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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出生者“理想主义”遭遇今、昨
作者:孙文涛
2005-08-29 17:20:11 来自:邮件来稿 阅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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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出生者“理想主义”遭遇今、昨
——答发星七个问题
孙文涛
1、出生年月、地方？
我于1952年阴历12月13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一个叫巴吉垒的乡村（800年前金代为兵营，故称巴吉垒）。5岁后由农村进入城市——长春。个人的事不值多说。
2、离开原在地方原因、时间（年份）——指漂泊？
1996年我离开长春，到北京鲁院念创作班一年，之后留在北京，打工为主生存。原因是1990年我即离开原体制的报社，算被市场经济推下“海”来（是一种被动形式，不是乐不可支），念完鲁院再回东北已没什么可干了（工作），一个吃饭活着的“指标”而已。
自1990年离岗，12年中算起来6年在打工另6年彻底失业（失业的感受不能用语言形容，一个人不能再为社会工作，沉沦入生存线挣扎，麻木的痛苦）。90年代，我认识的一位女工因下岗问题跳下五层楼（致重残），另一位多年熟悉文友亦同样原因服农药在醉酒中自杀。有次春节联欢会，我数了一下，8个人中有5个人现已失去工作。一次我在火车站前被追得东逃西窜的小摊中看见一位我20年前认识的朋友，他原在一家规模不小的街道工厂当过厂长，那种羞赦和“尘满面”的外貌，使我以后不敢想。夜里缺电、城市寒冷昏暗路灯下小贩的凄凉叫卖和首都的繁丽辉耀形成鲜明对比。12年中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能病，没有医疗费如得了轻病治一治，得了重病只好自杀，这样的想法前所未有，使自己害怕。近15年我看到的是一部分人上升，另一部分人群下沉。
3、在京漂泊里寓居过的街区、地方？
“漂泊”这二字我觉得还不太准，但大体是这个意思，它还有点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浪漫味，仿佛有钱有闲人上另一个地方兜风，与大批生存艰苦的民工（全称人民民工）状况相去甚远,而且我们忽略了民工中其它还有大量其它城市来的“城市民工”。
在北京6年多，搬了不少次家，原因是租金、交通、租期等诸原因，还有的（不少）是环境（居住）状况太差、无阳光、潮湿、窄小等。住过沙滩北街后海内、地安门白米斜街7号大杂院、酒仙桥东风农场（近郊）宿舍、地铁东四十条附近的一条小巷旧楼、通州等处，还有短期住在招待所、办公室及同学处等。
住办公室需早归、晚出，免得开不了大门，噤声，怕被发现（多数办公楼不允居住），住在原文化部旧院中有门岗卫兵，需混进去。在郊区住过一个蔡户营停尸间，邻居养有凶猛狼狗。在后海附近（现已拆迁）住过原清代张之洞的“后花园”婢女当年下宅，低潮无窗，夜里黑得瘮人，传有婢女曾在此悬梁。与人共用过（两户共用）3平米厨房，晚饭轮流作，邻居是“坐地户”，当然在先，只好劳碌一天后饿到8:30分才开始做饭，吃完就10:00了。办暂住证很麻烦，房主为逃税经常不同意出示房证的证明，原来办证一年整要180多元，对民工负担不轻（后减），暂住者永远有敲门的“惊恐”。
青年时我作梦也梦不到我在自己亲手建设的国家里成了陌生人！我曾对人说过，漂流京城是我当知青时间两倍，吃的苦比知青多得多，知青时有组织，有回城希望，有未来，还有青春，比较起来算不上最苦；最重要的是知青有一个整体，有共同精神，上级和互相间关怀，而民工是一团散沙，各数各的钱；人没有集体很痛苦，人活着看不见自己的工作作用于社会、他人，只为自己毫无前景。（如果我没有经历集体化社会，生下来就被抛在民工堆里，可能早适应了，有文化，有思考，有固有观念，对你抢我夺生存可能是坏事。）
4、对流浪、漂泊的感悟、体验及对个人的影响？
