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30年前的一次中国农村“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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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录：30年前的一次中国农村“田野调查”

　　　　　　作者:孙文涛 2005-09-04 15:14:38 来自:邮件来稿阅读指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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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不下乡我是终生不懂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所以在乡下三年多当知青浪费和荒芜了学业，从另一角度看是深有补偿的。　　自1969年毕业（初中），至今已历30余年，流光飞速。　　近日我念高中的孩子常向我询问农村的事物，（他以为既然当过知青，必知农村的一切，其实农村和农民的学问天高地厚，不终生在乡村还是一知半解）比如问：“萝卜在地里刚长出时是先长叶瓣还是一下就结个小萝卜？”“马除了喂草还喂些什么？”“农民日常吃的差吗？”“怎么干活？”什么叫“工分”等，我拉杂讲了一些，但他仍然懵懵懂懂。　　1969年夏天，我毕业于长春客车厂（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子弟中学，同年冬季下乡时年龄还不满18周岁。来到吉林省九台县三台公社。“九台”原为金时的“墩台”，为军事用，境内共有九座，故名。县城通达火车，车站很朴素，用现在眼光看有点陈旧，但彼时站前不是一下车就有一大堆“莫明身份”的人围上来拉生意，所有的车站都没有这些，如广告牌，站内餐饮娱乐更没有。　　站内外秩序很安静。下了车，站前停着数辆汽车。更多的是马车，车夫们在抽烟、喂马，可以去搭讪，看有没有可以顺路“捎脚”的汽车（“捎脚”是不收钱的，需送包烟，汽车站远一点，需走一大段路。站前卖的食品也简单，麻花、光头饼、“杠头”苹果、桔子瓣糖块……等，物品种类不繁杂但没有一样假货。　　30年前的农村也是春种秋收，与今日无异，不同的是实行“集体劳动”，财产实行“集体所有”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自然村），以上是大队（村）、公社（乡）。　　“土皇帝”是知青生产小队长起的普遍绰号，言其当时在村中实权之显赫，（凡分粮、钱、工分计算、盖房、结婚、直到知青抽调，无一逾越。）集体劳动的报酬是“工分制”，即一天一记录，年终按总分数“分红”，等于开“年支”。原因是东北的土地只能一年一熟，秋后打下粮食，卖进公社粮库，拿到支票，才能全年核算。劳动一天一般计10个工分，半成人按2/3，小半成人按1/3或1/2，妇女比男劳力挣的略少，一天约8个工分（因妇女活计较轻，如搓玉米、小田锄草、纺草绳等）我下乡第二年，扣除劳动力口粮款，年终挣到80元，已经很觉不少了。第三年拿到200多元。那一年收成好一些，还有我被选入队委会，可以拿最高工分。1元钱当年的币值相当于今日的比例，不太好估算，主要得看买什么物品，我个人估算一般以买日用品约相当于现在的20元-25元。　　知青下乡第一年，由国家统一供应每人年350斤成品粮，（区别于“毛粮”，脱过壳），所以每一年口粮充足，但许多人不会过日子造成浪费，导致第二年青黄不接“缺粮”）集体户缺粮其—原因是有的个别负领导责任的“户员”讨好村干部，损公肥私，把粮食偷偷借、赠当权者。　　