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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专访]史幼波关于<诗镜>等的书面访谈
作者:史幼波
2004-09-15 15:24:05 来自:综合整理 阅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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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幼波关于<诗镜>等的书面访谈
（关于“民间写作”）我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个概念。写作就是写作。写作者的矛头应指向自己的灵魂，所谓“官方”、“地域”、“年代”等定语，与写作者的灵魂有何关系？我所理解的给写作附加的所有定语，都是对“写作”实施的阴谋，它总是诱使我们悖离写作的初衷与终极……
我心目中理想的民刊是一种有一点粗糙的、有自己独立的品性和独特个性的，最好还能提出有建设性诗学主张的刊物。它可以有一点“封闭性”“小圈子性”，但肯定与妄自尊大和孤芳自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史幼波
采访时间：2002年3月10日
笔答地点：成都市庆云南街<成都晚报>
人物背景：史幼波，四川剑阁人，1969年生，1997年，与吕叶、哑石、朱杰等联合创办民刊<诗镜>，共出两期（1997卷、1999卷）在四川和国内颇有影响。其作品有长诗、组诗、评论、随笔等。现受聘于成都晚报副刊任编辑。诗作常流露宗教思悟，现为佛教徒。
自述：
1969年出生于四川剑阁，1991年毕业于石家庄邮电专科学校，后分配到四川广元市邮电局工作；2001年离职，现在成都某报社工作。
1985年上高中因为单相思写诗。1995年认识哑石、朱杰、袁勇等人，方与当代诗人有了交流。1997年参与《诗镜》创刊。1999年停笔，两年未写诗。2001年到成都后又开始写诗。以后继续写或不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谈谈您对90年代四川地域（诗歌群体）见解、状况？
我几乎是从95年代以后才走出完全的自我封闭状态，而开始与少数诗人进行交往。95年以后，阆中《诗研究》的主要成员哑石、朱杰、袁勇同湖南吕叶合作。陕西孙文是中间的牵线人，联合创办《诗镜》，出了97卷和99卷两期，对四川90年代后期诗歌影响比较大。而绵阳范倍主持的《终点》诗刊和网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主要同仁由相对固定的小群体，到后来网罗了全国6、70年代出生的很多诗人，包容量倒是大了，但我个人以为，这恰恰是令人遗憾的地方，因为除了名称装帧不同以外，你几乎无法把它与《阵地》、《外省》、《偏移》等民刊区别开来。由陶春、刘泽球主持的《存在诗刊》一直有一股锐气，虽然不乏粗糙，甚至偏执，但我以为这还是民刊所必要的，它有一种来自群体内部的活力。《存在》网站与《终点》网站的合并是双赢的，这两个群体在气质上本身就具有很微妙的互补性。成都近年还有《幸福剧团》、《空中花园》、《人行道》等民刊，只是我刚开始与他们接触，还无法多谈，周伦佑的《非非》也在继续运作，但因为没有交往只是听说而已。倒是由席永君、哑石主编的《诗歌档案》于2000年出笼，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在全国已开始产生影响了。
谈谈<诗镜>及您的工作？与自我审视？
《诗镜》一直没有象其他刊物那样印上主编、编委等头衔，是因为刚开始大家都希望这是一个平等、自由，以精神凝聚力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诗人群体。但实际上一开始，这种理想就遭遇了挫折。第一期的实际主编应该是孙文，也的确体现了他自身带有的理想主义风格。第二期的主编是吕叶，从具体人选到作品，都是在哑石和我初选之后，寄到湖南，再由吕叶最后决定的。我因为在邮局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所以一直是“联络员”的身份，自我感觉还算尽职尽责，惟一无奈的是在外界造成了一点小误会，以为我是其中的什么重要角色。2000年5月，大家在衡山碰头原本定下出第三卷的，但物似人非，人算不如天算，以至如今只剩下回忆了。
您的主要代表作（诗、评论、诗集、打印集等）：
诗：《书札：致已逝的梦和黑暗》（大组诗）、《回忆与感激》（大组诗）、《月之书》（长诗）、《群像》（组诗）、《幻网：一个通灵者的夏日仪轨》（散文诗组）。