这是我一生中实质的“第二次上山下乡”。乘了这辈子最多的公交车（有时一天十几次汽车、地铁）。初次逃过票（40岁前从未有过）。感觉了这辈子最穷的日子（上一次记忆是60年代初）。体验了民工（我称本身为“文化民工”），底层的生活艰辛，他们收入低，多为月资数百元，酷夏中午吃过午饭后无处休息，躲在地铁东直门地下道里蹲坐，许多人逢年过节我在邮局见他们往家里邮钱，只二、三百元。初次品尝给私人雇主打工的滋味（你的资历、文化、职务、人格全得到不尊重，沦为一个物和工具）。每逢年关回家乡很感慨、感伤，忽有“岁晚穷愁屋檐底，猛看世界特繁华”叹息，而自己常阮囊乏资，火车上“来去唯肩琴与书”（古雅兴语），带着几本书，挤买硬座，看见那些在关内当小姐的东北姑娘珠光宝气坐卧铺软卧车厢。初次当过首都报刊的“打工编辑”，（这些报刊的刊、版不少已实质由个人资本操控），最低时在一份报纸打工月资500元，加编辑、校对、稿费另有二三百元，扣除房租每月300-500元不筹，交通、通讯费300余元，有时一个月连吃饭钱都打不平衡。
遭遇打工的年龄歧视，为前所未有。尝试过两年的经商和类经商（发现富有者多为冒险、违法、违犯国家税务及工商法规、“套”、买空卖空、扰乱经济和文化市场的“策划”、损公肥私而后炫耀者）一个作家、诗人、文化者找不到尊重你的地方，成为商品嘲弄的对象。绝大多漂流文化人已难以通过一个正当职业解决生计。鲁院作家班毕业同学，很多为商人策划的黄色、暴力小说、低下影视剧本的“枪手”，有位贵同学有次告我他赚了一笔生活费，且正大光明，编了套《猫经》、《狗经》的书，哑然失笑。我们自己以前受教育太传统，每作一件事，赚一块钱都觉得要对社会、自己负责，忽然发现陷入了一个大万花筒里的杂耍场，自己的人格、文化品质大量、惊人流失，常嘲笑高尚是笑话，是傻冒，攫取财富为自己才是强者胜者，除此无二规则，并自己也渐变成这样的麻痹的人。
当然，多元化的时态，每个人感受不同，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所以结论也不一样。事物都有两面性。积极方面，感悟了首都文化，感悟了中国（人生，现在时段的），感悟了“交流”（“不是人类想交流，而是现代人类必须交流”——德国/哈贝马斯）—辞的实效功能，感悟了以前，地域（东地），个人的局促和有限性（相对地），体验很多，一时说不清。坏的方面说，找不到“放得下一张书桌”的安稳环境，损坏了心情、生活的和谐、节奏、愉悦、安定和安全感（经常没有安全感，特别住在棚户区，今中国有隔离性贫富“居区”。民工的暂住性缺失了与其它原住民等同法律保障，常被视为有“身份嫌疑”的对象），损坏了健康（对一个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已没有70年代时的体能）。急促的生存损坏了原可以安适些、从容些从事正常工作、文化研究的条件，发展精神经常成为一句空话。当然，目前中国至少有几千万人以至上亿人在这一条路上，我并不是其中情况最恶劣的。准确说民工（漂泊）是市场经济巨变后丧失了原有资源的群体。（与台湾三毛当年描绘的到远方去“流浪”完全是土壤不同的概念）。
每当看到北京车站浩如人海的民工潮队伍，心中泛起复杂的酸楚，他们背包摞袱，前途渺茫。我亲自饱历了这种后工业来临的人变为物的冷漠，缺少互相理解，社会关心（有冷漠麻木的电视观察花言巧语），没有确定的工作收入。春节后，明年，甚至下个月该干什么都毫无保证，没有医疗、劳动保障（实际的），失业费（实际的），他们只是人口统计里的一个小数点，用汗血和艰辛维系着城市这个机械庞物的运转，茫无目的卷向茫无目标前景的未来。（当然，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把他的描述成生机勃勃、能干健壮的，充满信心和未来的，随便，确切说民工属于类流民，或前移民，“漂泊”、“流浪”这么优美浪漫化的辞都是文人撰想的）。
90年代后我所离开的东北城市经济几度倾斜低迷，但它的深渊程度并未被彻底探测，特别是在沿海经济上升的泡沫遮蔽下。实际情况是与东欧捷克等国进入市场化类似，虽有国家力主调整，但市场经济的混乱和空子太多，少数暴富利益群体和经济犯罪分子强手迅速利用企业转轨淘空了国有资产，占据了大批资源，导致工人失业，工厂倒闭，他们迅速勾结成经济特权阶层，占据社会话语，给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困难。（当然可以有另种解释，把他们说成改革派，推到镁光灯和电视前，一笔抹刹他们“财产来源不明罪”，这都是基本常识）。
5、主要诗歌活动？
1979、1980年参与创办东北建国以来第一家民间诗刊《眼睛》。2001年参与创办《诗前沿》。2001年起作为自费自由撰稿形式的“大地访诗人”采访人，采访有东南、西南、南方、东北、西北、华北等地数十位以民间地域创作为主的诗人。是一次“社会、文化观察”。70年代早期开始写诗。个人作品有两本诗集、一本散文诗集、一本散文游记《北部边疆设游散记》，一本访录体《大地访诗人》，一本文评随笔集《京华遇诗人》等。
准确说，我的诗歌活动集中在1980年前后几年（民间自发沙龙形式），及90年代后期（重回一次民间）。中间是断续的创作阶段，经常没有心绪，缺乏能力，谋生惶惶。
