学习”，现在我改成四十五岁，因为人的寿命延长了。现在我愿向中青年学习，向东西方古典学习。创造的秘密掌握在青春手里，掌握在敏感的感受那边。近期阅读北岛写的散文随笔的书，翻译诗的书，从严格的写诗意义说，北岛这个年龄现在国外已用一种“诗生活”来取代写诗。人可以不写诗，只阅读，这也很幸福。今后有条件我愿慢一些，温润一些，这种环境可能对创造更有利。

　　安歌插话：国外很多大诗人好多作品，都不是年龄的问题，但也是年龄的问题，国外很多作品都是六十年代写出来的。中国诗人的动力源为什么这么弱。

　　孙磊插话：在文涛眼里，还有哪些重要的诗人？前辈还是有很多不错的诗人，至于他们走到哪一步，我们……比如谈到北岛，我们还是有很多共识。

　　孙文涛：中国人精神特别容易衰老。源于中国人生的沉重性。所以中国人总有人生如梦的感觉。在汽车时代，幸福一转身就变成灾难，非常恐慌的状态。我防止衰老的方法一是锻炼身体，二是锻炼精神，第二个更重要。 写诗有一天可以换笔，诗人可写散文随笔回忆录什么的。这些是诗歌文本的延续。诗歌与人，不光写出来的诗重要，更重要的是人，诗歌是诗人作为“人的气味”与光芒，光爱诗人的诗，不关怀怜悯写诗人的命运，是很无情的。现代诗歌要提倡慈悲胸怀，要慈悲人。现在整个世界都非常冷漠，人人争着走向自己的所谓成功。资本和物质也带来野蛮化，我们要警惕它，不能盲目推崇它。

 （略）（2010年，于海南，博鳌）

（注。参会的代表：70后诗人为：黄礼孩（《诗歌与人》诗刊）、蒋浩（《新诗》诗丛）、孙磊（《谁》诗刊）、吕叶（《锋刃》诗刊）、张尔（《诗林》双月号）、潘漠子（《外遇》诗报）、张涛（《原音》诗刊）、梦亦非（《零点》诗刊）、符力、安歌、艾子、湄子（《零点》诗刊）等。特邀外围诗人与评论家为：纪少飞（60后诗人）、孙文涛（50后诗人）、世宾（60后评论家）、北窗（60后评论家）、小鱼儿（60后诗人）、吕布布（80后诗人）、钱磊（80后诗人）、黎飞飞（60后诗人）、衣一米（60后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