评论、随笔：《淘尽沧海觅炫镜，幻身浮屠显真空——兼谈黄梁诗歌与建筑美学中的形而上精神》、《业本无量，普渡慈航——对朱杰<慈航>一诗的文本细读批评》、《临界：时代终极装置的模型》（艺术批评）、《梧叶纷飞的镜面——月相晦朔与三个60年代出生的人》等。
您的现状（或困境）：
我于2001年春天离职，现在成都某报社打工。创作趋于日常化、细节化，力图把前些年对形而上的思索灌注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过。并无一般意义上的困境。知足则常乐。
您创办、参与哪些民间诗报的成长历程？（时间、地点）
参加95年民刊《诗研究》的编辑，地点在四川阆中市。参加了97卷和99卷的《诗镜》编辑，地点在四川广元和成都两地。
您公开出版，发表过何种作品？
公开发表过少量的诗歌、散文和随笔。
您认为“民间写作”意义……
我不知该如何谈论这个概念。写作就是写作。写作者的矛头应指向自己的灵魂，所谓“民间”、“官方”、“地域”、“年代”等定语，与写作者的灵魂有何关系？我所理解的给写作附加的所有定语，都是对“写作”实施的阴谋，它总是诱使我们悖离写作的初衷与终极，从而成为某种集团性利益的附属品。
诗观念简述：
我的诗观曾经非常明确，但现在的状况是越写越不敢妄言了。我只知道诗歌肯定是高出我现有的认知能力的一种与人、世界、语言密切相关的事物。说它是事物是因为它有时候会表现出“白纸上的黑字”这样的物质表像，但更多的时候它隐匿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感知而无法言说。我想说，这样的谈论也是多余的，毕竟我们处处都感到自己有限，而世界则苍茫无垠。以有限揣测无限，总会显得不自量力。也许惟一有自知之明的态度是全身心地投入、信仰它，而不去揣测它。
对民间诗报刊的看法：
民间诗刊肯定是健康、正常的诗歌传播渠道，相对于官办机构而言。至于其参差不齐的现状，这几乎也是不应该苛求的。就我接触过的民刊而言，目前大都显得过于“宽容大肚”、“兼收并蓄”——当然宣称以所谓纯艺术（技术？）作为惟一标准肯定是明智的，但这个世界缺的不是明智，恰恰缺的是一意孤行。我心目中理想的民刊是一种有一点粗糙感的，有自己独立的品性和独特个性的，最好还能提出有建设性诗学主张的刊物。它可以有一点“封闭性”、“小圈子性”，但肯定与妄自尊大和孤芳自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您认为国内哪几本（列举5-10）民间诗刊办得较好？
我接触的民刊不算太多，因而也不可能太全面，印象深的有《阵地》、《存在》、《偏移》、《阿波利奈尔》、《诗歌与人》、《科学诗刊》、《零点》、《终点》、《东北亚》等。有些名气很大的如《非非》、《诗参考》等老民刊，因为没怎么看到，所以不好说。
“民间诗歌”岁月中的主要困难？
困难主要来自于同仁内部，真诚地说，主要来自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向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距离。这不存在克服的问题，毕竟民刊作为一个小型的诗人群落象征一开始就是松散、自由的，因而其生灭也是自然的过程。倒是一些坚持颇长时间的民刊，往往要么就是以一个为中心或根本就是一个人主持；要么就是多年如一日，看不到一点“成长”的迹象。理想的民刊成员之间，应该具备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伦理秩序，可惜在我看到的诗人群体中，这还仅仅是一个理想。
您欣赏90年代哪些（列5-10）“民间性”诗人？及诗作？
我再次对“民间性”一词表示质疑，诗人的前面不应加任何限制的定语。
我欣赏：·哑石《青城诗章》、《月相》和近期一些短诗；·孙磊《朗诵》、《远景——幻想即兴》、《碑文》；·李龙炳《农民的隐喻》；·蒋浩《东坡村札记》；·朱文的一些短诗；·余怒《履历》等短诗；·马永波《小慧》、《电影院》等；朱杰的《慈航》。
您的最近期写作计划、生活规划？
写作计划很散乱，想写一首关于死亡体验的长诗，2000年春节就构思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动笔；想写一些与具体生活相互交织的零星短诗或组诗；想写一些佛学方面的随笔。另外可能会写一些其他方面的约稿。因为现在是用笔来讨生活了，与前10年体制内寄生生活完全是两回事情。我希望在成都这个城市里再一个人生活两、三年，然后，也许会接家人过来，也许会再次回到广元，再次过那种清闲缓慢的恬淡生活。
您曾参与哪些有益的民间诗歌交流？时间、地点，有何经验、感想？