我以为谈诗与写诗是一回事，诗歌活动是另一回事，90年代不太正常，把诗歌活动看得太重。当然我认为好的诗歌活动是有益且推动诗的。我们的生活从“文革”以来就造就各种文化“运动员”，像西方造就政客一样，多年来都没正常过。潜心读书、写作根本得不到重视。
6、对50年代出生人的看法、想法，50年代（人，时代）对你影响及印象？
我认为，50年代人漫长达半世纪，实践中有许多宝贵经验，并未被完全总结、认知。（知青作家只总结了一部分）。
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一代”感受深刻，亲切和留恋，不奇怪。但50年代出生的人可说是“特殊的一代”，即我认为他们的精神结构是经“特殊材料”制成，并经惨烈拆解、震荡、蚀销、改换，总体可称为“理想主义”一代人，其中少部分文化人（文化者）现今成为“残余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连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座桥梁，是新旧两种观念激烈展示的桥头堡，多数人付出了（在实际中）为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沉重代价。
对50年代的印象。我出生于50年代初，应说印象深刻的是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前期。当时的长春人不多，街道齐整，很干净（基本无污染），杨树（日据期植种的）高大挺直，绝大多数人心情舒畅（社会人际关系由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而和谐，有经济平等感），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很高，干劲很足，没有任何萎靡。家里的大人，邻居、老师，没有一个不是工作勤恳，态度真诚，身心内外透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对社会、他人）。举个例子，我小学五年级（1965年）班主任王力土老师，每天早晨5点半钟准时第一个到教室，为学生们生炉火，甚至抹净桌子，准备好早自习的一切，他热爱这个班，直至细微到每个学生的今天情绪、困难，每一个错别字，这个班级简直是他“永生的事业”般，一切能不和谐、进步吗？小至一个班，大至一个学校、工厂，其它团体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天下的主人翁，都把对整个国家、社会的爱化为每一滴热血，每一口呼吸。我对中国的爱就是从这样日常化中不知不觉产生的。这些都是少年的我经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今天的中国经济繁荣是数代人，包括每一个人，数十年劳动积累的，不是天上忽掉下来的）。
物质（现在看）比较低，但人们心无奢求，同班的干部子弟大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赵学义的儿子，小到车间主任的女儿，都和我们吃的、穿的基本一样，作风朴实、谦虚。“文革”前也有个别干部及子弟悄悄特殊化，但不多。50年代人的“理想主义”绝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路不拾遗”和可以“夜不闭户”都不是瞎扯，有些地方确已实现，我小时有时家里不闩门，我的同学也有。社会犯罪率极低（因为不需要去犯罪）学费每学年大约4-5块钱（无其它杂费，基本义务教育），职工医疗免费，学生、家属按50%免费（国家基本负责医疗），医疗费今回看低微，免费住房（房租极低，每月约几角钱）。至今，我最留恋的是那时的人际关系融洽、友爱、真诚，是我一生中此后再也未碰见到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之初还有一段，但人际关系远不如前）我为此永生纪念伟大的人类理想“乌托邦”，共产光耀闪耀过之初的一瞬。（此生不可复得）
追求平等，是欧洲19世纪人文主义思潮中主要的东西。50年代集中体现了经济平等，和绝大多数人的政治平权。
遗憾的是我及我的家庭当时不属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之列（而是之五的“地、富、反、坏、右”），此当另论。但我仍不想以偏颇之见出发。