我们下乡的村庄四面环山，村中有一汪清泉，水质很好，冬暖夏凉，所以回城后至今我一般从不买矿泉水，三年已喝足了，觉并不稀罕，另外我不相信泉水的汽能装走带回。夏天天热的时候，村民把蔬果放入一桶泉水中冰镇，吃起来非常痛快。　　知青到来之前，我们这个小村子竟没有一个刷牙，所以我们刚来时，每天早晨盥洗都有村民前来泉水边观看。后来三四年后我们临走之前，村里青年基本都学会刷牙了。　　虽历经了文革，可是这里村民没看过大字报。初时城乡均无电视，村里家上家墙有免费“喇叭”广播线，可使人了解本乡、县主要新闻，干部们用它宣传政策，公布近况等）下乡第二年搞“一打三反”，知青给贪污的队长写大字报，乡民震惊腐败，村干部惊慌，赶紧下台交权，村里连妇孺老人都来“参观”大字报。　　至我离村时，1974年初，村里已安装上了电线，可以点电灯了，我们亲自参加了帮助架设电线的劳动，翻山越岭，干得有劲。　　知青“集体户”给村里带来了文化，带来了卫生、医疗、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消息，促进了乡村的“新气象”，所以绝大多农村还是欢迎的。但也有不少地方不欢迎，原因是乡里原本人多地少，知青与村民“争”口粮、自留田。那时每户都按人有二三分（十分为一亩）“自留地”，可解决自家日常蔬菜，队里每年秋收分一次口粮，（人300多斤—500斤左右，按收成状况浮动）。到1970年较好，原因—是人口还不象后来那么多，二是村周遭的树林、草地（小块）、河水、溪水都还没有“污染”（注：1970年，基本或完全没有这个辞），三是“成规模”的养殖户还没有，因为须以参加集体大田劳作为主，副业只能是辅，所以初时村庄空气还好，没有后来膨胀的养殖弄得全村臭气熏天的情况。但事物各存利弊，环境干净，吃肉就少，杀鸡得来客，平时来了客也最多上集称上二斤干豆付，一斤韭菜，一小块猪肉，外加打瓶散装白酒。但来了“白吃”的乡、大队干部得例外，但也不过是猪肉炖粉条，打白面饼，弄盒好一点烟，贪吃的干部不上穷一点的人家中去，廉洁的干部则专拣困难户上门派饭，借以了解民情。公社也有饭馆，但几乎从未见过乡里真正干部去吃，去吃的是下边办事员之类，也不敢明目张胆。“吃”这一项浪费那时有，但远不如其后严重。也许只占今天的百分之五。　　那时管坏作风叫“不正之风”，如民谣“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烟卷一递，说话和气；筷子一拿，政策没啥”，后几年升级为“香烟不顶事儿，冒沫顶一阵，霎办大事儿，还得箱子和立”柜。1970年代木材紧俏，所以结婚用的家具是送礼上品。“走后门”之风悄悄盛行于文革后期，办一点小事都得有人写条子介绍。　　乡村厕所。这是我下乡三年，认为农村“改造落后”远未完成的东西。我曾在村中当一年积肥员，跟村民的猪圈、侧所打过交道，我觉得农村侧所需要改造，第一去其臭，第二去其黑（缺光线），第三去其狭（太小、窄），即使水洗设备暂时搞不来，通风、通光、宽敞些，深挖这些还都是要做好的，这里有个意识问题非常重要：一部分村民为国侧所无关紧要。猪圈里的卫生也同样，猪有一半多时间沤在尿水泥泞里，令人食肉怎不作呕？　　1970年代村里无赌搏的，乡里也极罕见，原因是经多年禁施；已近绝迹。可以玩扑克，但牌九、麻将这类赌具我在乡三年多是听人说过，从未复见谁手里有。无一人吸毒，无娼妓，性病也属天方夜谭，只令人想起想旧社会。附近镇其塔木有二个赌徒，被乡里抓到，听说游了街。全乡无一个游手好闲，或身份不明，犯罪的到我回城三年多只听说有一个因“迫害”（奸淫）女知青被判了几年。　　通信。乡邮员每周来二次左右，根据信件情况定。邮票4分一枚可邮抵全国。挂长途比较麻烦，要到乡分邮局通过接线直连接，有时等一二小时。