好像还未正式参加过什么交流活动，与其他民间诗刊同仁之间，也仅仅是出于个人交流而有一些往来，如四川德阳《存在诗刊》的刘泽球、绵阳范倍（《终点》）、成都卢枣、杜力（《人行道》）等。参加过两次朗诵会，一次是2001年10月在成都由吴勇牵头搞的“星期五的声音：诗和行为之夜”，另一次是2002年1月，成都三一书店举办的诗歌朗诵会，由孙文主持。参加这些活动很愉快，而只要是愉快的，肯定就是有益的。
您认为哪个（几个）您地域（或国内）知道的优秀诗人未被重视？请举其作品？
我知道四川德阳的女诗人曾令勇很优秀，其作品是最近才由《存在诗刊》集中推出。另外成都的张伦、杜力、陈亚平也很优秀（陈亚平已是“非非”成员，而张伦、杜力常在一本朴素的民刊《人行道》上露面）。其他地区我就不知道了，但肯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优秀诗人。对了，山东淄博有一位叫马累的诗人，他的组诗《鲁中平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您认为90年代哪些诗歌评论，理论、随笔最重要？
90年代早期陈超、杨远宏的一些文论；欧阳江河、西川的一些文论；程光炜、李震的一些评论。后期有西渡、臧棣、哑石的一些文论、随笔。近两、三年有刘泽球的文论，梦亦非的“系列梳理”，敬文东的文论。我不太爱存资料，所以只能提供这样一个粗略的印象。
您认为哪些人对民间诗报刊的传播与收藏、发展等有贡献？
江苏的戴泽锋是一个疯狂的民刊收藏者，他几乎搜走了我为数不多的所有民刊；另外我还知道安徽阿翔也有此爱好。这种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尊敬他们的工作。
另外，早期我知道钟鸣曾收集过很多从崛起到朦胧诗，到第三代的资料，无疑已经相当珍贵了。
您的日常生活场景描绘：
上班，看书，念佛，睡觉。
您目前最想表述的（时代、诗、个人、生活及文学）：
佛教中有这样四句话让我常常感慨不已：
人身难得，佛法难遇。
善知识难求，中国难生。
这与诗歌无关，但也并非全然无关。解释一下这四句话：①按佛教轮回学说，人的生命是最珍贵，也是最难以获得的，若生而为人，不能了悟生命的来源，则又会陷入轮回苦海中，不知会再经过多少恒河沙数的时间方才可能再转成人身。②生而为人，并不是人人都能得遇真正洞彻生命世界真相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愿意追求灵魂的安顿的人，恐怕用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来形容都算乐观的。③即使生而为人，又听闻了生命解脱之法，但要得到一位真正明彻的老师指点，这也是极不容易的，需要生生世世广结善缘，方能获得。④中国难生是因为文化的深厚，社会人性的复杂。梁武帝时达摩祖师之所以历尽艰辛要从印度到中国创立禅宗，是因为他早预见“中国有大乘之气象”。所谓“大乘气象”，其一是指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大乘佛法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另一点则是中国复杂的人性层面和严酷的社会机制，会让真正有志于求道之人获得对人世悲苦的确切认识，并因此发愿入世度生，在严酷的社会、人性环境中接受具足的考验。
谈谈您的诗歌“向宗教迈进”的主旨？背景、感受？
在我的几个主要作品中，我更注重的是与生俱来的宗教感，而不是宗教本身。虽然我从2001年起已是一个正式的佛教徒，但实际上我更像一个泛宗教论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学习各类宗教典籍中，发现其核心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让生命超越短暂的现实枷锁，从而进入永恒之中。只不过就我的个性认为，诗歌应该是诗人的宗教。印度传统认为诗人是半个圣人，我想他们对诗的理解，与中国“诗言志”的传统恐怕不是处在同一个思维模式之内吧。
我在99年以前的作品中，宗教感比较重，往往是在对精神世界的溯源中，不得不触及到这生命的底限。2001年，当我真正成为佛教徒后，作品中的宗教氛围反而比从前淡了，这与我两年的停顿反思有关，也与我目前的生活状态及对具体诗歌的态度变化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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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文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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