年代之间也没有可比性。（能说20世纪“超越了”19世纪？！）。物质和精神更没有可比性，我以为，过分幻化、美化了五十年代肯定不妥，而任意涂抹、畸扭它更不妥。这是我所能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我不是搞政治的，说不清政治，是关注文化的，文化离日常生活更近）。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所以我以为50年代出生人的文化世界观中有一半，或三分之一“布尔什维克”一点都不奇怪，一切缘于生活、日常体验、实践。（不能简单划一“政治化”图解人群，政治的根基在经济里，而经济几乎是——全部或大部分生存。西方的观点有对的，也有更多的一知半解，他们缺乏“本体性”生活实践，不代表第一手中国资料）。世界是整合的，观念是多元的，应互相吸纳有益部分。特别应在历史中尊重每个人的亲身体历。
50年代人瞥见的第一眼“后工业”时代图像。东欧解体后，“经验教训”“欢迎来到完全的自由经济社会”！在那里，从前的寡头政治、僵化体制、计划经济武断消迹了，取代的是“联网通讯，腐败和非法特权统治的世界”（捷克作家克里玛）私人非法资金，贫富悬殊、失业、金钱文化、道德崩溃、物质奴役类在等着他们，取代官僚机构庞然大物的是新的经济暴力，和掌握这个暴力的新的经济特权群体。“富人有富人的真理，穷人有穷人的真理”（列宁的意思），还得重新在他们之间找到一条平衡法则才能协调生存。“后工业时代”只是一条游戏规则，不存在对错。现代主义仍是一条颠晃的道路（并无任何具体保证），重要的仍然是具体内容，而抽掉具体内容（如勤恳工作、诚实、劳动权力、道德、经济与政治的平等权力、遏止掠夺等），只不过完成了一场形式上的“游戏转换”。这个现代主义的大厦讫今为止仍然是倾斜的。
50年代人有三个宝贵的经历：（1）幼年共和国的上升“黄金期”；（2）人类史两大空前“实验”——“文革”、“知青下乡”；（3）一小部分“残余理想”者文化人又添加了一个“漂移城市”。
遭遇年龄歧视。是我在90年代生活、甚至从事文学中看见50年代人实际碰到的问题。我认为，人类永葆“青春精神”很对，但“出身歧视”，“种族歧视”，“年龄歧视”都是人类中卑劣的东西，特别是后者，也为现时西方一部分所鼓吹，文明的进化还远远不够。有时经常倒退。或一边前进一边倒退。
怀疑和批判精神是50年代一代人特有的，可珍贵的。我认为不要对他们，他们的经历图解化、概念化。（任何历史本体都是鲜活的，历史形成是深有生存和大地根据的。不要象那些笨拙的影视、小说一样）。我以为50年代人以前由于青少年期文化链遭破坏，讫今为止对40年代、30年代、20年代出生人学习不够，今天他们又应面向比他们学历好，更年轻的思想的60、70、80年代出生人学习。人类是一整体，互补性，融汇性，文化是一整体，在“代沟”中窜来窜去是一条死胡同。
知青歌曲中有两句歌辞箴言了知青其后数十年在劫的“天路历程”，一句是“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一句是“生活的辛酸你抛弃了我的理想”（<南京之歌>）。50年代人的集中“精神体现”是“知青精神”，它实际是20世纪中叶后东方文化精神的初次大迁徙。知青歌曲是：大地的诗。文化上说，50年代人“理想主义”中有一部分精髓（合理性），将溶解进民族文化精神现代再造的主体里，不能缺失。做为50年代人，我认为我对共和国负有一份至死不能推卸的社会责任。一切包括错误都有我一份。
我少年期憧憬的人类社会理想，要比今天碰见的好200倍！（除去个别想不出来的科技手段）这一点可能令后边青年大跌眼镜！……
任何年代出生的人，都会随社会变化而裂变为一个个利益不同的人群，50年代人也尤为如此（今天已不能简单地笼而统之地说什么50年代人群了）。
7、哪一个人，哪一本书，对你的性格、精神影响比较大（性格、灵魂）？
概括地说，主要是18、19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精神为代表的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注：有人一提俄苏文学，就认为是“共产”文学，说窄了，俄罗斯文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积累中，特别是联结东西方精神的文学积累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我学习文学，和写作的“根基”。历史原因是由于“文革”的切割，我在70-80年代补读的青年期作品多数为译文。具体影响较大的作家、诗人、哲学家等较多，见拙著回忆体<我的文学“入门卷”>中所列举“自学10年”中的诸人物名字。
2003.2.12
长春——北京
（原文曾刊于《独立•零点》11/9卷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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