1971年，乡里办“不法份子学习班”，把各队不听话，捣蛋的抓去，白天割草，晚上统一关在一个大屋子里，一天吃粮多少定量，派民兵持枪看守。属于滥用“法外之法”文革后期秩序渐恢复，乡里治安抓得很严，打仗斗欧，摸鸡偷鸭，奸淫男女，横霸乡里的几乎绝迹，如果听说有一个，乡民兵连长立即会派持枪民兵（那时民兵执法，类如今乡派出所。乡里也有派出所，好象只有一二个人，我们几乎从未见过）。好处是乡风单纯，坏处是“卡”得太死自由度少。有个别人执法有过“左”，但一般听不到有谁“贪脏枉法”，如果稍有暴露，他的职位也就丢了。　　今回顾，我以为知青、乡民是一个互为“教育”的实践，下乡前“四体不勤”我没有，因小时在城里家中孩子多，什么活都干，但“五谷不分”肯定有，谷子是小米，麦子是面，荞麦是黑面，大麦是马料，黄豆榨油，糜子脱了壳叫大黄米，稻子脱了壳是大米，“毛粮”要割下脱粒、晒干，“惊蛰鸦叫，雨水沾河边，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这些农谚是老农民的“口头禅”，每一个老农其实际经验（关于种籽、土壤、天候、田间管理，等）都不下于一个“农学教授”。东北天寒，春麦要什么时候播，土化一尺左右，早了种籽会发霉，晚了夏天抢不上“茬”，影响收成；中秋节前后割谷子，早二天还未熟透，晚二天谷粒会被风吹落；割完谷子割黄豆，割黄豆要出露水最好，免得炸裂豆芙，玉米、高梁不忙割，可以放到最后，熟透了最好。萝卜必须上到霜降后才能挖，早了没糖分，萝卜、白菜都不太怕霜，但霜重了白菜不行，而收割早了又影响收成。割芝麻学问最大，宁早勿晚，晚一天籽粒会从秸棵上统统落地。　　喂马的学问最大，“马无夜草不肥”，懒人不能当饲养员。马不是渴了就给水，饿了就给草，干完活的马身上出汗，特别是拉车、犁等，要忍一忍，拴在桩儿等汗消了半个小时，先饮水，后吃草。春种、秋收二季马的活计重，要在草料拌适当豆饼渣、最好喂煮熟的黄豆。但牛若在秋场院前吃饭黄豆，再喂水会胀死。三年中，我们学习了开犁、耕种、锄地、收割、锄草、挖矿、修渠、放牛马羊猪、采石、盖房、赶车、运肥、打场……等数十种农活。劳动会使人对土地产生一种热爱和自豪。在校时只念到初中，还未学习过“美学”，但我看秋野的五彩绚烂真是任河一幅画也没表达出来的，大自然确是人类一切文化的“第一老师”。　　宗教。“文革”及文革前的极“左”，极大破坏了荡尽了原本基础薄弱的乡村宗教，有人偷偷在山上立几块石，供香烛。我下乡时，县里正在抓“一贯道”（好象是道教的一支）听说把一个传播者给枪毙了。村中“跳大神”文革中已绝迹。依我看农村中宗教有一半迷信有一半安慰性。我那个村里已没有一个信什么教的了。　　“合作医疗”是当时正盛行乡中一件“新事物”，那时有个电影叫《春苗》是述一位乡村女中医，赤脚为乡民治病故事。比较提倡中医。“合作医疗”必需人人加入，每人队里负责交2-5元（年），享受大队一级免费医疗，（不含大病，住院），可看病、打针、取药，每次个人付5分-1角手续费。百分之七八十的病都是在“合作医疗”中看的，但手术，住院就要到县、镇去，自费的部分多。常用药一般是有二三十种，药价极低廉。约比今天低数十倍，和数百倍。没有任何一粒假药。不知为何其后多年“合作医疗”在乡村竟消失？　　当年农村与城里统一实行义务九年制教育，但是不少乡民家缺劳力，加上认为读了书也没有太大用，所以一般念完小学就算了。但全乡初中生并不少，学费不贵，主要还是买书本花一点钱。但当干部一般都要求受过教育的，他们有知识，有头脑，做事也比较科学，他们的文化受乡尊敬民新生但也有个别“大老粗”大队长，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可是实际经验丰富，有的从“土改”就一直在乡里任职，对地方情况很熟，而且有能力。不能一概而论。　　农村的公社（乡），经过解放后20余年的积累到我下乡，财富积累已很不错，乡里有汽车、拖拉机、有农机站，畜牧站，小型工厂，良种坊，电站，自修有松花江引水工程，改良种了水稻，乡里有中学，各大队均有小学，公路网运能至任何一乡（镇），有的大队也有汽车沙石公路，副业发展有果木的杏、樱桃、山楂、海棠，（有一些树是属于个人的果园），采矿、采石场，并试开煤矿，我就曾参与乡里试开采煤。采石场的劳动。县里矿也较多，除煤矿外，有膨润土矿，石灰矿，铁矿……等多个，九台因属半山区，故含矿不错。我走时乡里已试办养鱼池（我未亲见）。可以说，当年集体已相当富裕，只是个人家所属的财产只有房屋和较小农具，因为其它的多属“集体的”，为共有，包括每一匹马，牛等耕畜，包括种籽，农药等。　　知青并未给农村增加多少“直接“收入，如增产粮食等，原因是农村原本不缺劳动力；但对促进技术性，科学性的改良，却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引进良种，制作农用菌肥，农药，机械加工业等。知青在下乡前，特别是1969届知青，在学校中曾有1-2年进工厂“学工”，有人学会了车床、焊工、钳工等技术，在乡里企业派上了用场，有的被派到“合作医疗”当医护，有的学过电工技术在农村各乡“通电网”中发挥上作用，我们县的知青还有人从家中亲属里为乡中引进设备，购置医药和器械（当年医药品有的缺乏）。我也曾有幸为德惠县一个大队引进了简单制药的原料、技术。但总体说，知青由于缺乏“一技之长”的训练，因此大大影响了参与现代农业。1970年代乡村，已渐始向“产业化”转，但当时还没有这个辞儿，叫“发展乡镇企业”。我以为知青贡献总起来说改变了乡村文化、风习。　　第二松花江（指从松花湖至哈尔滨前的一段），当年污染还很小，只有流经吉林市一处有几家化工厂排水，但经过几百公里，到我下乡的农村一段已江水基本可食用，江中也有一点鱼，虽不多。春天时，饮马河一带野鸭子特别多，饮马河当年清澈，水清草野绿（现已严重污染）。乡野里春天鸟很多，有麦溜子、沙半鸡、蓝壳、黄豆瓣等，江边还有沙鸥、水鸟，由于劳动太累，没人去打（当时尚无禁猎鸟类说）。有一次去其塔木，我竟在山下看见一条小狐狸。另有一次，一只狼夜里闯入村中猪圈，惊醒了村中所有的狗。　　九台乡村的农民日常饭食简单，但做法、吃法也很科学，那里产一种白小米，冷眼看是一盆大米饭，松软且香。捞小米饭，剩下的米汤巧手的主妇绝不会扔掉，而是做成豆芽汤，再加点酱汤，没有肉就放几小块淹制的腊肉干。黄米有多种制法：蒸粘豆色、黄面烙饼、豆面卷……真令人馋。村妇最会烙葱花盐油饼，和端午节时蒸“黄面饺子”，下垫一层山上采摘的新绿榛叶，又清香又诱人！　　“白留田”虽很小一块，但深谙农业种植的乡民会弄出一园瓜果菜蔬，西红柿、芹菜、茄子、窝瓜、豆角……一样不缺。乡村日子不能与城市乱比，因为许多处并无可比性，如不用交房费、水费、采暖费一应俱杂，也基本无交通费，一辈子下来不知省去了多少。而特别是不用买菜一顶，真是令城市主妇望尘莫及。村里用火炕、火墙、火盆、地炉弄好了冬天也一样暖和。冬月杀猪可留下半条，腌成咸腊肉（置酱缸中，或埋入盐坛子），平时一吃下来就大半年。千万别小看这日常油盐酱醋节省，当过知青，我才确明此理。逢年节乡民和知青均去赶集，相当于一次城里人节假日“郊游”，不同的是花费低殊。　　1970年代经多年努力，城乡差距已有缩小，城乡物品流通基本差不太多，不少乡里老人去城里看过，说还是生活在乡里好，是实话。我认为要鼓励乡村青年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不应一有文化统距到城里去，农村只会衰落，而城市是会“膨胀”不堪重负。　　1970年代的乡村人际关系。今日回顾，我认为那时人际“淳朴”，究其原因最本质一条是人人经济基本“利益均等”，人际关系的根本是物质。“集体”中物质分配趋于公平，人际和谐，反之亦然。离开了这一点解决人际关系是“缘木求鱼”。另一点是“劳动组织”，（即“生产关系”）组织得好则人际关系好，反之亦然。　　有一年我当土地丈量员，我发现，如果土地切割成小块，极不利于使用农业机械，会使农业机械化滞后。种植，收割的机械都适用于1公倾以上的土地，而笨重的传统、手工农具则适应小块土地。使用大型农机，如大型深耕拖拉机等，（70年代拖拉机已极多和普通）还可减少使用化学性农药，化肥等，减少对人体伤害。但传统农民眼光比较独窄，他数千年辛苦笨重单人劳作，喜欢“私有”，（比工人更喜欢）所以在集体里也有不少人在瞎混。我的观察，集体生产、私人生产都各有弊病。　　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中期我又断续回过几次农村，那时流行顺口溜是：“一等人，是支书，青堂瓦舍五间屋；二等人，是队长，喝了这场有那场；三等人，会计员，兜里不断零花钱；四等人，保管员，队里有啥他有啥；五等人，屯大爷，溜溜达达搞破鞋；六等人，车老板，卖了马料下酒馆；七等人，豆腐官，吃浆喝脑抽豆腐边……十等人，老社员，辛辛苦苦又一年”。其实回看什么“体制”久之都会产生“分化”，变质，人与人“互相倾轧”不可遏止。1950、1960年代的“集体梦”渐破灭。乡村中的“实力”派上升，从“政治的”权力转而“经济的”占掠占有，已显萌芽。　　1971年冬天修过一冬“大寨田”，发现任何好的东西，随便无限“推广”既变成坏事。大寨地处太行山苦寒高陵深谷地，当然修梯田对，但东北平原多而绝大多数山区是低地丘陵，修“梯田”会了原本尚肥沃的土壤，这一点干部。群众人人知晓，但不敢抗命。农村当年另一弊事是要村中做事给“上边”看，如假“科学试马介田”只能唬城里人，村干部给乡里看，乡里给县看，县给省里看，劳民伤财，民怨不已，但谁也没办法。　　当知青，实际是一次“社会调查”，“同吃，同住，同劳动”（当年要求干部下乡的“三同”）我们是彻底实践了。由此我深明了中国农村的广大，情况的千差万别，就是一个县，乡也存在多种不同情形，深刻认识到农村的落后不是二三十年，甚至三五十年就轻易改变的，这里有资源的问题，人口的问题，文化的教育的问题等，甚至还有“气候”的制约。市民的命根子是工作，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改变，减少，移动一寸一亩都要万万小心。公正，非常重要，尽管“公正”会被一次次破坏，但必须维护。原因是众多的人口的农民本身构成一个浩大的“公共化社会”。　　1973年底，22岁的年轻的我背着简单的旅行袋回到城市。看起来我与城市其他青年无异，但我已如同一名老兵，经历了一次农村“人间”的风雨和残酷返回。我已用青春的“荒芜代价”交完了一次学费：毕业于1970年代初的“中国农业大学”。　　　　　　　　　　　　　　　　　　　　　　　　　　　　2004年1月7日长春附：知青专用名辞注释　　集体户：由各省城、中等城市、县等下乡知青结成的组织，一般由在校时同届（或同班）同学组成，男女均半，插入农村的村、屯，安家落户，自行组织日常吃、住、内部自行选举户长（或任命）管理，在生产队统一生产劳动。　　兵团：一般指京、津、沪等几个大型城市知青，到北方（以东北，内蒙为多）边疆、农场、牧区，组成较大劳动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以师、团、营、连为编制，不受地方行政管辖，由兵团统一安排吃、住、劳动等。兵团的下乡龄历时较长，一般5-8年左右，最长10年左右。　　“五七连”：指由插队干部选拔组成，专司知青、插队干部事物的组织，设在公社一级，可协调地方处理知青日常事物，后来县、市一级亦设有“五七办”类机构。此机构当年做了许多工作。　　“知青办”：县、乡级革委会（当时一级地方政权）设立，代表政府行管知青档案、人事等事项部门，到了市一级常与“五七连”合署。后来省、市二级均没有此类机构。　　“第26号文件”：这份“中央文件”对知青的权益保障非常重要。知青自1968年始大批下乡，部分极少的乡里坏干部利用手中职权，挪用、贪污知青国拨“安置费”甚至发展到逼迫奸淫女知青，且有蔓延之势。此“文件”下达后，一批遭“迫害”女知青回城，犯罪者受判刑及追查，此后知青的“法权”在农村得以明确。可视为当年“知青法”。　　“招工、病调、困调”：招工在1971年始，部分城市企业前往抽调一些知青当工人，“招工”竞争激烈，“走后门”之风由此盛行。“病调”：指下乡两年以上，患有疾病，经县、乡两级审批后，可调转回城待业的知青。困调：指家庭独生子女，父母有病弱无照顾的知青。可经上述手续回城。以上二种非“招工”指标手续繁杂，百费周折，所以病、困回城的人非常少。　　“扎根落户”：最后只约占知青总数的百分之几。多数为与当地乡民、干部等结婚大龄女知青，她们中的多数至今尚乡村，已成为农民一员。　　“投支、回乡知青”：投亲：指未随兵团、集体户下乡。而是自愿投奔农村亲属（地域不限）的知青。回乡知青：指家乡原在乡里（户口），而本人在市、县读书的知青，这一部分人后来相当多长期留在家乡务农。投亲、回乡知青法定意义享与知青等同待遇。但由于他们离开了“集体”，这一部分人情况其后未得明确昭显。　　“知青歌曲”：为建国后群众自发产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歌曲。知青歌曲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精神、呼唤和追索。其来源①由知青（老三届）自创词、曲的少数，如<南京之歌><重庆之歌>等在内蒙、东北兵团、知青广泛流传的；②由古曲、历史歌曲、西北民歌等改编的，或原谱词的。③1940、1950年代流行二战中苏联歌曲，中外，民歌，电影（中外）插曲改编的④直接由知青下乡所在地原民众中流传的旧民歌、俚曲等改编的。知青歌曲是知青作为一代探索知识分子的精神凝聚点。知青歌曲曾被当年极“左”查禁。　　“手抄本”：“文革”忌讳横生，可读书很少，有一些新创作小说以“手抄”形式流传，但极少，并多为一般的文学创作。曾被严禁及查抄。文学、思想上的价值远不可与“知青歌曲”相比。　　“出身问题”：出身问题是不独知青才有的问题，指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阶级出身的子女，他们的参军、招工、入团、入党、提升等一切政治待遇均须经严格审查，实际形成了一个“二等公民”阶层。　　“出身不好”的知青造成长期难以返城，精神上有极大痛苦。出身问题牵涉人数之多（全国有几千万）时间之长（延到1976年后）都是旷史罕有的。“出身论”的实质是以“极端革命”面目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群的新压迫，是与“种姓制度”“种族隔离”歧视相类似的东西（但有区别）。它的“余毒”并被勿勿行进的历史掩盖。文革中、及文革前许多人因此歧视被逼疯、自杀，文革初期思想先驱遇罗克因质疑“出身论”遭判死刑。　　“出身”问题后来不了了之，但从未进行过“历史检讨”。也极少有人真正进行适当“历史研讨”，为一怪事。　　知青“财产”：知青只有一件共同固定财产：住房。“集体户”遍布几乎全国所有县、乡（最多有的一个乡有十几个），每户均由原国家拨款“安置费”所建，此项款总额巨大，每栋房造价按当时币值亦不低，故知青建房存有相当数量当地干部贪挪现象，但因当时农村贪污腐化现象并不严重占总数量情况并不太大。知青走后这批住房无偿留给当地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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